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双碳"目标为中国法治建构带来变革契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需借助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法治保障.尽管国家在实现"双碳"目标的顶层设计中明确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的作用,但是现行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尚未建立内蕴"双碳"目标的回应性机制体系.面向"双碳"的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在规划编制、用途转用、生态修复、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系列问题."双碳"目标下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的本质是对诸多生态要素实施整体管制和类型管控,故而应以"系统治理和分区分类"为管制范式,重点完善融合"双碳"目标的生态空间规划、基于碳约束机制健全生态空间用途转用许可、基于碳汇完善生态空间修复和基于碳风险监测构建生态空间监测评估机制.
"V起来"句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早期研究多是探讨"起来"的语义属性,近年来,"V起来"句的结构性质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V起来"句是中动句,另一种观点认为"V起来"句是话题句.在比较不表可能的"得"字动补结构后认为,"V起来"句不是所谓的中动句,而是动补结构作为谓项的话题句.虽有研究指出"V起来"结构的述补/动补性质,但"起来"的评价功能以及"V起来"的可删除性质未引起足够的注意."V起来"句中"V起来"是否可删除,关键在于句首主体名词与形容词补语之间内在语义关联的可能性,可能性越大,"V起来"删除后的可接受程度越高;关联的可能性越小,则通过"起来"的评价功能实现完句.
厘清供应链韧性对企业创新链的影响机制是促进企业供应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基础,也是实现"双链"融合的有力抓手.通过构建基于供应商可靠性、客户企业应对准备以及供应关系依赖的三维测度框架,以 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非负矩阵分解和堆叠回归分析了供应链韧性对企业创新链的影响,同时讨论了供应商研发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对客户企业的知识资源获取产生抑制作用,客户企业应对冲击准备对知识资源获取和知识转化有积极作用,说明目前我国企业可能存在潜在的创新资源获取路径依赖,但表现出供应链风险倒逼创新的特征.进一步研究显示,供应商研发投入对客户企业应对冲击准备和知识资源获取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供应关系依赖通过供应商研发投入对客户企业知识转化产生负向影响,表明客户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搭便车"现象.研究结论为提出实现我国企业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政策部署提供了依据.
数据资产以数据的法律定位为前提,满足宏观及微观经济核算的实质要求,从而具备成为担保财产之可能.但数据资产担保难以为当前担保制度所涵盖,数据资产在内容范围、存在形式、流通及价值实现上具有特殊性,无法以转移现实控制或简单登记圆满实现担保的权利变动,并应在担保设立后以担保人及第三方企业的继续利用为原则.基于以上前提构建数据资产担保的具体规则:主体方面,企业与自然人均可为担保权人,但自然人不可为担保人,事业单位不可为担保权人但可慎重为担保人,机关法人既不可为担保权人也不可为担保人;客体方面,能够追溯匿名化路径与数据内容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能成为数据资产担保之客体;担保设立前应由数据交易所为数据资产提供价值评估报告,数据资产担保以在数据交易所登记平台登记时设立,以权利与动产担保统一登记平台扩大登记公示范围,此"双重登记"中前者为"繁",登记内容包括文字描述与代码描述,后者为"简",仅以文字描述基本信息.
罗尔斯提出的"正义两原则"是当代最为重要的分配理论.该理论把一个资源恒定增长的社会当作其理论预设,却没有意识到局部、潜在以及阶段性的社会危机是如今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没能看到"正义两原则"及其各种变种分配正义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的争议.罗尔斯式分配理论与社会危机状态的不适切并非偶然:社会危机状态伴随着资源或资源预期的减少,不存在发展社会模型下以时间维度的发展换取空间维度的平等的可能性.社会危机状态超出了"正义两原则"得以成立的基本逻辑前提,自然无法必然地类推适用"正义两原则",强行适用则甚至可能会在现实中造成巨大不公.更大的问题在于,建构主义分配理论必然要以某种方式简化复杂社会,才可能找到建构主义的起点——关于政治正义的普遍共识,但这必然会现实地或潜在地与复杂社会冲突,而且简化本身就已然丧失了客观立场.所以,仅凭罗尔斯的思路不能建立自足的分配理论,更适切的分配理论必须要基于后果论对现实共同生活展开诠释.
行业特色高校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以更为科学的转型发展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时代命题.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对高等教育分类评价提出了新要求,为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也带来新契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然包含着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而新发展理念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如何明确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评价内涵及构建支持特色发展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已成为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评价以政府、行业特色高校和行业三方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作为重要基础,聚焦行业特色高校如何自主培养高质量、专业化的行业专门人才,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标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阐述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实践,兼顾行业特色高校生存共性与发展特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行业特色高校高质量发展评价的理论构想——包括5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16个具体的三级指标,以期为高校分类评价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建构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践相统一的整体性的高校评价研究体系,更好助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立足酒店行业,聚焦员工绿色行为中"对他人有利却需自身付出成本"的逻辑矛盾特征,探讨消极领导风格——自利型领导是否以及如何阻碍了员工实施绿色行为.引入员工的环境责任感和自利动机作为平行中介,探讨员工"利他"和"利己"两极分化特征在以上关系研究中的影响机制,并且关注组织伦理氛围的条件作用.借鉴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构建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对我国酒店企业 107个团队及其 369个员工的有效配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员工的环境责任感、自利动机在自利型领导和员工绿色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伦理氛围对自利型领导与员工的环境责任感(自利动机)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也通过员工的环境责任感(自利动机)对自利型领导与员工绿色行为的间接影响起负向调节作用.结论为酒店管理者促进员工的绿色行为决策提供实践启示,即培养酒店员工的环境责任感,降低其自利动机,营造符合酒店绿色规范的伦理氛围,抑制领导者在组织中的自利型领导风格,是提高员工绿色行为的关键.
"五社联动"是打造中国特色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创新要求,也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力源泉.然而,在"五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联动治理效能低下、联动主体责任弱化等问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五社联动"的经验性总结,缺少对相关现实问题的深入探讨与模式研究.基于共生理论,"五社联动"可以从共生环境、共生单元、共生界面与共生关系四个方面可以有效提升联动治理效能,并实现社区治理模式转型.通过对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街道社区典型案例的研究,发现"项目化共生"治理机制成为实现社区"五社联动"关键所在,以服务项目为中心,以合法性构建为核心的共生环境营造、以试错驱动性为共识的单元共治、以微项目治理为纽带的界面共享以及以互惠共生为导向的关系共创是"项目化共生"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因此,要进一步夯实共生基础、激活共生内源、疏通共生媒介和巩固社会根基,从共生目标、共生过程、共生结果方面优化社区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五社联动"的合力之效.
高校科技产出是"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而科技产出的管理和激励需要依靠科学的评价机制.构建高校科技产出绩效测评指标体系,采用费歇尔函数方法测度中国高校科研绩效水平,进一步采用回归模型研究高校科研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1-2020年全国高校科技产出经济绩效和学术绩效水平不断提高,其中,科技产出的学术绩效和经济绩效分别平均每年增长6.89%和9.45%;高校R&D经费占教育GDP的比率、高校科技人才贡献拉动率和高校在校生规模扩张率是高校科技产出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高校科技人才贡献拉动率、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与高校科技产出学术绩效显著正相关,高校R&D经费占教育GDP的比率、国外三大检索工具收录率与高校在校生规模扩张率的增加能够正向提升高校科技产出经济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加大高校科技研发投入力度,重视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优化高校科研队伍结构,发挥高级职称教师科研优势;改进科研评价导向,突出标志性成果评价.
人类学是跨越并整合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门显学,它发端于古希腊人本主义探讨和理论,于19世纪形成其研究人类由来和人类文明生成及发展的不同学术流派.人类学在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卓越的贡献.当代西方人类学经历了嬗变和发展,创出了很多分支,如今它几乎对各种学科都有涉猎和介入,形成了枝繁叶茂的景象.虽然当代人类学的发展衍生繁复,但却偏向技术性支离和漫漶,渐离其原始人学研究的初衷而走向烦琐和窄化.这种趋势弱化了人类学作为综合统一学科全方位研究人及人类文明的力量.因此,溯源人类学的原始理论及它的形成及发展史,回归其研究人学的初心并利用其理论整合优势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历程,对我们了解人类学这一学科本身的发展,理解和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批判地思考引进西方文史哲理论,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以大数据和智能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新型数字生命政治.基于生命活动的数据化和数字生命场域之数字平台的建立,数字生命政治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的实践面向:一是数字劳动面向,受众注意力和在线意识的抽象;二是数字行为面向,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数据化;三是数字生活面向,智能化凝视与精准化预测;四是数字云帝国面向,数字殖民的全球化.当前,数字生命政治实践的消极性逐步显现,对此需要对其进行理性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积极的数字生命政治实践,通过厘清数字生命政治何以导致自由时空消融、数字行动脆弱性、新型数字鸿沟加剧、数字霸权建立以及主体性遮蔽,探究并改善数字生命政治范式转型的路径.
The cultivation of the data element market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data element market， identify relevant 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required for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stablish a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mbed proper legal modul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guarante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data element marke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current data element market faces the real dilemma of unclear institutional rules， unsound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immature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It should guarantee the right of market body to obtain and utilize data elements equally， establish a mature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market system， and provide effective data security guarantee and order supervision. It should clarify the nature of data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principle of attribu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data trad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mediaries， improve the rules and systems related to data pricing and data trading， maintain the order of competition in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of data circulation and utilization， improve the data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build a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use appropriate legal modulation mean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rule of law guarantee for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element market.
零售商可以推出自有品牌进入市场,对于制造商而言创新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的供应链中建立博弈模型,分析纵向企业间产品竞争与制造商创新决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引入自有品牌产品后零售商的市场总需求不受制造商创新决策的影响.当且仅当制造商具有成本优势时,创新投入才会随着自有品牌产品的引入而增加,其利润水平也会随之增加,因此供应链中存在Pareto改进区间.此外,当零售商品牌产品质量水平提升时,具有成本优势的创新制造商利润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最后,当制造商生产成本具有较大优势或者劣势时,零售商引入自有品牌可以大幅改善自身利润.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网络协商民主在现实中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主要得益于网络技术与协商民主在理念层面、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实现了有效的统一.网络协商民主兴起和不断发展使其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彰显共同体价值层面获得显著的治理优势,这种治理优势既源于网络技术与协商民主的深层耦合,也源于网络协商民主在公共决策中的实践嵌入.但理想终究不是现实,网络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依然受到了诸如制度建设滞后、协商中的非理性化、信息技术运行中的算法偏见、数字不平等等诸因素制约.要更好地破解网络协商面临的系列制约,既需要在制度层面加以解决,也需要在协商主体层面有所突破,同时还需要在实践层面强化监督和创新.由此,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协商民主健康良性发展.
多个大股东可以限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但大股东之间的协调成本,可能使监督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力度和效率下降,导致费用粘性增加.基于此,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会增加企业的费用粘性;除控股股东外,其他大股东数量越多、持股比例越多,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越强.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内生性,以及变换年份和大股东衡量标准后,结论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是通过代理成本这一中介实现的,其对费用粘性的增加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研究补充了多个大股东对管理者成本管理行为的负面影响,为全面理解多个大股东这一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数据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之一,是重要的社会生产要素.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对商业数据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回应,学界对此也存在争议,企业的数据财产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商业数据与知识产权客体具有极其类似的特点,可以知识产权的权利演进历程为参照,以洛克财产权劳动学说和宪法财产权理论为基础,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数据财产权具有正当性.在具体的法律定位上,应当将数据财产权归入无形财产权体系中,其权利主体应为对海量商业数据进行分析、整理的企业,权利客体应为具有合法性、公开性、价值性的商业数据,权利内容包括控制、利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同时应当根据商业数据控制者所属领域的不同,在1至5年内规定不同的权利存续期限.最后,应当建立数据财产权单行法律,并实现其与公共利益、人格权及其他权益的制度衔接.
中秋节吃月饼习俗的起源是一个事关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厘清这一问题应围绕我国悠久的饼食历史和饼食文化,以及富有传统的祭月、拜月和赏月习俗进行探讨和考证.现存文献史料表明:中秋节吃月饼这一文化传统是由两种文化习俗交汇而成,其一是始于先秦、至晚唐渐趋兴盛的祭月、玩月和赏月习俗;其二是融入了饼食文化习俗."饼"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家常面食,在古代是面食的统称,及至南宋出现"月饼"这一称谓,但最初并非中秋节俗食物,是否寓意团圆也无从考证.直至明代始有明确记载月饼寓意团圆之义的文献,在明代文人笔下有:"八月十五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至此,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才有了完整的文化意义.所以,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是一个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文化现象,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之中.关于中秋节吃月饼习俗起源于"八月十五杀鞑子"与新罗"八月十五之节"的说法,现有文献均不能支撑.
近年来,真实型领导因能够激发员工自我意识、实现自我成长而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关注.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探讨团队真实型领导如何通过下属自我反思影响其创造力,并分析权力距离的调节效应.基于98个团队477名员工的嵌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真实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真实型领导正向影响下属的积极自我反思,负向影响下属的消极自我反思;积极自我反思和消极自我反思在真实型领导与下属创造力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权力距离正向调节真实型领导与下属积极自我反思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真实型领导通过积极自我反思影响创造力的中介作用.从自我反思的视角探索真实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为如何激发员工创造力提供进一步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