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主要观点的启发，以“榨取型制度”作为关键词对殖民地时期拉美主要经济制度（土地、劳工以及贸易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做基本梳理，并遵循道格拉斯·C. 诺斯有关制度构成以及演化的基本思路，从制度框架视角横向比较不同经济制度的形成根源、发展变化以及对当今拉美的影响，以期探寻拉美经济落后的本质原因，并试图提出建议。
2022年选举是巴西最分裂的一次选举，而卢拉的胜选意味着巴西内政外交将面临大幅调整。文章认为，尽管卢拉将延续21世纪初执政时期的国际观和战略思维，但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新变化使巴西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巴西在全球经济中面临“边缘化”风险，拉美的“去一体化”趋势有所上升，全球治理危机对巴西多边外交构成限制；另一方面，在大国博弈的局面下，巴西等新兴大国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上升。鉴于此，巴西国际战略调整将更强调大国身份塑造和地区代表性提升。在全球层面，大国外交、南南合作和全球治理参与将是三大核心内容，尤其在与各大国关系中，巴西将更强调对等性和互惠性。在地区层面，优先目标则聚焦在强化南美洲身份认同、主导地区治理、对冲美国“门罗主义”及提升自身的地区代表性。总体来看，巴西国际战略调整对中国外交构成相对利好。为推进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文章提出了四点方向性的政策建议，其中，尤其应更加重视巴西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核心利益。
债务问题已成为制约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本文基于"历史—结构"分析框架,以近50多年来新兴经济体经历的债务浪潮为背景,阐述拉美地区债务的积累与风险、危机与处理的特征事实,探讨债务问题的历史根源,进而研究债务风险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拉美债务危机是该地区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导致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其不仅源自拉美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构性缺陷,而且深受复杂而不利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当前为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拉美国家财政支出持续扩张加剧债务上涨压力,同时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可能引发拉美国家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互相依赖.鉴于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注重健全债务管理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债务治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本文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框架:从发展融资理念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强调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从参与者范围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全面性,强调解决机制应包括所有债权人共同参与;最后从债务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强调了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多种债务处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案.
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召开.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成员国中唯一的拉美国家和该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美国"后院"的古巴举办这样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意义重大.会议的举办恰逢全球反帝反殖运动处于高潮之时,并且会议首次倡议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从亚非扩展到亚非拉,形成联结三大洲的革命协调和政治动员.此次会议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呼吁第三世界形成一套共同的反殖反霸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集团进行暴力抗争.会议之后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加上其官方媒介《三大洲》杂志的全球传播,引发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又一个高潮,为第三世界团结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反殖反霸事业.由此掀起的三大洲运动可以视作"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滥觞之一,它对资本主义强权的全球性掠夺等问题的批判影响了后来一系列的进步思想,所留下的宝贵反殖反霸遗产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警察是刑事侦查的主要执行者,刑事侦查是行政性质而非刑事性质的刑事诉讼诉前程序.巴西刑事侦查的启动须符合法定的四个条件之一,同时侦查权有较为宽广的裁量权.但是刑事侦查的终结须接受司法控制,由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审查同意,再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请求并得到法官的批准,侦查权受到检察权的严格制衡,而检察权又受到司法权的控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权对侦查权实行着强力的制衡,对侦查机关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刚性"外部监督,但须恪守严格的界限.法院则通过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特定事项行使监督权的方式,直接对检察权、间接对侦查权实行强力的制衡,不过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在理论上遭到质疑.巴西警、检、法关系之间,检警是指导关系,法检是单方向监督与制衡关系,警法则是间接的单方向监督与制衡关系.巴西对设立保障法官已经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在立法上尝试交付表决,未来将围绕对司法权的规范发展.
欧债危机的缘起、治理和影响是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一.从其特征来看,欧债危机是一种复合型危机,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并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危机.从其内涵来看,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还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凝聚力.从治理结构来看,欧盟通过政府间结构和超国家结构的调整,保证欧盟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从治理进程来看,欧盟通过危机管理和深化改革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乃至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从其影响来看,欧债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考欧洲一体化及区域治理的特别场域,进一步审视了货币一体化但尚未财政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货币联盟的治理结构和进程.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缺陷和脆弱性,为欧盟内部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欧债危机治理丰富了债务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新兴市场负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初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个大现象,构成了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分别发生过以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为主体的债务危机,对两个国家群体的权势地位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当前的新一轮债务危机是第三次大的债务危机周期,以中等收入国家为主要对象,并被认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轮债务危机中,无论是作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中国已经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了准确理解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国际力量对比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力量崛起的角度重新界定了 32个新兴市场国家("E32").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显示,最近两年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负债率已超过60％,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说这个阈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很大程度上,近两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的下降源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而提高负债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却有利于应对疫情冲击.21世纪初以来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其未来的增长态势也略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界定的新兴市场国家.
军人干政是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地区建立的军人政权中,巴拿马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国军人统治持续时间长,且无法在国内力量的推动下自主实现民主化转型,表现出较强的政权韧性.对于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因何产生,既有研究多从威权韧性的执政能力视角加以解释,即强调威权统治者对社会的整合能力.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巴拿马军人统治的整合能力不足、无法为自身政权建立起强大社会基础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重新审视了巴拿马军人领袖维持政权的策略与手段,认为整合能力的不足促使军人领袖在干政的不同时期持续采用分化策略替代整合策略.本文认为,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军人领袖不断分化社会的能力,致使国内社会力量长期难以形成合力来推翻既有政权.在军人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分化社会的策略主要表现为与多个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建立庇护关系,从而使被庇护者不反感军人掌权,甚至愿意出面维护军人统治.在军人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则利用制度设计、转移庇护职能和舆论宣传三种不同方式,进一步阻碍反对军人统治的力量聚合,为政权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2003-2010年期间,在国内良好经济局面、追求大国地位和维护外交自主性三个因素的支撑下,巴西卢拉政府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不但改善了出口严重依赖美欧市场的被动局面,还极大地提升了巴西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和影响力.被往届巴西政府长期忽视的中东地区,凭借其重要的国际战略地位和庞大的发展中国家规模,为卢拉政府实现其外交理念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历经大胆接触、密集互动、积极斡旋三个阶段,卢拉政府立足经贸合作,充分利用巴西与中东国家的人文纽带,放眼政治合作和大国地位提升,极大地推动了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卢拉实现了巴西元首对中东地区的百年首访,积极推进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利用与阿拉伯国家深厚的人文纽带参与调节巴以冲突、积极斡旋伊核问题,不但为巴西与中东国家不断深化的经贸交往提供了政治保障,还大大提升了巴西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2023年新年伊始,新一届卢拉政府有望抓住中东国家外交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加速促进后疫情时代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来临.
2022年选举是巴西最分裂的一次选举,而卢拉的胜选意味着巴西内政外交将面临大幅调整.文章认为,尽管卢拉将延续21世纪初执政时期的国际观和战略思维,但是国际战略环境的新变化使巴西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巴西在全球经济中面临"边缘化"风险,拉美的"去一体化"趋势有所上升,全球治理危机对巴西多边外交构成限制;另一方面,在大国博弈的局面下,巴西等新兴大国的战略重要性明显上升.鉴于此,巴西国际战略调整将更强调大国身份塑造和地区代表性提升.在全球层面,大国外交、南南合作和全球治理参与将是三大核心内容,尤其在与各大国关系中,巴西将更强调对等性和互惠性.在地区层面,优先目标则聚焦在强化南美洲身份认同、主导地区治理、对冲美国"门罗主义"及提升自身的地区代表性.总体来看,巴西国际战略调整对中国外交构成相对利好.为推进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文章提出了四点方向性的政策建议,其中,尤其应更加重视巴西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核心利益.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与欧盟这两个关键的国际行为体围绕不同类型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亚马孙地区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欧围绕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博弈促使双方竞相在亚马孙问题上表态和介入.这使巴西对亚马孙地区的治理面临巨大的外部压力,迫使巴西的亚马孙政策从对抗外界干预、维护亚马孙自主权转向主动作为和积极开展多边合作,以增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合法性和灵活性.通过政策调整,巴西既维护了 自主,又在国际社会得到一定范围的理解和支持,极大地提升了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影响力,成为亚马孙地区治理的主导国和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美欧未来围绕气候领导权的博弈将长期存在,巴西也将持续面对美欧双方的共同施压.卢拉再次就任总统后,将联合气候立场相近国家,尤其是团结雨林国家,通过开展更积极的多边合作应对美欧的压力.从这一维度看,中巴双方在热带雨林保护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
即将迎来200周年的"门罗主义"至今仍被视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基石,这不仅反映了美国对拉美战略目标的稳定性,也反映了门罗主义的灵活性.门罗主义在伴随美国霸权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在服务于美国霸权目标的同时,门罗主义也成为美国在拉美进行领土扩张、干涉和控制拉美、排斥域外大国以及实现美国全球扩张的工具.基于门罗主义的美国对拉战略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而调整.在美国霸权主导的时代,美国缺乏对拉美的长期战略,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呈现"忽视—应激反应"的周期性循环.在后霸权时期,美国对拉战略目标和战略框架没有太大变化,但美国对拉美战略呈收缩之势,美国主要两党的对拉战略差异扩大.从门罗主义的视角出发,探讨美国霸权在崛起、确立及衰落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作为西半球最大的域外影响因素如何规避美国遏制风险,对中国而言具有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2022年巴西大选结束后,卢拉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极右翼时任总统博索纳罗,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就任.卢拉、博索纳罗两人的支持者在身份和地域分布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巴西政治的深度分裂.卢拉胜选一方面是由于劳工党在组织建设、竞选纲领和意识形态取向上尽可能照顾到各方利益,设计了较为完善的竞选策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的表现一再令选民失望,使选民不禁怀念卢拉执政的"黄金年代".但卢拉就职后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右翼力量在国会中进一步增强,经济、民生、环境等领域的治理问题积重难返,博索纳罗的政治遗产仍会发挥作用,这些都对卢拉执政形成掣肘,开启新的治理模式并非易事.多重挑战使卢拉在内政方面的调整空间受限,未来其施政重点将放在外交领域,改善巴中关系,调整与欧美国家关系,促进地区一体化,在国际舞台上塑造巴西的大国形象.本文从巴西内政外交的视角,结合劳工党团队的竞选策略和上届政府的执政表现,分析卢拉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原因及其影响,并对其施政前景进行展望.
对每个大国来说,周边地区在其国际战略布局中都具有特殊重要性.大国普遍投入较大资源来经营周边,但其周边战略呈现不同模式,其周边战略的效果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对大国周边战略进行比较分析时,面临备选案例数量有限,大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周边环境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周边战略实施时间长短不同等方面的制约.为增强大国周边战略案例的可比性,从较少的案例中获得较多启发,本文选取三个案例,分别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周边战略、20世纪以来美国的周边战略,以及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战略,从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格局、大国处理周边关系时对强制手段的使用、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大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四个维度进行分析.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周边战略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周边战略模式,分别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产生不同的战略效果.对大国周边战略的对比分析,有助于为中国周边战略提供借鉴.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
世界社会论坛自成立以来,以"另一种全球化"的姿态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展开抗争,成长为改变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也为开放空间理念提供了生动注脚.在开放空间的构想下,世界社会论坛以改变(替代)全球化为主题、以左翼民主人士为主力、以自下而上抗争为方式、以多元包容政治文化为特色、以现代通信技术为手段,成为全球民主运动的标杆.然而也正是由于其开放空间理念及实践,世界社会论坛陷入"开放"的广度之争、"空间"的结构之辨以及"替代"的行动之惑等多重拷问之中.即便如此,在全球变局中世界社会论坛坚持的"另一种全球化""另一个世界"依然代表了一种广泛共识与新的可能.当前,全球化逆风劲吹,多重危机交织叠加,民粹主义兴风作浪,检讨20年来世界社会论坛的得失成败自有一番意义和价值.
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身份构建、国际机制功能等学理逻辑,旨在厘清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核心动机.根据建构主义强调的本体认知到"他者"反馈的身份构建路径,文章对巴西的国家身份和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分别从自我认知及国际社会反馈两个视角进行了解析.相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金砖国家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而且对巴西拓宽国际议程、提升国际影响力认可度都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来巴西外交导向"右转"明显,但基本延续了前几届政府的金砖合作政策,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印证,金砖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是巴西参与该机制的最核心动机.
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使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大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在于它主要基于西方普世性概念,将整个世界视为单一的同质实体,否认不同的价值和治理体系的存在.世界遭遇西方普世化,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落后,因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满足西方提出的要求而无法获得发展资金.通过单一维度实现世界普世化的做法是殖民的产物,并且仍然作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破坏了多元化,否定共同繁荣的前景.金砖国家进入全球治理体系,是希望建立一个基于所有国家现实的多元世界.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促进和保护多边主义,成为建设多元世界的基石.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下,金砖国家致力于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对话,建立伙伴关系,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金砖机制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扩展使得它们能够选择愿意与之合作的机构,减少对西方主导的、僵化的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
俄罗斯外交史就是一部在国际体系中反复追求中心地位的"奋斗史".为摆脱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因苏联解体而被"强加"的不利地位,重振大国雄风,重回国际舞台中心,俄罗斯的战略选择是"既然不适合,那就打破它",试图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打破美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倡导构建多极世界,并在未来多极世界中谋求"一极"地位.在俄罗斯此种对外战略坐标中,尽管金砖机制的重要性不及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但是金砖机制在团结以非西方大国、新兴大国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变革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罗斯看来,金砖机制的地缘政治价值高于对外经济合作价值,其更多是配合对外战略主要方向的次优方向以及重塑大国威望的助力器.围绕这一战略定位,俄罗斯在议题设置、制度设计、互动方式三个层面制定金砖机制政策,尽管在中短期内受乌克兰危机和美西方战略极限压制的影响,俄罗斯通过金砖机制平台向非西方世界、新兴国家集团选择"一边倒"的策略,然而从长期看,不排除俄罗斯继续谋求"既欧又亚、既西又东、既北又南"多向一体的复合型外交身份,届时金砖机制仅是支撑俄罗斯复合型外交身份的平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