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是党政同责的重要法律支撑,是压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利器,客观上推进了党政同责领域治理效能的提升.但是,从制度角度分析,党政同责对于监察法回应不足、内容滞后,表现在规范性文件制定依据、实体、程序、部门协作等诸多方面.应当以监察法为指导,确立监察机关在党政同责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从监督、调查、处置等多个角度充分保障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察职责,科学处理监察机关与地方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等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党政同责制度.
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应有之义.政治参与形式反映民主本质.我国政治参与与西方政治参与之间的差异及与民主性质的关系,是准确认识我国政治参与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需要回答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在代议制下,民主真实性的实现以及民主程度的提高,需要被治者和治者两方面达到内在一致性:一方面,被治者享有介入政治生活的政治权利,通过广泛有效的政治参与提升参与政治事务的素质和能力,促使政治权力提高公共性;另一方面,治者运用政治权力,须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促进社会各群体的协作、提高社会共同体关系为目标.西式民主消极对待治者的自律因素,"高成本、高能耗"的政治参与活动无力破解资本把控国家权力的民主本质;人民民主强调治者自我约束的重要性,探索发展治者自我约束和被治者通过政治参与外部约束并重的民主体系,在机制上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在效果上实现了真实有效的民主.
马克思价值概念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在清理西方价值形而上学的思辨理性中开辟出来的.它克服了价值与事实的对立,也克服了形而上学的思辨传统,进而把价值概念还原为现实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中,考察西方价值概念伦理学提问的理性激情,马克思看到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气勃勃的精神"即劳动实体这种自在结构;发掘近代西方价值形而上学追求普遍主义理性价值的不归路,马克思指认了形而上学价值概念以现实阶级利益为基础的特有形式;克服黑格尔社会历史层面价值概念运动的内在规定,马克思确立了价值概念内在的人类劳动实体的普遍性、同一性、等同性和通约性.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我国经济增长逐渐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变为依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数字经济展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为我国利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动能和可行路径.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刺激消费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重塑以及助力供需精准匹配赋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在数字经济赋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进程中,国有企业既是实现核心数字技术赶超的攻坚力量,也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还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力量.未来,应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构建现代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畅通数字资源配置与开放共享以及完善数字经济平台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引领作用,实现数字经济的全方位赋能,进一步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潜力.
古往今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二者始终双向互动、相融会通、相得益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源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历史根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为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深度挖掘、正确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绿色低碳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与低碳循环、区域联动与共同富裕、共享共赢与气候合作搭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链网结构;政府治理、企业支撑与公众参与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多元治理体系.当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保护形势严峻、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绿色消费拉动不足及创新驱动赋能作用有待提升等制约因素.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该重点关注如下方面: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夯实产业根基;有效联动国内国际市场,打造绿色命运共同体;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数字赋能效应;优化推进区域联动机制,铺就绿色共富之路;大力支持企业绿色创新,强化科技支撑;统筹建设多元生态治理体制,形成蓬勃动力.
民族复兴话语要立足大历史观,以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逻辑,建构具有坚实理论基础、深厚历史根基、重大现实意义的话语叙事体系.从理论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一种大历史观下的辩证思考与整体性建构,要以强有力的理论话语叙事增强民族复兴的理论自信;从历史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引领与中国式现代化鲜活实践的交互演绎推进,要从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维度揭示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趋势,增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动;从现实逻辑来看,民族复兴话语要打破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陷阱,增强民族复兴的行动自觉,并应进一步从话语传播理念、话语内容体系、话语传播策略等方面,加紧建构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加匹配的国际叙事话语体系.
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建立干部教育机构、举办各种训练班、开展社教运动等方式培训村政干部.教育培训不仅提高了村政干部的思想文化水平、武装斗争技能和村政业务能力等,还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村政建设,巩固和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村政干部培训对当前基层干部教育和加强基层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实践理性的典型,常理在司法裁判中发挥着重要的方法论作用,分别作为法律解释依据、事实推理前提以及说理论证资源而存在,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应用图景.由于常理自身在裁判效力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以及常理面临复杂的个案具体化任务等原因,导致法官在运用常理进行解释、推理、说理的过程中,就容易陷入"单独适用""用而不释""释而不清"等常理裁判的误区.为了实现常理裁判的规范应用,应当坚持常理认定的场景化原则,不宜将其视为法源,还必须充分认识到常理在推理结构中的依附性,围绕法条和事实释放常理的裁判价值,尤其是要明确常理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边界,为法官拒绝常理提供理论支持.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不仅具有一般科学技术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还因其模仿和复制人类智慧的技术本质而具有数据霸权和价值形塑等新的意识形态属性.人工智能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推动了信息茧房效应加剧化、信息传播内容碎片化、社会舆论出口多元化以及智能媒体算法精准化,从而给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潜在风险.我们应着力打造信息指引服务体系,加强传播内容审核力度,明确社会核心价值导向,着眼改进媒体传播机制,为人工智能的良性健康发展和国家科技创新实力的稳步提升,营造更好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
情感对人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开创了情感生存论.鉴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情感异化,马克思主张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以劳动的解放与自由实现人的情感的全面发展.领悟马克思情感生存论的意蕴,对新时代促进人民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型开放是通过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国内外衔接,实现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开放,是我国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背景下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深化国内体制改革的主动选择.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表现出涵盖领域更广、更强调"公平"理念以及向"边境后"规则延伸的特征.结合当前全球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方向和国内体制机制改革进展,我国可以重点从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竞争政策、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国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有效对接,并通过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发挥开放试点压力测试功能、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体系等举措,稳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党的纪律、党内法规同属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基本规范,是党的统一意志的体现和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党的纪律先于党内法规而产生,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相向而行.随着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党的纪律中的主体部分转化为更具规范性和法属性的党内法规,使得党内法规在形式上完成了与党的纪律的分离,并使得尚未党内法规化的党的纪律形成了与党内法规并列的独立型态,成为党内法规的制定来源、重要补充和解释依据.同时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由于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各有其习惯用法以及广义与狭义的不同解释,导致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之间存在着互有从属的关系,成为两个既不完全相同又有相互交集的交叉概念.党的自我革命性决定了党的建设会不断发展和生成新的党的纪律,而一部分党的纪律也会随着其规范性增强而转化为新的党的纪律性法规,确保了党内法规体系始终保持开放与发展的制度功能特征.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东西方文化由于自然状况和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东西方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探索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东西方文化交往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因,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西方文化的异化和东方文化的阻滞,肯定东方文化为人类走向共产主义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力量.正确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东西方文化关系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洞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进而彰显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
"枫桥经验"作为群众广泛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成功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但其精神内核"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直被保留下来,并在不同时代得到传承、充实和发展.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解决纠纷双重职能,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体现.《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对民事检察和解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检察和解应遵循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但有关检察和解的适用条件、具体情形、和解程序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应区分不同申诉案件的类型,针对具体情形判断是否适用检察和解.检察和解应按照启动、磋商、审查、备案以及提出检察建议等程序展开.检察和解的性质类似于执行和解,和解协议效力不能取代原来的生效法律文书,也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国文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样态,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的融通提出了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是一个实践、历史和理论逻辑并行且相互作用的过程,其具有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及现实发展的必要性,亦有不言而喻的可以融通的契合性即可能性.而为了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首先必须解决方法论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通的方法路径相当复杂,以"马魂中根西用"为原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综合创新,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形成"中华社会主义"这种新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海外影响力提升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初开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点拓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迅速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提升四个不同的时期.这一历史进程具有四大特征,即"学术中的中国"的世界知晓、"实践中的中国"的世界认可、"文明中的中国"的世界认知以及"智慧中的中国"的世界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实践智慧,至少包括理论价值塑造理论影响、理论特色生成理论魅力、理论内涵造就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逐步提升其海外影响力的长期过程中,实现了理论传播领域的重大时代创造,主要是:以理论原创增进国际关注,创造出理论吸引力的新源泉;以智慧启迪深化国际感知,创造出理论感染力的新源泉;以思想分享获得国际认同,创造出理论辐射力的新源泉.
孟尝君专擅齐国大权多年,刚愎自用的齐湣王登基之后,不愿接受"老臣"擅权的既有格局而致力于强化君权.他们两人的"各行其是"激化了君相之间的矛盾,导致齐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和恶化,并且祸延列国外交大局,"国际形势"为之大变."弱燕破强齐",致使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两国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六国联合抗秦的大局遭到严重削弱和破坏."君相之争"的客观后果是齐国内政不修、外交失败,齐国政权一度濒临覆灭的危机,孟尝君所代表的宗室贵族把持国政的政治体制对此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齐国政局危机爆发之时,毕竟是在齐湣王排斥了孟尝君而大权独揽之后,故误国罪责他应该分担更多更大.齐湣王本来就是德不配位的统治者,却又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最终导致国破身亡的悲剧发生.孟尝君"擅齐"的行为及其引发的后果,恰好为韩非所警示的明君必须防止出现大臣专断国政之说,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对近代以来全球发展现象以及未来趋势的哲学把握.世界历史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转向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契机,也带来了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主体、建设目的、建设过程、建设方法论四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谁来做""为何做""关键点""怎么做"四个方面系统回应了世界历史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型,实现了世界历史普遍要求与民族特色的有机结合,创造出落后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新选择,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两种制度之间的力量差距.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有利于带动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增长极;深化不同制度互联互通,加速粤港澳地区深入融合;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打造经济全球化空间载体.大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存在着内部发展不平衡、尚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区域内要素流动不够畅通等问题.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趋势明显,但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中国东盟联系日益紧密,但地缘政治关系仍较为复杂;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加快,但全球价值链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四大板块"与"五大战略"相辅相成,但国内地区发展分化仍然较大.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枢纽,完善协同发展机制,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大湾区协同创新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