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兴起中的中国科幻电影重要的叙事话语,但以往的研究大多只从单方面阐释中国科幻电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现,忽略了其可能隐含的多元内涵.从对"中国""世界"及二者关系的塑造来看,理解自身与世界的精神自觉是理解中国科幻电影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前提;从中国—世界—宇宙的路径来看,中国科幻电影强调在地化美学风格,以"联合国"为中介探讨"自我"与"他者"的权力关系,最终走向对人类"个体"与"整体"的关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多元化的诠释;从危机叙事与技术伦理看,科技导航、科技迷航和科技逆航三种技术伦理为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内涵.
王润滋《鲁班的子孙》触及改革叙事,一度引起广泛关注、争论.作者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调揭示了黄家沟木匠铺倒闭的原因,刻画了依附着传统观念的社会主义之"理"来解释现实和历史的老木匠,以及忘我、专注、决断、贪婪的"经济人"小木匠.小说中三种对待穷人的态度,既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变化,也蕴含着"理"的冲突.相较之下,老木匠难以公开说"理",他的"理"只有通过自我肯定才能获得坚持下去的可能.围绕《鲁班的子孙》发表的系列评论褒贬不一、各有见地,但相较于批评家,作家因对生活的感性认识,发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并予以表达.小说质疑现实,但不否定改革,它预言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王林的小说《腹地》关涉着20世纪40年代冀中革命中独特的统一战线难题.其中,备受争议的范世荣这一人物从"破落地主"到"自己人",再到"里外人"的流变轨迹,反映出冀中革命发展各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革命、战争与乡土深度交织互动的过程.尽管这些具体的历史情境构成范世荣形象的现实依据,但王林将其指认为"封建意识化身"的判断及对"自己人"的文学表述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与其将"范世荣现象"等同于历史"实录",毋宁借此反观王林的创作观念,并由此追溯其背后的左翼民主革命的精神脉络,以及由新文学所塑造的现实感觉机制.
虚拟博主是当今互联网的独特景观.运营团队作为叙事者,仿照真人的社交媒体账号持续进行内容的策划与更新,确立了"生活想象即叙事"的新型叙事方式和"人格塑造即品牌"的策略.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变现机会,虚拟博主的叙事在身体表征与社交互动方面尽可能营造真实感,并以空间的再组织保证这种真实感.但是,对虚拟博主形象的塑造却又不避讳其虚假性,且充分利用和消费这种虚假性,从而以"后台幻觉前景化"的叙事范型为基础建立起整套文化形态.处于"真"与"假"之间特殊状态的虚拟博主并不像很多人所鼓吹的那样"永不'塌房'",角色的虚拟性无法消除其作为网络红人的舆论风险;相反,虚拟博主的运营甚至面临异常复杂的挑战.
花田清辉是二战后日本前卫艺术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在其文艺批评写作中,"变形"是一个关键词,它既指向文艺方法论的革新,也寄寓着社会改造的理念.花田清辉探索了"有机体"与"机械性"的辩证法,将左翼理念与现代主义美学相融合,推动"艺术前卫"和"政治前卫"的交汇,其开放的世界视野让战后日本文艺运动与鲁迅、爱森斯坦等中国、苏联的大师建立起跨时空对话,也让"变形"问题向文学、美术、电影与动画等众多领域敞开.
作为新时期初脱颖而出的陕西青年作家,陈忠实在师法柳青等前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理论.在陈忠实的早期农村题材创作中,中篇小说《初夏》记录了他参与新时期农村改革的经历与期望,而这篇小说漫长的写作与修改过程则较为集中地反映出他对前辈作家农村题材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现场中,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作者的命运遭际,既反映了不同作家理想与人生的道路选择,也折射着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时代更迭.
王方晨的《花局》在一家虚拟的单位里串联了一系列人事纠葛,于无尽的悬疑和悖论中,制造了强烈的黑色幽默效果,又于滑稽可笑的悖论处境里,表现了机关生活中的权力倾轧之苦.其中各色人物在欲望和权力的撕扯下深陷主体分裂的困境,总在幻想领域将自己客体化,视自己为"值得他者的欲望",而一旦发现无法成为权力的欲望对象,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安之境.像这样的主体困境极具普遍性,而《花局》也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具体的指涉.借助拉康精神分析视野中的主体论述,结合科耶夫对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深入讨论《花局》中各式人物应对困境的方式,即可发现社会结构中的主奴关系已内化为他们心理结构的一部分,而以幻想中的满足抵挡现实的恐惧,构成科层化机制中各种小人物的共有特征,此间各种倾轧之苦,大多只能在幻想领域转换为"剩余快感",并自行抹除了其间的缺失、裂隙与创伤.
在闻一多提出"三美"半个世纪后,昌耀在其诗歌创作中致力于雕塑美的营造,创作了一批富于立体感的作品,同时赋予雕塑以动态,创造了融立体感、画面感、节奏感于一体的"流体雕塑"奇观,尤其是他在《峨日朵雪峰之侧》中以"流体雕塑"笔法塑造了一个不朽的登山者形象.昌耀对雕塑美的探索促进了现代汉诗的发展.
"典型示范"是20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条重要路径,各地试办合作社取得的经验通过报刊、电影等多种媒介广泛传播,树立了"典型社"的基本形象,为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出了表率."典型社"不仅吸引着广大农民,更吸引了相当多的文艺工作者,1963年出版的《花开第一枝——五公人物志》就是王林等文艺工作者对"典型社"的一次文学再现.该书的写作受到多种力量的推动和制约,出版时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得到较好的接受效果.然而并不能因"典型社"的成功就忽视了"非典型"地区,它们因无法获得与"典型社"同等的资金、资源支持而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言文一致是关涉现代书面语变革的重要命题.柄谷行人认为,在言文一致文体架构的"认识论装置"中个人主体获得真实生命,"风景-内面"是其例证.言文一致运动期间,对语音同一性的想象与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叠加,通过言文一致对可感的语音和抽象的民族概念的连接,民族主体得以构建.现代主体遵循排除他者的自我同一逻辑,为其提供根本性支撑的是日本独有的表记法.它随言文一致一起被确立为民族国家的语言规范,形塑了 日本这一文明主体.通过还原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柄谷行人试图为构筑一种面向他者的主体性注入可能.
刘震云的新作《一日三秋》将延津人日常生活中的"烦闷"创造为关于存在主义困境的寓言,从人与自我、他人、世界的关系中寻觅纾解之道.他自觉接续中国叙事的源流,追溯虚构的内在冲动和生活起源,为市井细民写心与解心.进而,他借助笑话这一特殊话语形态,从人与他人的关系推衍出支配性的生存处境,又凭借笑话的解构之力突围.小说还极大地拓展了延津的边界,将人置于多重世界以破除现代主体对自身的迷恋,在深描荒诞世界的同时追寻伦理本真性.概言之,刘震云的探索始于"烦闷"的纾解之道,却不止于此,更延伸至对文学本体意义的追问,尽管他也自反性地道出其限度.
《奥噶斯特》是彼得·布鲁克率其新成立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其跨文化戏剧创作的重要里程碑.这部作品于1971年在伊朗设拉子-波斯波利斯艺术节上演之后,便被束之高阁.耙梳当年对剧组的跟踪记录和演出评论,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当年创作实践的方方面面,帮助我们理解彼得·布鲁克跨文化戏剧实践的最初阶段.分析他在这方面遭遇的批评,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戏剧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20世纪40年代中期,边区美术为宣传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开始以"集体纺织"为主要创作题材,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集体化图像的早期探索.创作者运用不同的视觉策略表现了集体劳动在重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同时如何勾勒出一个新时期的"组织化乡村空间".从"集体纺织"图像可以看到,延安美术的创作不是停留在叙述具体事件的层面,而是要构筑公众对新生活、社会和国家的想象与期待.因为创作者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再现现实的过程本质上也是文化再造的过程,延安革命美术也因此成为推动现实变革的重要实践力量.
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不仅是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俄国资产阶级文化遗产进入无产阶级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列宁认为每种民族文化中都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两种形态,他提倡将俄国古代资产阶级优秀文化过渡到无产阶级文化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全盘否定资产阶级文化,要求保护俄国文化遗产,并从文化遗产中吸取经验,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列宁主张不以创造者的阶级身份来划分人类的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使俄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也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财富,更是推动了俄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给予了资产阶级文化向无产阶级文化过渡的空间,为人民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立场和独特的方法论.他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对传统文化始终采取"批判"和"扬弃"的态度.辩证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的一根主线.马克思思考传统文化,归根结底是为了恢复唯物论、拯救辩证法、创建唯物史观和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反对任何虚无主义作风、庸俗化的态度和形而上学做法.要重视马克思对待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启示.
"升级流"是网络文学的主流叙事模式,也是支持网络长篇小说成立的重要结构,其内核是一种发展主义情结.近五年来,新兴"克苏鲁网文"开始在想象力层面质疑发展主义情结主导的"升级流"叙事.作为网络文学的代表性作家,爱潜水的乌贼的创作历程,尤其是《奥术神座》(2013)、《一世之尊》(2014)与《诡秘之主》(2018)三部作品,征候式地体现出这一转变.这三部作品中,克苏鲁元素由隐到显,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解读该变化是理解网络文学想象力变迁的重要切口.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发生在长安城里爱鸽、养鸽、赛鸽的故事应是比较陌生的.但马玉琛教授却剑走偏锋,为其长篇小说《羽梵》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题材.于是人们不禁好奇:这些鸽主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会迷上这种高级游戏?读此作品,我们除了能了解这群人和鸽的生活之外还能获得些什么?长篇小说如今每年生产几千部,这部长篇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
21世纪大众文化中的"盗墓"题材并非首创,20世纪80年代,盗墓题材便在文学和电影中出现,但21世纪的盗墓作品与80年代迥然不同,它与"文明的冲突"背景下重新追溯文明的热潮相应,包含着后冷战时代重新认知与认同自我的宏大课题.在盗墓作品中,主人公在多样的文明中历险,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划分,在中国传统资源中寻找整合差异性文明的方案,并以此确立民族主体在文明冲突时代的合法性和优越性."盗墓"从边缘题材发展到贯穿大众文化的主流作品,和它包含上述表意过程是分不开的.
远读及其变体常量分析是对北美学者提出的量化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个性化表述.这两个范畴既体现出数字化时代探索文学研究新路径的拓荒诉求,又隐含解决文学内部与外部研究不可调和之矛盾的努力.这种利用计算机大数据处理技术建立起来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模式,一方面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展现出美国学者开风气之先的创新意识,从中亦可发现为落实创新所提供的学术机制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存在可商榷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结论比较平庸;第二,文学内外部因素结合相当机械;第三,如果方法使用不当,特别是过度依赖科技理性达成非人文研究之目的,很可能会使数字人文脱离人文科学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