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博物学提倡者为博物学描绘了三副面孔:自然科学原型、现代科学反思之参照物与生态文明教育之科普途径.立足于环境美学,我们发现了博物学与自然审美之交会点:两者共享对自然之好奇心、非功利地对待自然之自由精神,以及对自然之真和自然之美的赞赏.博物学对自然之测量、命名与分类工作实为深度欣赏自然所需的必要的前期功课.在环境美学视野下,我们可将博物学理解为恰当自然审美的必要基础和理想范式,因而我们提倡一种以博物学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博物学与自然审美的融合拓展了博物学的文化功能.
动机内在主义主张第一人称的道德判断与行为动机之间存在必然的关联.经验研究虽然不能在积极的意义上证明这种观点,但能够通过举出反例对它提出合理的质疑.以神经科学为基础对内在主义提出的挑战试图论证,VM患者能够像正常人那样作出道德判断,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动机,因而可以被看作现实世界中的无道德者,并构成内在主义的反例.但是,对相关证据的考察表明,这种挑战低估了从神经生理指标推断出心理状态的难度,以及动机状态的复杂性,因此并不足以对内在主义提出决定性的反驳.不过,视野更加广泛的经验研究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动机内在主义要作出进一步的回应,可以尝试对VM患者的动机状态作出更好的解释,或者转向有条件的内在主义,从实践理性的角度,对所适用的行动者作出限制.
德里达和利科分别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源初时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哲学立场.比较这两种批判思路,能使解构哲学和解释学展开对话,从而激发进一步的哲学思考.德里达认为源初时间还不够本源,在源初时间之先还有更古老的延异在运作;利科认为源初时间同时要以派生时间为基础,后者能构成对源初时间的丰富和增强,两者相互奠基.这两种批判的共同之处是都借助某种中介或派生性事物来反对源初时间的绝对优先性.区别在于,德里达更强调其中的差异、不一致的记忆一侧,而利科更强调辩证法对差异、不一致的再次克服的叙事一侧.
数据主义常常将数字化解读为事实本身.然而,算法依据不同目的产生,成为承载经验世界不同解读方式的"兔子洞".算法因其内在的逻辑,不能为问题、数据、解释负责,却又因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而架构起权力的凝视.算法所制造的边界不断设置新的社会规范和行动准则.算法广泛的商业化运用,使用户有可能成为"机器控制主义"的合格产物,从而导向资本利益的最大化.破除算法神话的关键步骤是对算法本身进行"祛魅".将算法规制引向健康有序的方向,需要从社会属性、数据类型以及实现方法三个层面入手,建立有效且富有反思性的数据科学方法.
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道德概念蕴含着道德的要求与规范性理由之间的必然联系.根据这一概念性主张,一些哲学家发展出一种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道德判断动机内在主义.反对者则通过挑战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来反对这一版本的动机内在主义.然而,拒绝这一概念性主张将导致我们无法解释人们的道德信念的来源,从而让道德语言实践成为不可理解的.只有接受道德理性主义的概念性主张,我们才能对人们如何形成道德信念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这一概念性主张为真,而以实践上的理性为条件的动机内在主义可以得到辩护.
通过回顾学界近年对于"自然"含义的研究,梳理其中所见的语文学及观念史等方法,以此说明这些研究方法背后的理论预设.针对"自然"义的诠解性尝试强化了"自然"意涵的收束性,并且呈现出概念性的特征.概念的意涵总是在一个先在的概念化思想操作中被预设的,即概念是以"可定义性"为前提的.收束性的意涵探究一方面奠基于概念性的预设和概念化的操作,另一方面意涵探究的结果又使得"自然"成为体系性思想分析和建构的工具.以此提示,在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中,对"自然"等关键性语汇的概念性预设与概念化操作需要有方法上的自觉.语词的可概念化并不等同于语词本身具有概念性,我们需要对"概念化"及其必要性保持自觉.在此基础上,让语词回归经验并凸显其"非概念性"可能是必要的.
儒释道三教皆以"道"为根本旨归,并立足自身本位来不断融会他者,最终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三教合一"思潮.但"三教合一"思潮的形成并没有泯灭三教之间的差异,反而促进了三教各自话语体系的构建.寻求同一性、自觉差异性、超越同异之辨,既是"三教合一"思潮得以形成的历史经验,也是当下中国哲学话语构建的现实路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在对"哲学"保持觉解的基础之上,不断地与西方哲学进行视域融合:"求同"以为双方的深层对话提供场域;"存异"以为双方的相互激活提供可能;最终超越同异之辨,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学界对于巴塔耶"不成形"概念的阐释总体上还是字面性的,"不成形"的含义主要被把握为对形式的否定和僭越.这种阐释未能交代出"不成形"概念的深刻内涵.事实上,在巴塔耶那里,"不成形"首先是就事物的物质性面相而言的,它表达的是事物样貌呈现出的令人不快的物质性过度.其次,"不成形"引发的不快是人的基本情状,它反映着包含在人性中的对特定物质的禁忌态度.最后,此种意义上的"不成形"具有巴塔耶所理解的"神圣"的意味,因为不成形之物所彰显的终究是死亡的物质性力量.总之,"不成形"的概念内涵必须在巴塔耶神圣人类学的框架内得到更充分的界定.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规制中,透明原则是其他伦理原则的前提性基础.在专用人工智能发展阶段,透明原则规制的合理性勿庸置疑.但当人工智能向通用化发展,对于自主进化的智能算法,透明原则就不仅不再合理,而且会逐渐进入一个实践困境.作为通用人工智能研究的内在要求,通用机器智能发展的透明原则隐含着某种内在的悖理性:智能的通用化意味着自主进化,而智能的自主进化则意味着走向不透明.当然,这一内在悖理性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的"死结",而是解释和诠释内在关联的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它意味着人工智能伦理维度的更高层次,意味着智能算法发展过程中算法伦理诠释学理解的必要性.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智能透明"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其理解进路和解决之道就在于,随着智能算法自主性的发展不断纵深引入诠释机制,构成更高层次的双向循环理解过程.
吴琼著《视觉批判导论》一书于2022年12月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视觉文化研究”作为专指的一种学术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西方，90年代至21世纪初达至兴盛。如今，其势头已经渐弱，但由它构架的问题意识并未因此失效，而是以更为多样的方式在人文社科领域继续渗透和扩散。
在现代化过程中,关于"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讨论实质上是强调从"世界作为方法"到"世界作为目的"的转变,凸显了"非西方"世界的主体性及其建构.然而,无论是"以世界为方法"还是"以世界为目的",在根本处都是存在无忧的."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实质是"人类何去何从",人类面临整体性生存危机,亟需我们转向"人类"的叙事.当今时代,个体与类一定程度上已互为本体,"人类"必须同时作为"目的"和"方法"."以人类为目的"意在凸显群体、个体的主体地位,它与那些不"以人类为目的"而只是本能地"以自己为目的"的狭隘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当今时代人们更需要自觉地"以人类为方法".作为方法的人类,意味着一种人类整体的视野和情怀、人类共同主体的自觉、人类原则高度的规范.中国提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主张,都贯穿着"人类"逻辑,是"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下为天下"的智慧结晶,是既"以人类为目的"又"以人类为方法"的行动方案.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增强民族性及其对人类性的贡献,而是要自觉地加强基于人类性的民族性提升,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或者说,"以中国为方法"的最高境界乃是自觉地"以人类为目的和方法".
梅兰芳的"表情"并不局限于"面部",而是"具身"性的.所谓"具身表情"也即戏曲演员处处以"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的身体纯净姿式来"表情",它是以唱、念、做、打(舞),口、手、眼、身、步等极其繁难艰奥的"四功五法"童子功为根基所建构的身体"姿式化"的审美符号系统.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要显得美又不费力,就必然涉及戏曲演员"新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即"异在"."在"之作为出离遮蔽,作为"展开状态",正是通过"特定变异"而扬弃自身,即以非对象性的"异在"而"在".这个"异在"正是梅兰芳所获得的"新的存在"之独属于艺术家的"存在感".这种独异于人的艺术家的"存在感"使原本日常的"梅畹华"生成为"尚不是的……",由此开启了梅兰芳"在"即"异在"的独绝审美在场视域.正是奠基于具身表情所凸显的"在"即"异在"性,对梅兰芳表演艺术最根本的知觉视域因而就是借助"观众的想象力"可心观直透的作为非对象性、非实体化"纯粹的创造物"的意象世界.正是借助建立在具身性童子功基础上的"反复出现的原则"——"前置表达"这个"演员的秘密",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让观众目(耳)不暇接地知觉到具身意象的生成性、流动性和重叠性.
现实道德情境的复杂性对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深度应用构成了极大挑战,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算法"自上而下"的路径无法成功应对这一挑战;相反,美德伦理"自下而上"的路径为应对这一挑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具体来说,美德模范的"仿效"式学习和注重道德经验的"实践智慧"既保证了道德决策的情境敏感性,又确保了复杂情境道德决策的可靠性.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自下而上"的美德习得路径与一些机器学习方法高度相洽.因此,美德伦理可以作为情境适应性人工智能道德决策的伦理基础.
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杨度与章太炎就民族与建国问题展开了论辩.杨度的《金铁主义说》和章太炎的《商兑》《中华民国解》三篇文章所构成的对话,反映了二人对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不同理解.杨度与章太炎民族思想的差别不止于"联满"与"排满",亦非"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在杨度看来,建立国家是绝对的前提和目的,民族主义只会阻碍统一国家的建立,他意图从根本上去民族化,以公民身份消解民族身份,以均质的国民主体构成新的国家;对章太炎来说,民族是先于国家存在的,因而乃是建立国家的根基,他主张将历史性存在的汉族重塑为政治民族,既将民族主义作为建立国家的动员手段,也将民族视作国家的主体和实质.杨度的民族主张试图斩断历史,具有鲜明的进化主义和文明论色彩,是普遍主义的;章太炎则将历史作为正当性的来源,对普遍主义的制度和价值心怀警惕,更强调民族所蕴含的特殊性和具体性.
复兴取向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涵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在黑格尔的体系建筑术中,"世界历史"最初是作为《法哲学原理》的最后一个环节,为了扬弃"国际法"环节的国家冲突难题而设计的.之前的研究之所以会对黑格尔的这一设计抱有诸多质疑,是因为他们误将"世界历史"的理论原型定位为"抽象法",误认为黑格尔的理论目标是将特殊国家上升为普遍国家.但是如果将黑格尔"世界历史"环节的理论原型重新定位为"市民社会"而非"抽象法",则会发现,黑格尔引入"世界历史"的理论初衷不是要将特殊国家普遍化,而是想借助"理性的狡计",在保有单个国家特殊性和主权优先的前提之下,促成其与普遍世界精神之间的和解.这一思路与借助"看不见的手"俾使个体恶带来整体善的市民社会辩证法高度类似.所以单就理论初衷而言,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体系性构建是用意深远且极为成功的.不过可惜的是,"理性的狡计"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只有表面的相似性,"世界历史"并未能真正吸收市民社会辩证法的深层运转机理,因而无法在特殊与普遍之间成功构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似又不得不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构想最终失败了.
以往学界对康德与海德格尔在时间观上的联系关注较多,而对他们在历史观上的联系则关注不足.但是,由于时间学说在二者的思想体系中都构成历史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将比较研究从时间观继续推进到历史哲学领域.康德基于其无限性时间观将人类历史看作无限的和普遍的,并且这种普遍性来自人类理性的先天预设.海德格尔彻底解构了康德的这一历史观.他将世界历史奠基于此在的有限性生命之上,后者决定了此在之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都是有限的.从此在的有限生命到此在的有限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再到在世内照面的上手之物和现成事物,世界历史按照这个存在论秩序徐徐展开.这样的历史无法承载普遍法则,而是生动呈现此在及其生活世界的演历.
功利主义、直觉主义以及道义论是当前用于指导人工智能系统道德抉择的主要理论资源.然而,以上理论的应用均遭遇了困境.在道德哲学的历史上,正是类似的困境曾导致规范伦理学的衰落.当代规范性研究中的康德式理论对相关理论困难均给出充分回应,有力推动了规范伦理学的复兴,也有望为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康德式理论具有共同的核心观点和思想方法,保证了由这类理论所构建的伦理原则可以具有一致性和实践可操作性.格沃斯和斯坎伦是当代康德式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本文通过比较和分析两者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尝试确立三个基本的伦理原则,即不侵犯原则、平等原则和援助原则.三个原则对任何道德主体间最基本的道德义务给出了清晰阐释,也能够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伦理设计给出明确指导.
本文以革命主体对名相的挣脱与随顺为主线,探讨章太炎"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不同时期对革命主体话语实践的思考.在"转俗成真"的《民报》时期,章太炎从两方面要求主体挣脱名相的束缚;其一是祛除宗教的"表象之病",使革命主体免于"依他"之有神论的束缚,其二是要实现一种超越"遍计所执"名相分别的主体化模式,建立"依自不依他"的革命道德.在"回真向俗"后,章太炎强调革命主体要随顺名相,回归语言运作之中,将众生之"成心"作为思想革命的生产性要素,通过"观其会通"使"成心"向"真如""正智"所昭示的批判性维度和解放性维度敞开,实现革命主体"以众生为我"的最终旨趣,这也是章太炎的思想革命得以存续的根本方法.
作为全球政治伦理重要内涵的和平理念与规范,在形成初期是一种低阶的、消极的底线伦理,表现为西方大国基于现实实力差异而塑造的全球霸权与均势体系,是大国利益共同体的附属物,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权力与权利的非对称性及责任的不平衡性等问题.随着全球交往关系的显著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不断生成.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们形成了对以和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理念与实践的自觉共识,将其视为自身应当主动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为全球政治伦理增添了高阶的、积极的底线伦理新内涵.这种新型的全球政治伦理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能够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