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诗论》中，诗文之“兴”起发为“初（志）”“民（人）性”，释放出《孔子诗论》的心性之学。在帛书《五行》中，《鸤鸠》之“兴”以“舍夫五而慎其心”、《燕燕》之“兴”以“舍其体而独其心”阐释“慎独”，引发出帛书《五行》的心性之学。引诗、论诗之“兴”成为孔门儒学心性之学的阐释方法和致思路径，《论语》之“兴”，《孔子诗论》与帛书《五行》之“兴”，构成了先秦儒学诗学的经典阐释传统。
清河崔氏位列中古山东士族“五姓七家”，堪称汉人姓望之翘楚。然其内部诸房支的阀阅等第是不均衡的，在北魏孝文帝颁行的姓族体系中不能等量齐观。定居今山东淄博的乌水房崔氏作为宗族旁支，世资阀阅就无法匹配本宗的顶级冠冕，处于门第二品之一般高门的地位。这样的门第定位集中体现在仕宦和婚姻方面，充分彰显北朝贵族主义高度体制化的流品秩序。除传世正史外，乌水房崔氏家族墓志的陆续出土为认识该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事实证明，中古同宗同源的不同支系是分别核算门第的，不能单凭地籍郡望将其混为一谈。
章太炎的王学评判显示出从低到高的倾向，实际上是他对王学本身和“日本阳明学”所谓“两个阳明学”的学习、吸收、鉴别、再造过程。由于他的王学观始终掺杂个人的学术门户之见，古学、经学（《左传》）特别是佛学之类的有色眼镜太多，妨碍了他对王学义理的全面理解，但他的王学修养，在历史背景、方法论、对明治维新与阳明学关系的态度，尤其是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方面，受到“日本阳明学”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孔子诗论》是一部专门的诗学文献，其中“比”作为重要的阐释方法，在使用过程中既有显性的如“譬”“拟”“喻”“犹”等方式，亦有隐性的如“亲切譬喻”“类比取义”等方式。“比”通过诗文的生活世界，架构了通向孔门儒学道德世界的桥梁。帛书《五行》中列举的“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等，同样具有“向善”的道德属性。孔门诗学中这些“比”的具体方式，与“兴”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学诗学传统中的经典阐释方法。
传统儒学若要在现代社会开出新的天地，就必须对儒学能否容纳科学的问题予以积极回应。目前为止，对此问题思考得最为深刻的依然是牟宗三。牟氏提出“坎陷论”，将科学与儒学的关系理解为如何在儒学的架构中为“知性”安排一个恰当位置的问题。此论诚可贵也，却也面临诸多批评。其中，论者的一个主要不满在于人们往往认为“知性”是舶来品，若将其嫁接进中学，未免令人生疑。然而，“知性”虽是西学所擅长，但却并非其独有。因此我们可以变换思路，从中国学术内部来思考在儒学中如何安顿“知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文化“重智”的一面在先秦名家有突出的表现，其主要标志在于“物”观念的独立及与之相应的“名”的独立发展道路的开辟。因此，儒学中“知性”要素的发展有赖于扬弃“人贵于物”的传统立场，进而正视“物”的观念，而这一设想在儒学的根柢层面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从一定程度而言，一种名家式的儒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当的，这将属于兼容了科学维度之后的一种未来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