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约翰·穆勒均肯定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对社会进步与人的自由实现的积极作用,但穆勒仅从"以物质产品增加为最终结果"的视角规定生产劳动,导致其生产关系视角的缺失.穆勒生产劳动理论陷入了"非历史性"误区,突出表征为它以人类社会物质产品生产的一般性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性.对此,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物质产品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的统一中解读生产劳动的历史性内涵,才能破解历史-自由之谜.对穆勒生产劳动理论的超越是马克思物质生产理论生成的重要环节,由此启示我们在物质产品生产与生产关系生产的统一中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列宁在 1908-1911 年间写作的六篇对托尔斯泰批评的文章是以文艺评论引导无产阶级正确把握俄国革命现实的重要思想抓手.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阶段的思想状况,列宁把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划分为阻碍俄国革命发展的保守部分与助推俄国革命发展的先进部分,为俄国无产阶级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认识的发展方向.他以一种唯物的、历史的、发展的认识方法把俄国现实主义文艺成就与俄国无产阶级思想接续起来,指出了具有特殊性的无产阶级文化从普遍性的日常创作中深化发展的伟大可能,指出了成熟的政治认识从不成熟的艺术认识中脱胎而生的伟大可能,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明从本国旧传统中孕育的伟大可能.这份辩证意蕴为当代中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理论以第三方语言为中介被翻译引介到中国.其中的基本语词、概念也经历不断探索和修改逐渐完善,但由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语词、概念自身的复杂特点,部分重要的语词、概念仍存在进一步推敲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历史考证版(MEGA2)的陆续出版,为进一步梳理、明确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重要的语词、概念的中文表达提供了可能和机遇,有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石更加稳固.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社会概念无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理论地位.社会概念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致思方向从抽象天国向世俗生活的本体论转换,更反映了他对困扰时代普遍的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为破解这一时代难题,马克思一步步深入到社会现实的内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为现代人走出时代困境、实现人的真正解放指明了方向.在逐渐深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社会概念经历了从萌芽、确立和成熟三个不同阶段,彰显了马克思对社会本质愈发深刻的理解和对人类未来解放之路愈加清晰的思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大命题.我们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过程中,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遵循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反作用原理,以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以改革创新精神激发人民、以斗争精神武装人民,才能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消除当前我国社会思想领域阻滞共同富裕实践的消极心态,必须从教育引导、制度规范和实践锻炼等多点着力,为共同富裕实践培育精神动力.
社会建设问题既是政治学、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哲学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基于对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社会建设思想以及中国社会建设亟须寻找逻辑根据的认识,《马克思社会建设逻辑: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视角,在阐明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产生的思想史根源的同时,对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内含的唯物史观逻辑、资本批判逻辑以及共产主义逻辑进行梳理与诠释,创新了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的学术表达,既实现了对社会建设问题传统理解模式的超越,也有助于从学术上推动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创新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战略安排、战略重点进行了系统阐释,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这是党的二十大的重大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党的政治建设是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后,教育界、学术界对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内涵认识不断深入,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成效显著.本文通过梳理31所中管高校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深刻辨析了高校党员干部思想认识、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政治能力建设、监督机制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从落实政治领导、坚定政治信仰、突出政治标准、增强政治功能、提高政治能力、涵育政治生态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加强的工作举措,以期促进高校党的政治建设各要素、各系统、各环节、各领域、各层次相辅相成、同向发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最新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思想,在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命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建设面临各种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任重道远,需要以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指引全社会、各领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格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价值追求.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为逻辑起点,以剖析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仍然面临的影响我国中长期发展的实践问题为重要抓手,试图构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情境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体系,并通过充分发掘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中蕴含的人的现代化问题,力图构建有高度、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实践体系.
如何从历史深处探索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而如何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问题?这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奠基人孙伯鍨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一直致力于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通过解读他的相关著作,可以概括出孙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问题的核心观点:第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第二,理解哲学基本问题必须理解广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体论的发生学的,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第三,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主体维度中的价值论异化论问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日常生活批判,而解决该问题又必须通过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才可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新时代视野中持续推进、完善、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一工程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环节,这些环节具有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准确理解把握并科学地处理好这些重要关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顺利推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践行具有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转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阶级性观点,而把话语分析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范式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萌发的.在历经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成型阶段后,迎来了80—90年代的鼎盛时期,至此意识形态研究的话语分析作为总体性的立场和方法论已经建立起来,并在进入21世纪后朝着更多学科、更多领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诸多争论与思想的碰撞,主要体现在结构—能动、国家—社会和批判—建构等三个维度上的张力及调试,其中研究者们不断尝试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去,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回归中推进这项研究.这段学术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力,为意识形态研究建构更有解释力的话语分析方法.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在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被赋予了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好青年的新任务.然而,在新时代贯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时,高校依然面临教育理念有待改进、学生理想信念受到冲击、课程育人和校园文化育人效果仍需增强等现实困境.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新时代高校需要从建设高质量的立德树人教育体系以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强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学习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推进课程育人的守正创新以不断完善课程育人体系建设、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为环境育人赋能等路径出发,培育更多能担当大任的高素质人才.
重视劳动教育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的独特优势.劳动教育始终与国家和时代发展同向同行,大体经历了服务于政治导向的工农业生产、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服务于时代新人的培养三个历史阶段,蕴含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需要完善劳动教育课程建设,挖掘劳动教育育人价值;健全劳动素养评价制度,增强劳动教育实效性;统筹劳动教育资源,推进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立家校社劳动教育共同体,形成劳动教育合力.
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党的十八大开启探索、党的十九大明确重大命题和党的二十大继续深入发展三个历史阶段,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党的政治建设发挥着政治指南针作用,对党的发展意义重大.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创新性内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国内外有关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探讨,一般都以《资本论》第三卷为主要依据.然而随着马克思在1868年所写的两篇研究稿的发现,上述研究在文本上的局限性就显示了出来.马克思在这两篇研究稿中提出三种周转模型,可以引申出周转加速能够提高年利润率的结论.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过程受上述周转模型启发补写了一处内容,但偏离了马克思使周转因素纯粹地起作用的研究初衷.本文第一部分简述了马克思在1868年所写的两篇研究稿中提出的周转模型,引申出周转加速提高年利润率的规律;第二部分以上述周转模型和引申结论为参照点,具体分析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这处增补中的处理方法;第三部分由点到面,集中介绍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时对马克思手稿的编辑介入或改动情况,深入马克思手稿的写作过程,拓宽讨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问题的视野.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 10—1349 / A,中文,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旨在通过集中反映国内外学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服务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而提升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水平,增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排顺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第Ⅰ部分、第Ⅱ部分和第Ⅳ部分对分工展开了集中讨论.根据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们的考证,上述三部分手稿的写作时间为"第Ⅱ部分——第Ⅳ部分——第Ⅰ部分".这一文献结论有利于我们通过分工这一暗线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路径.在《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分工部分始终体现出"具体和抽象、历史和阶级"的双重逻辑层次.不同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于分工问题的论述逐渐用科学、历史的分析取代抽象的、人道主义的批判.通过研究《费尔巴哈》章有关分工的论述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体系化构想下自然形成的理论结果,而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偶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