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概念,尤其将"重建附近"作为对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劝说.《当代青年研究》近日对项飙进行专访,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发布,上篇访谈讨论了"附近"作为一个概念的缘起、背景、价值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项飙认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旨在发展一种"生活的人类学",希望能使个体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而"附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通过对退出与逃避、生态与功能、"大"与"小"等几对关系的讨论,"附近"希望倡导一种态度,即用生态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从而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价值,帮助年轻人可以勇敢地、智慧地为今天看似失控的生活重新找到一个"锚".
在乡村治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村干部年轻化、职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皖南的村干部队伍出现了"男青年退出、女青年进入"的性别更替现象.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和农民家庭分工的策略性调适是村干部性别更替的深层次动因.乡村治理现代化推动村务内容服务化、村干部队伍职业化、村务运作规范化,以上变化使农村女青年的性别优势凸显.在"一家三制"式新家庭分工模式下,男青年外出务工保证家庭经济来源,父代在家务农并向子代提供劳务和经济支持,使在家的女青年能够从事村务工作,女青年的村务工资也成为其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与"顾此失彼"的男青年相比,"家庭工作两相顾"成为农村女青年长期、稳定参与乡村公务的重要优势.国家在未来有必要从职业能力建设和社会政策配套两方面加大对女村干部的支持,夯实乡村振兴的人才基础.
"躺平"作为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网络流行语,其对抗性特质值得引起关注.通过深度访谈方式对社交媒体中"躺平"话语进行研究发现,"躺平"的内涵在传播中发生流变,出现词义和性质的脱逸:在社交媒体实用、情感等需求的驱动下"躺平"在使用中逐渐丧失了对抗性,衍变为强化主流共识的话语,逐步实现了对主流共识的确认与反哺."躺平"话语衍变的路径体现了中国青年亚文化实践的特点,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主流文化的包容性,以及中国社会中"集体—个体"的互动关系本位.语义的虚浮性与社会文化的症候性是中国式对抗话语的总体性标识,这也成为迥异于西方青年亚文化语境的中国经验.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社交媒体对青年群体的社交形态、时空秩序与心理体验均产生了嵌入式的影响.一方面,社交媒体为青年群体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关系空间",实现了跨越时空的畅通联结;另一方面,也使青年群体产生了"在一起"的场景幻觉,情感转化力与心灵融通力不断下降,最终呈现出"身显连而心隐匿"的"孤独社交"现象.文章采用深度访谈法,在勾勒青年"孤独社交"图景的基础上,从技术、平台与主体形式三个方面探讨与省思当代青年群体"孤独社交"现象的形成逻辑,进而提出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一是建立"共鸣轴",二是重拾独处,三是建构沉思的"精制环境".
芬兰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ECEC)以其公平优质的教育理念、灵活专业的多维体系及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团队享誉世界.文章从政策变迁的视角对芬兰建国以来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政策演变轨迹进行历史考察,研究发现,芬兰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政策经历了早期萌芽、巩固与扩张、多元化与精细化、国际化与现代化四个演变历程;其政策演变强调"平等"与"全面"的教育理念,兼顾"社会本位"与"儿童本位"的教育取向,协调"质量"与"多元"的主体驱动,重视"包容"和"家庭支持"综合发展的逻辑特征.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在改革和发展中应优化学前教育政策结构治理体系,重视儿童整体发展的教育理念,建立科学的家庭婴幼儿服务保障体系,从而促进中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部落主义为分析数字社区中的青年行为提供了新范式.文章立足于社交电商平台上新兴的"拆箱"现象,选择小红书App为载体,采用网络民族志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探索部落时代青年的互动与消费.研究发现,社交电商平台上个体和部落相遇是集体情感驱动下的主体交互,并通过认同、信任和内在惠益的情感机制带动部落消费循环."拆箱"背后是互动和消费相互嵌入、相互促进的循环机制,社交电商以社会性情感为依托达成"消费—种草—消费"的正向循环."拆箱"行为体现着消费部落化的倾向,蕴含着增进社会团结、促进数字时代社会互动和消费良性循环的潜能.
文章通过对东南沿海一线城市S地"211/985"高校研究生院校地就业的经验研究,探讨了高学历人才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两者间的选择过程,并提出了"文化离合式迁移"的分析框架,以期对高学历人才的就业迁移提供一种文化解释.研究发现,高学历人才根据自我发展的内在价值取向,在比较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文化的关系结构、行为模式与生活方式后,认为在求学所在地的现代市场文化中,个人将会有更强的发展自主性、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与之相对,在家乡所在地的传统文化中,他们可能会面临诸多发展限制,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也比较有限.故而,高学历人才选择了与其价值取向契合程度更高的现代市场文化,也即留在了求学所在的院校地,而非返回家乡所在的生源地,文化离合式迁移由此生成.
青年女性犯罪是行动者主体因素与情境风险因素耦合交互的结果.以化学反应方程式理论剖析青年女性犯罪的生成机制,能更好地触及犯罪本质.文章综合运用SPSS和AMOS分析工具,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我国青年女性的低自我控制能力、性虐待被害经历、早期不端行为、不良同伴交往、越轨等因素与犯罪的关系,以及社会控制与法律犬儒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低自我控制能力、性虐待被害经历、早期不端、越轨均能主义预测犯罪行为;不良同伴交往在低自我控制与犯罪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社会控制在低自我控制对犯罪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法律犬儒主义在不良同伴交往与犯罪间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旨在厘清与揭示青年女性犯罪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其复杂度提示应从个体决策维度、互动关系维度以及社会支持维度抵消、缓冲、改善行为的风险性,以预防和阻止犯罪发生.
数字城市地图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各类适地性媒介中,地理位置打卡作为新兴的空间叙事手段,打破了资本对地理信息系统的霸权,为平民话语提供了参与城市空间生产的途径.通过对 24 名 17～35 岁青年的访谈,研究发现,地理位置打卡激活了人与地点互动的社会空间,使得城市公共空间向文明空间转变,在此过程中,地点从物理意义上的建筑实体转换为具有文化意涵的符号与锚记.依据三重勾连理论,基于表征技术与信息场景的勾连、个人叙事与公共地点的勾连、网络空间自我与身体移动轨迹的勾连分析显示,青年用户利用地理位置打卡参与文化建构,挑战数字地图系统中的既定体制与资本话语权,进而增强了智慧城市文明空间的互动性与流动性.
科学使用互联网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文章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我国青少年学习、社交、娱乐三种互联网使用偏好及其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户籍、地区、家庭背景等均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偏好,地区和家庭背景显著影响青少年的社交偏好,性别和户籍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娱乐偏好.基准回归和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学习偏好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正向相关,并显著作用于农村、中等阶层、西部地区的青少年.建议政府、学校和家庭三方协同联动,培育青少年弱势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素养,预防数字化时代的教育不平等.
在我国,组织动员对推动公益参与具有强大力量.针对当前压力型"工具动员"的局限,文章提出"情感动员"概念,基于情感治理理论,利用大学生帮扶动员调查实验,探讨了组织动员式公益参与中的情感逻辑及其对动员对象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的工具动员模式,动员对象在情感动员模式下的公益参与意愿显著更强.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动员对象的生物情感和社会情感在公益参与动员中的作用机理,并明确了价值情感和负面情绪在情感动员模式下对大学生参与意愿的强化作用.文章补充了组织动员过程中动员对象的主位视角,对优化组织动员策略,促进青年群体参与现代公益事业,进而传承慈善文化、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媒介的变迁正在对年轻一代的方言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媒介化和社会加速理论视角对广州本地青年的研究发现,数字媒介环境及其时间性深刻重塑了年轻一代的地方语言使用与认同.一方面,数字技术特征的电视媒介与文本偏向的社交媒介在强化普通话与书面语语言环境的同时,也削弱了原本粤语在传播中的中心地位,使得年轻一代对粤语的接受度与使用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加速的"数字媒介时间使得习惯于"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年轻一代在追求媒介的即时反馈中逐渐摒弃了"低效的"粤语沟通与粤语文化.总的来说,数字媒介具有空间束缚型文化的特征,年轻一代难以在数字媒介场域以方言作为文化资本,这成为其粤语使用减少与认同降低的主要原因.
采用语义网络分析方式,对微博平台"恐婚"情绪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议题指向看,"恐婚"情绪在宏观政策层面,表现为对婚姻相关法律法规的隐忧与误读;在中观社会层面,表现为对现存职场压力和婚姻成本的焦虑、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担忧;在微观个人层面,是对既往经历的投射和逃避,由过高期待演变而成的失落情绪,以及对两性平等关系的期待.从话语实践和现实根源看,"恐婚"情绪是青年人对"低度弥散"性别不平等现状的"隐秘质询",以及在传统婚姻脚本与自主意识之间的"摇摆诉求".虚拟空间的"恐婚"情绪与现实之间存在鸿沟,也存在形成"潜在共识"的可能,有赖于政策完善、公共协商,以及青年个体对现实婚姻关系的能动性思考.
文章以CSSCI中2003-2021年2 330篇大学生就业相关的研究论文为研究对象,以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6.1为工具,通过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及突现词分析,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就业研究选题紧密围绕国家政策和现实背景,具有较强的现实性;研究主题发散,但呈现多元化交融的特征;研究发展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历了初始发展阶段、深化发展阶段后,目前正处于蓄势阶段;研究内容关注社会维度、经济维度、教育维度等对大学生就业的全方位影响,并试图理顺政府、高校、家庭和学生个体在"学业-就业"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文章从后亚文化理论视角出发,以来自中国的青年异国"街头音乐家"为研究对象,从传播风格和传播模式两个层面分析该群体如何创新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发现,中国青年在异国的音乐街演呈现出多元碰撞的国际传播风格,在时间轴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古老与年轻的交织相容,在空间轴上体现出东方与西方、本土与全球的混杂揉合.在传播模式上,青年异国"街头音乐家"表现出"警惕商业化+积极主流化"的特征,他们对商业权力持警惕态度,拒绝被收编和同化,同时积极主动参与主流文化的生产,形成"反向融合"的互动机制.上述特征深受中国文化语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中国的后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主导下的个体化进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迈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新时代既为家庭教育提供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又使其在面向未来的姿态中遭遇难以回避的现实挑战,观念和行动之间的张力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发展的时代特征.家庭教育观念的开放深化了对家庭教育的理解、释放了家庭教育活力,家庭教育的选择与开发能力却难以与"资源溢出"状态相匹配,家庭教育的边界意识也无法满足"跨界合作"的需求.为了从二元困顿中抽身,未来家庭教育有必要在集体意义上和系统意义上分别推进行动变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赋予新的内涵.青年民族干部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主体之一,如何帮助青年民族干部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意识,并将之内化为青年民族干部的日常生活,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不同,常人方法学以"普通人"为观察视角,以日常活动为研究对象,以解决日常问题为导向,形成了"场景性""索引性""权宜性""自反性"分析等系统研究方法,能够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实践走进青年民族干部日常生活的内在机理.由此,在青年民族干部的成长场景下,应以民族政策为权宜参照,以共享知识体系指向"共同体知识",通过保持"政策"与"文化"的自反性和可说明性,以期在青年民族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彩礼既为"财"又为"礼",在婚姻实践中兼具支付属性与礼仪属性.在婚恋转型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找不到""结不起"和"稳不住"的婚姻风险.随着婚姻风险加剧,彩礼给付作为地位平等的男女双方之间的婚约要件,能够有效约束双方行为,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上发挥了积极作用.高额彩礼在实践中有了新的双重属性,其中支付属性体现为全国市场与本地市场的婚姻价格波动,契约属性则体现为约束婚恋行为与规范婚姻秩序.
代际育儿差异、前台展演形象管理和寻求专业化情感支持等因素驱动了母职实践的数字化.以育儿信息检索发布为基本单位,女性用户创造性地使用数字技术,形成了改造网络称谓、发帖引流、跨平台建立群聊、规避算法审查等行动策略.基于数字交往形成的群体认同赋能女性用户,通过增加自身社会资本、资源置换来降低育儿成本和做博主有偿劳动赋予育儿经济效益等方式,完成了"小红书妈妈"对数字母职实践的认同与内嵌,提升了母职的社会能见度,指向了新时代网络公共空间的一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