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命题的出场体现着对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斗争实践成就进行学理加工和学术化建构的尝试,应当将其置于党风廉政建设理论创新、反腐败斗争战略历史演进、管党治党实践驱动、腐败治理中外比较过程中去审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责任主体、方法工具、运行机制、政策策略、治理效能等方面.新时代,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能力和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大力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运用好"全周期管理"方式,持续完善权力监督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理论体系.
新公共治理理论作为21世纪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局限,生成于公共部门组织网络间关系多重化、公共服务提供者和服务使用者间关系复杂化的治理背景,致力于解决以往公共管理理论难以破解的难题.新公共治理理论以制度理论和网络理论为理论基础,以"服务主导逻辑"为核心,以信任、网络结构、关系资本和对过程的治理为研究重点.研究表明,未来新公共治理理论的理论研究仍需深化,制度化研究亟待加强,元治理思想仍需要得到探讨,多元主体关系研究依然具有潜力,治理实践研究亟须得到丰富,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值得注意.
目前,我国保险领域的基本法主要是《保险法》与《社会保险法》,二者基本不涉及现代社会公共性事件增多日益需要的风险保障类型——公共安全保险.该类保险相关规定目前主要以零星和分散状态存在于交通安全、食品和环境领域,以及部分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中.这一状况完全不足以应对风险社会下公共安全问题日益增多并趋于普遍的态势.完善公共安全保险领域的立法,应明确公共安全保险的基本范围,加强政府支持保障,明确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的分界,进行整体立法规划,以期推进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制度化解决,更好发挥保险这一重要市场化调控手段在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应有作用.
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遵循着价值驱动、结构赋能和功能协同三重逻辑向度.从价值层面来看,重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促进人机和谐共生、维护个体隐私安全、确保决策程序合规及其责任界定清晰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的价值源动力;从结构层面来看,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加速数字化融合的业务模式生成,实现政府内部系统的协同耦合,赋能"以数字为枢纽"的平台化运转方式;从功能层面来看,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通过系统赋能、平台增效及价值引领三个维度提升政府数字化决策能力、数字化管理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形成"以服务为内核"的治理体系.加快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变革是打造服务型数字政府的必由之路,是推进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数字技术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双重背景下,如何借助互联网新兴技术及多媒体手段更好地将青年公益组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是政府面对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为剖析当前青年公益组织的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研究借助资源依赖理论,在调研679家青年公益组织的实证问卷调查基础之上,从资源获取、信息获取、知识管理、互联网协作、数据分析、宣传倡导和公信力提升等七方面对青年公益组织互联网使用与传播能力进行评估,发现青年公益组织在原材料资源、信息资源以及合法性支持资源等层面存在困境,由此进一步提出政府应引导合理运用数字技术服务社会建设、聚合社会多样资源参与公益场景合作和强化资源共享完善公益事业管理制度等治理路径提升青年公益组织的数字能力.
"新时代十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命题设定与实践探索,开辟出党的建设新领域,实现了叙事话语的创新突破.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从侧重于生态要素的改造,到系统性、整体性推进,展示出净化、重构、修复、营造、涵养的多重价值意蕴和多元路径指向,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原则,自我革命是内生动力,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正气之源,规范政治关系是核心旨归,净化党风是基础工程,反腐败是彻底手段,切实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生态统领作用,坚持内生态与外生态的贯通联动.
城市老旧小区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状况是城市治理水平的直接体现,其治理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老旧小区治理水平提升面临诸多困境.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以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为线索,重新审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治理主体利益分化、居民个体博弈能力弱、物业在治理中不在场、居委会的弱化和边缘化等现实梗阻及其产生原因,尝试探索老旧小区治理的协商共建、合作共治、保障共享等未来发展路向,力求为疏解城市老旧小区治理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协同治理既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路径.黄河流域各省(区)在构建黄河流域治理机制、注重生态环境治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是仍存在治理机制缺乏整体协同性、生态保护缺乏领域协同性以及流域经济发展缺乏产业协同性等问题.因此,基于黄河流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来推进大治理,需要继续完善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治理体系,实现黄河流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契合行政决策体制改革方向,能够应用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和多领域.其意义在于通过辅助公众参与、识别公众需求、自动收集数据、深度学习自主推导、评估风险预测行为、全面收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以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但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可能存在法治风险:算法隐匿和算法偏差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包括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权益关切、隐私保护和平等对待要求;算法代表和算法至上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包括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愿表达、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程序性参与;当出现算法决策错误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法治原理中的良法善治要求.因此,应当围绕人工智能算法问题,从人工智能算法自身、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三个方向寻找法治出路,完善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化设计,加强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性、伦理性和合规性审查,完善算法公开制度,健全算法辅助决策的行政责任制度,从而契合行政法治原理的要求.
国家安全问题具有特殊性、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法律层面的证据判断原则已无法满足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国家安全问题中的证据构成要件应在国家安全视角下进行认定.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证据构成要件是指国家安全领域中证据的认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的总和,具体包括动机上有理由、理论上有可能和现实中有迹象.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证据构成要件研究对于把握国家安全总体规律有所助益,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进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引领下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理想和追求,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和成就为这一理想和追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没有捷径、坐等不来,只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奋斗共建才能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是全面协同、循序渐进的富裕,既要通过更加全面、更高质量的发展做大"蛋糕",又要通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分配分好"蛋糕".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面临总体发展水平不足、分配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公共保障不足、个体发展能力不足等现实约束.为此,必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技术基础;完善分配政策体制,形成共同富裕长效机制;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共同富裕社会保障;提高个体发展能力,激发共同富裕内生动力,使共同富裕之路行稳致远.
作为一种发端于地方执法实践的新行政法现象,免罚清单彰显了新修订《行政处罚法》的原则和精神,契合了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推行包容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因而获得广泛发展.免罚清单的法律属性应定位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免罚清单制度在客观上发挥了促进公正执法、提升公众的公平正义获得感、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拓展包容审慎监督途径等诸多功能.走向规范化的免罚清单制度,仍须建立健全与其特性相适应的系统性规制制度.
公共性是一种基础性的现代价值,但在近几十年,这一价值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的许多观念都产生了解构公共性之效果.比如,公共产品的观念看似为政府的公共职能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实则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公益精神的观念突出了公共性的道德地位,却不利于政府履行公共职能;顾客导向的观念引导政府积极回应顾客需求,同时也导致了政府对非顾客的排斥;人力资本的观念将个人本身重塑为企业,造成了不平等的正常化,从而取消了公共性的存在基础.通过对这些观念的批判性分析可以发现,重振公共性价值仍然任重道远.
勤奋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了勤奋节约的美德要求;公平正义是人类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蕴含了公平正义精神;幸福生活是人们重要的价值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了幸福生活的价值目标;和平互利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内含了和平互利的共同价值.加强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研究,理论上对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合理性、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实践上对于凝聚民族精神、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等,具有积极意义.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制度治党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举措,对此,我们可以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等方面进行认识逻辑上的深入探析.从认识逻辑看,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举措,在谁来完善制度规范体系、完善什么样的制度规范体系的问题上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在完善制度规范体系的价值遵循和经验总结的问题上实现了价值原则与历史经验的辩证统一,在制度规范体系如何在执行中完善的问题上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化的自系统,是各类技术的集成应用,多源异构网络、数据飞速流动以及设备频繁交互等使得智慧城市建设与运行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风险,相关风险集中性地体现在支撑环境、技术异化、信息安全以及道德伦理等多个层面,且日益表现出风险发生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演化的动态流溢性以及风险内容的交叠耦合性等诸多特征.面对如此复杂化的智慧城市安全风险现状,一方面,需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完善现有的技术架构,追求负责任的技术创新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吸收"数字新政"的战略理念,构建竞争性的智慧城市系统,以此维持整个城市的鲁棒性,推动智慧城市更有意义、更加美好.
进入风险社会,社区既是风险发生的重要场域,又是防范和应对风险的最基础单元.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应急志愿服务,有助于弥补社区应急服务力量的不足,凝聚社区共同体意识,建构更加积极的社区关系,但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管理问题.因此,需要对社区应急志愿者的四种不同类型加以分类管理;同时,根据社区应急不同阶段对志愿服务的不同需要,成立不同的志愿者组织和采用相应管理模式.在社区突发应急阶段,需要社区居民提供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它适于采用任务团队管理模式;在社区持续应急阶段,需要社区居民提供应急运行志愿服务,则适于采用分层集成管理模式.
近年,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印证了纵向"权威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基于"激励—结构—行动—反馈"框架的分析表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存在政治激励、中央统筹、运动治理和中央督查反馈等特征,并相应地存在动力差异、结构不合理、缺乏合作以及逃避监督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治理机制,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应建立包容性的激励机制、多主体参与的跨域环境治理机构、可持续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和多元化监督途径,不断推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立高效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模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一部过渡性作品,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路标,这部手稿所绘制的马克思自身思想新飞跃以及同黑格尔理论交锋的图景背后蕴含了复杂的显性和隐性等多重线索.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神秘主义的批判凸显了其一般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历史性变化的考察使其进一步转向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对市民社会经济性质的初步揭示也构成了其实现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开启新的研究方向的先在契机和直接问题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最初的理论尝试,被思辨哲学家所忽视的市民社会才开始进入马克思的研究视域,进而为马克思真正超越唯心主义的理论局限、踏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征途打下基础.
传统城市权利理论中的城市发展具有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双重逻辑.自然空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载体,其特性决定了资源在自然空间分布上必然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社会空间体现为与城市生产相关的社会关系,其生产依赖于自然空间并决定着城市资源的再分配与城市规划的内在逻辑.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数字空间,与自然空间类似,数字空间为人类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数字空间使城市资源的平等享有成为可能,但数字空间的生产仍存在资本参与及数据资源垄断的可能.为了实现数字化时代城市治理的科学化,保障城市数字化转型下的城市权利,必须认识到数字资源的重大价值,通过制度构建充分发挥资本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保障数字空间边缘群体的权利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