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中华书局印行了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全三册).《出版说明》云:"本书最初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并于一九五八年重印,但当时印数不多,且仅有断句,阅读不便.现重加标点,并改正若干明显的错字.此书材料不少为节录,编录时在文字方面也有漏误,读者利用本书时,最好能查对原书,以免讹误.中华书局编辑部,一九八○年四月."至于"重加标点"者为谁,并未说明.
在系统论看来,个人的心理认知与刑法的规范运作属于系统/环境的区分.因此,违法性认识的判断标准是系统关心的,而违法性认识内容则属于个体认知的范畴.从规范体系的判断标准而非个人认知的本质来看,限制故意说与限制责任说相较于其他学说更准确地把握了违法性认识问题的本质.绝对的"知法推定"不符合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特点.责任是实现规范体系与认知体系关联的结构耦合形态,只有承认违法性认识属于责任要素的一部分,才能在现代社会实现通过刑法稳定规范性期待的功能.在法定犯时代,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以行为人对前置法的认知可能性及其内容作为对象与材料,功能分化条件下主体对前置法的认识可能性必须注意判断上的个别性.
《宋书·孝义传》所记郭世道、原平父子事迹,反映了中古早期江南地区普通农民家庭的生活图景及其生存状态:他们在从事农耕的同时,普遍开展多种经营,与市场联系密切,并非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在遭遇社会动乱与灾害时,与邻里互相帮助,形成地缘性社会关系;作为王朝国家的编户齐民,交纳田租户调,应征从役,并接受王朝国家的教化.中古早期江南地区农民生活的世界,可以区分为作为生产生活单位的家庭、作为互助单位的村里、作为市场网络的区域经济体系,以及作为控制与管理体制的郡县乡里体系等四个层次.
分析的哲学思潮作为20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三大哲学思潮之一,在当代哲学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于这一哲学思潮,我们常用"分析哲学"来概括,有时也用"逻辑哲学"或"语言哲学"来称谓.就分析哲学谈分析哲学,割裂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联,可能导致人们对分析哲学及其相关称谓所隐含的哲学范式变革意义并不自觉.从哲学史的坐标系来看,分析哲学及其不同称谓都有相应的"靶子":"逻辑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世界观哲学","语言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意识哲学","分析哲学"主要针对传统的"体系哲学".由此,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较为隐蔽的深层关系及其不同称谓所隐含的哲学史变革的多重意涵,也就获得了更为清晰的"澄明".
数字经济时代,组建跨学科创新团队并强化其知识协同是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举措.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协同机制能够提高行为主体实施知识共享的意愿,激励行为主体主动学习和掌握数字技术,从而提升行为主体的知识协同能力,促进跨学科团队的知识共享和协同创新;团队协作能够增强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提高数字信息的利用效率,促进信息共享和知识转移,进而增强知识协同效应;团队协同情境正向调节行为主体间的知识协作关系.因此,应完善知识协同的数字技术保障,健全数字化治理模式,激发行为主体的协同意愿,增强行为主体的数字能力,从而提升跨学科团队的知识协同绩效.
科技革命是国际分工深化的重要推动力.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数字技术具有高渗透性、技能偏向性以及显著的网络效应,其广泛应用将引发要素投入结构与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弱化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动摇现有的"资本、高技术+低技能"国际分工模式的基础.国际产业分工将出现产业分化与融合并存、平台化与弹性化增强、数字跨国公司主导力量崛起以及国家间分工地位分化加剧等趋势,以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中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战略,包括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重塑人才培养机制、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扩大服务业开放等.
中国古代的文字不仅是几千年来记录文明变迁的工具,其形体构造本身及实际语用也传承着文明原有的基因特质.在瀚如烟海的文字王国里,"点"独树一帜,充分表达了中国古代生命美感话语系统、类型和范畴的本质属性.在中国古代的行为实践活动中,"点"具有单一行动正反两面的双向对冲效果;另外,它不只是空间众相之一,还有"初"始、肇端的含义."点"在中国古代文化现象中,是一个一般性的全面范畴,掺杂着诸多社会属性,而从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外在行为内化为服从个人审美的心灵感受的转换前提,在于建构"点"与意念之间的联动机制.对于中国古代艺术创作的实践活动而言,"点"是需要有"灵魂"的,其"灵魂"正由人类"意念"给予.无论如何,"点"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范畴,最根本的特性是其动词属性与名词属性的合一.它既是"动作",也是"文本",最终酝酿出了一种类似"涟漪"般的,能够不断吐故纳新的,既向四周扩散又向中心收拢的行为模式与审美图式.总体上,当下探讨中国古代文字蕴藏的独特哲思,对于构建当代"中国学派"与"文明新形态"都具有奠基性的重要价值.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之"李鸿章联俄出于西太后意"条,提到塔克什讷作为使臣赴圣彼得堡换约而立功:"(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七月,李随员道员塔克什讷,乃同文馆俄文学生,精俄语,熟悉情形,李遣赍约本由德回,同船有日本王爵某,极费周防,约本储匣,匙随函递.于是中俄之约,承十二年丙戌旧约,继续而成."(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59页)其中所谓"十二年丙戌旧约"指《中俄珲春东界约》.李鸿章的随员、同文馆俄文学生塔克什讷以专使身份赴俄换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那么塔克什讷是谁?《清史稿》无传,虽有文集对此人有所提及,但其身份和事迹至今语焉不详.
概念是建构知识大厦的基础,社会科学概念建立在情境和价值因素的基础上.不同性质的概念体系形成不同性质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构建符合中国情境—价值的概念体系为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有着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移植性概念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以本土情境—本土价值为基础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改造,成为本土概念建构的重要路径.依据移植性概念与本土情境—价值的符合程度,以若干政治学概念为案例,可以提炼出七种改造策略.除对移植性概念进行改造之外,本土标识性概念建构更加根本,体现在概念提炼、概念发明和概念归位三种策略上.近年来,对构建本土化概念体系的强调,表明中国现代性发展路径的转型,也使中国更有可能为世界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贡献新的元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005年两版《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据手稿收入了 6篇鲁迅校录、考证古代碑志的文字,篇末附有相关人物、典籍和事件的注释.笔者研读发现,其间两条涉及唐代人名的出注存在显误(1981年版第51、69页,2005年版第61、83页),现略加考述,以期《全集》再版时予以修正.
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古人对于理想政治秩序与君民关系的认识,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近代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新诠释层出不穷,这固然与时人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理解有关,更与近代以来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大地上的竞逐密不可分.无论是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极大的梁启超,还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代表人物的戴季陶,都将民本思想作为表达自己略显保守主义政治主张的重要凭藉.对此,国民党内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陶希圣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嵇文甫,都对民本思想本身以及假借民本思想宣扬精英政治的做法展开批评.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学术界对中华书局本《高僧传》研究多年,成果丰硕.然该书中仍存在一些校勘问题.选取数例,敷衍成文,以就教于方家. 1.中华书局本:"复遍历众师,融冶异说,三藏方等,并皆综达,广访《大毗婆沙》及《杂心》《揵度》等,以相辩校."(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1页)
宋代科举闻喜宴有赐簪花环节,进士及第者以及陪宴官、朋友、亲属等在一系列诗歌中对此多有书写,他们在赴宴诗、思归诗、写景怀旧诗、送同年或寄同年以及和同年等诗中回忆或再现闻喜宴赐簪花之景象,展示其盛况,表达真切而深挚的感激之情.高丽国陪臣参加闻喜宴后亦写诗,呈现赐簪花之祥瑞.宋代闻喜宴赐簪花诗多带有自豪感和荣耀感,到晚宋作品中才流露出历史的沧桑感.这些诗歌从进士亲历者的回忆视角、陪臣和亲友的旁观视角记录科举期集闻喜宴赐簪花活动,反映了宋代朝廷礼仪及其重要的政治行为,也折射出民间的吉福文化心态.
数字社会的到来为人的社会化构建了崭新的环境基础,亦为个体尝试多元化的自我再生产实践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正在不断尝试突破社会化的既定模式与路径,期待再生产理想自我."成为UP主"作为青少年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自我再生产实践,不仅重构了其在网络空间中的身份角色,更彰显出对既有社会化秩序的抵制.在这一再生产实践进程之中,由于信息环境的趋同,维持社会化秩序的主客体行为集成逐渐消散,自我再生产的线性时间秩序发生紊乱,社会化的互动圈层也因"从身体到技术"的基础骤变而无序扩张,社会化过程长期以来积淀的"二重性秩序感"在个体的数字化生存中渐趋瓦解.社会化秩序感的消解意味着个体成长过程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大幅降低,青少年在获得较多成长自主权与 自由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过程的深度不确定性,如何为青少年在愈渐无序的成长之路中寻找到相对健康确定的社会化方向,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课题.
关于什么是终极实在与终极价值,人们一般更多关注名词性的那部分内容.如果转换思路,考察与之相关的动词性内容,会发现道家思考"道"的关键在于反转西周以来该词所具有的目的论层面的规范性内涵.从"得道""谋道""循道""行道",到《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和"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进而到《庄子》的"不道之道""浮游于道""不如两忘而化其道"等,可以看出,道家总是以一种旨在颠覆和重新定义"道"的方式扬弃它先前的含义,并将"道路"的规范性隐喻转变为"撄宁"之"水"的隐喻."道"原本是朝向预期价值的有意识行动或特定的理想政治秩序,但在老庄哲学中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意味:通过消除所有作为目标的、有意识的价值,以实现其无目的的行为.庄子将"忘"与"化其道"关联起来,提出非目的性的创造性转化,使充实的无意识经验从道德性判断与社会性功能中解放出来,并以此作为万物相互创造的生命力之渊.
春秋以降,以重视视觉为特征的广义形名思潮兴起,成为诸子学说形成的重要背景.《老子》提出了"为腹不为目"的主张,自觉走上了超越视觉的形上之路.从"视之不见"到"吾以观复",从"光而不耀"到"玄之又玄",从"物形之"到"执大象",《老子》中的视觉语词、视觉表述一再显示其对视觉的反思、批判与超越,即超越对象化、形式化、客观化的修道、在世、为政.在超越视觉的同时,《老子》重视基于味觉、触觉的存在方式,主张"味"道、"守"道,并以合道的方式在世、为政.《老子》哲学所开辟的超越视觉的形上之路为反思高度形式化的现代社会、探索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等重要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贸易逐渐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其中与营商环境密切相关的廉洁政府建设尤其值得关注.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与CPTPP成员国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廉洁政府建设对数字贸易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科技创新等路径实现.因此,应扎实推进廉洁政府建设,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市场环境,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