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的能力均等化出发,以人口流动为切入点,从财政供给能力、资金投入、实物产出三个层面和价值形态、实物形态、匹配性、效率性四个维度构建了基于目标穿透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分析框架,并利用变异系数从总体和分项两个层面刻画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距目标要求仍有差距,结构化短板突出、部分指标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的保障水平,认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方向不仅要提高均等化水平、优化结构,还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机制,形成制度优势、发挥体制治理效能.
以2017年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结合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究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相较于非试点省份,试点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这一抑制作用对于经济欠发达、高排放强度地区以及污染程度较大的能源类型有所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主要发挥资源配置效应降低试点省份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具体表现为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两方面.其研究结论为绿色金融政策降低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发挥环境规制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中华传统礼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一体两面,礼义是礼制的内在精神实质,礼仪是礼制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就是"礼"之本质.中华传统礼制的变迁由礼义与礼仪之间的内在张力所决定.礼义内涵的变化导致礼仪形式的变迁,如此循环往复,成为礼制变迁的内在动力.中华传统礼制在历史上起到稳定国家政权、教化百姓、铸塑道德人格、凝聚广大国人、巩固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际关系的作用.古代中国的礼仪是双轨制,既有国家规范的礼制,又存在礼典之外的民间礼仪,两者是互动的,在规范民众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传统礼制注重道德修养与道德实践,在历史上曾经起到重要作用.中华文明复兴需要正确应对异质文明,应当以开放的胸怀来容纳一切有益的因素.客观评价与发掘中华传统礼制有益于当代价值的因素,思考其现代性转换之途径,才能最终建成注重实践、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现代礼制体系.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交汇区,在此形成的丰富音乐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视野,选取"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的音乐之路作为西北民族地区音乐文化传承保护的典型案例,立足于西北民歌的价值符号和传承保护两个维度,探寻西北民歌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中的特殊作用,挖掘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建构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与价值,拓展基于西北音乐文化认同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使西北传统音乐家的身份在社会变迁的激流中得到新的界定和认识,更好促进新时代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与话语体系的有效构建.
合规监管人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何认定及保障合规监管人在履行职责中勤勉尽责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议题.勤勉尽责本质内涵要求合规监管人主观心态上应当勤奋尽责,客观行为上应当利用其应有的技能充分履行职责.根据合规勤勉尽责的内涵,从主客观两方面制定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的认定标准:在主观层面,从合规监管人是否拥有该领域所应当具备的职业技能和精准的职业判断力角度,认定合规监管人主观心态是否勤奋尽责;在客观层面,从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监督考察是否实质化以及监督考察评估报告是否客观等角度,认定合规监管人是否利用其应有的技能充分履行职责.在明晰勤勉尽责认定标准的基础上,构建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强化道德因素评估的准入机制,完善有效便利的工作保障体系,构建"企业+同级财政"经费保障模式,实施全过程监管机制,以期对合规监管人勤勉尽责理论尽绵薄之力.
语言作为通心之语,既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增信释疑的纽带,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的重要载体.中国有声语言传播在新时代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下,不仅面临着传播媒介全球化、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视频化带来的机遇,在对外话语体系、媒体传播实力、语言传播基础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制约.在中国有声语言国际传播方面,不仅要关注中文传播理论、国际中文教育、海外华文教育等领域的新的发展变化,更要从媒介发展变化入手,从传统媒体和融媒体、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真实空间和模拟空间、线上传播和线下活动、"走出去"和"引进来"等不同传播语境中发现利用中国有声语言音声化传播的优势,以更加柔性的话语传播方式,从单一媒介平台走向更加多元平台的传播路径,实现从文明互鉴突破意识形态壁垒、从增强语言影响力突破传播基础薄弱、从语言传媒教育突破专业能力不足、从讲好中国故事突破话语权构建.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世行BEE项 目刷新了 DB项目的方法论,有助于我国持续优化纳税人宜商税收环境.建议以迎接BEE项目评估为契机,编纂《税收法典》,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坚持立法宜细不宜粗的理念,慎重使用导致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模糊语词.建议压缩行政释法文件数量,提高释法质量.建议采取轻徭薄赋、涵养税源的价值取向,大幅降低有效税赋率.建议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率最高上限统一降至20％以下.税务机关公共服务现代化的核心是法治化、数字化、理性化、普惠化、透明化.建议将《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为《税收征收管理与服务法》,将公共服务理念贯穿于整个税法体系.为保护纳税人产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涵养可持续税源,建议出台《纳税人权益保护法》.建议基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程序正义理念,重构争讼化解规则.我国要理性看待世行BEE项 目评估,纳税企业才是宜商税收环境的权威考官.
中国古典诗具有西方现代诗歌的现代性表征,并不意味古典诗有一个现代性传统,也不意味中国诗歌无需发生现代性转型."现代性"与"古典性"是互为建构的,现代性精神使文学艺术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种种表征,但不能由这些表征来倒推文学艺术是否具有现代性.国内学界所谓"古典诗的现代性"是假性"现代性",是西方现代性视角在中国古典诗上的投影.对中国古典诗之现代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它的现代阐释的可行性的否定,对古典诗的现代阐释也不等于现代性阐释.艾略特诗学中的"传统"观,有助于人们理解汉语古典诗与现代诗之间的延续与断裂.具有现代性断裂特性的新诗和中国古典诗,同在一个汉语诗歌传统之中,正是延续之中的断裂部分造就了真正的创造性传统.
政治建设是基层党建的"灵魂"和"根基".新时代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建设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的本质要求,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继承和发扬,是破解新时代基层党建难题的现实需要.新时代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客观上要求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党的思想理论的党内武装和社会宣传,增强政治宣教功能;通过对党中央权威的坚定维护,增强政治执行功能;通过对党的领导的有力加强,增强政治引领功能;通过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积极保障,增强政治凝聚功能;通过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要求与正确开展,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新征程上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从强化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主体优化和制度规范等向度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向基层纵深迈进.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敦煌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百年学术的兴衰,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缩影.敦煌文学的每次飞跃性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推动.从1909年蒋斧《沙州文录》到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再到1987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从早期敦煌佛曲到敦煌变文再到讲唱文学,"敦煌文学"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从模糊到逐步清晰.在百余年发展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有些逐步达成共识.而走出"就敦煌而说敦煌"的狭小天地,用开放的眼光开展多学科合作等学术理念,也逐步成为当下敦煌学界的共识.
作为住房反向抵押的一种新模式,住房反向抵押保险应者寥寥,原因在于其无法打消老人及保险公司对自身权利实现的顾虑.双方最为担心的系各自知情权的实现受阻,其中老人还心系无追索权、回赎权的实现,保险公司则顾虑差额受偿权的实现.住房反向抵押保险所蕴含的保险法机理在助推上述权利的实现过程中本具独到的优势,但囿于制度不足,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其面临的制度困境主要表现为"知情权"的保障缺失;"无追索权"的内在追求与"有追索权"外观表现的冲突;"回赎权"实现的体系化不够;保险人"差额受偿权"的实现机制单一等.欲想消除困境,则需从以下方面完善权利制度:应在业务开展前设置强制咨询程序以保障知情权实现的前置化;应在住房反向抵押保险的概念及结构设计中直接体现无追索权;应明确回赎权的具体行使方式,并将"后让与担保"作为住房反向抵押的理论基础,从而确保老人及其继承人享有内涵不同的两次回赎权;对于保险人的差额受偿权,则应寻求市场与政府的"二元"结构支撑,通过再保险机制、政府参与的担保机制等保障其更好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胜利完成后,为实现脱贫攻坚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平稳过渡,针对后扶贫时代农村产业发展变"输血"为"造血"的功能不足、传统产业对贫困农户增收的贡献度不断下降,通过土地流转,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无法实现农户资产保值增值,小农户可行能力不足、劳动力大量流失导致农村发展"造血"功能丧失等现实困境,提出脱贫农村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必须尊重"两个客观规律";"输血"靠政策,聚焦民生工程,改善和提高村民身体健康水平;"造血"靠科学,聚焦科学施策,提升产业发展质量;"保障"靠转变,聚焦发展动力;"增权赋能",提升小农主体能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新型农业转变等政策建议及措施.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开的个人信息呈现出弱化保护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保护.公开个人信息承载了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益,企业处理公开个人信息仍需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是以法定许可为原则,以个人同意为例外.公开的个人信息,并不是泛指任何处于公开状态的个人信息,它仅限于合法、绝对公开的个人信息.公开个人信息处理应限于合理范围之内,且应尊重信息权人的拒绝权.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虽然通常会因其公开性具有阻却违法、阻却责任的法律效果,但若违法处理也会让企业面临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诉的合规风险.这主要包括欠缺合法性根据的合规风险,处理对象不适格的合规风险,处理方式不合理的合规风险三类.为防范公开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合规风险,企业有必要建立公开个人信息处理中的合规方案,将其纳入数据保护专项合规计划之中,在数据业务中正确识别个人信息类型和公开个人信息类型,建立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影响评估机制.
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协调贯通是在发挥各类监督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畅通高效的衔接路径形成监督网络,发挥监督合力,实现从"有形监督"到"有效监督"的转变.实现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协调贯通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要求,也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应有之义,更是落实制度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形式.针对目前存在的协同监督职责不明确、协同监督制度不健全、协同监督信息不畅通、协同监督意识薄弱等现实问题,要划清各类监督职责,发挥协同监督优势;搭建互通互联机制,保证协同监督实效;保证信息公开,助力协同监督运行;深化协同监督意识,营造良好监督生态,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保驾护航.
数智时代的环境智理以环境数据互通为基础,通过全方位的数据整合,力图达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共治,从而实现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环境法治水平的全面提升.数据的贯入也在持续影响环境法治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数据污染作为环境损害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已然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数据治理作为数智时代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内容,其不仅面临立法层面的空白,还存在因数据品质不高导致的环境行政决策错误,以及环境司法难以有效救济的重大挑战.为了克服这些阻碍因素,在立法层面,需要运用类型化的方法明确数据权属的相关规定.在执法层面,需要更新环境治理理念,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信息法权结构,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消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冲突,实现横向多元共治.在司法层面,需要基于数据来源主体的不同,明确提起环境诉讼的类型与责任承担方式.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方面的协同,为环境智理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更新时代大城市在国民经济全域空间里历史性主体地位凸显.党的二十大后,大城市要坚定不移地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纲",以现代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导向"增量扩体"为主题,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更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率先站上党和国家指引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台阶;要深入研判新机遇、努力抓住新机遇,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踔厉奋进;完美实现在时代演绎逻辑中前进;在时代演绎潮流中高质量发展.
在教育法典编纂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问题成为当前教育法典相关研究中基础性和前提性问题.教育法典的编纂定位直接决定了教育法典的编纂范围、编纂逻辑、编纂内容、编纂形态和编纂框架.从教育法典的本源性及中国教育法典的特殊性来看,我国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明确以下五个定位,即教育法典应当是运用行政法、民法等调整规则和调整方法,来解决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领域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全面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适度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易于被民众理解、接受和使用的应用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公民受教育权保护为核心的权利法典;教育法典应当是以教育实体法为主,教育程序法为辅的综合法典.教育法典的编纂应当以上述编纂定位为编纂工作的始发点,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切实推动和保障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教育法典.
新唯物主义是新近西方涌现的关于物的存在的反思的思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思辨实在论的甘丹·梅亚苏、格拉厄姆·哈曼,生命唯物主义的珍妮·本内特、行动实在论的凯伦·巴拉德,以及操演性唯物主义的托马斯·内尔.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理解出发,反思这一批新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局限,认为新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摆脱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感性直观形式来思考物的形而上学路径.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条件下,通过对具体的历史分析来思考物如何在人类社会中呈现出来.在智能社会的条件下的物,无论是ChatGPT,还是自动驾驶项目,其中的奥秘恰恰在于对话应用和自动驾驶将所有的人和物整合到一个巨大的物与物、人与人、物与人的链接之中,形成了庞大的物体间性和主体间性关系.
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古籍中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和认识.瘟疫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是危害人类生存的重大灾害之一.甘肃在古代是瘟疫多发区,见于正史记载的瘟疫有32次.统计显示,疫情分布于陇东、陇中、河西和陇南地区,分布范围基本上覆盖甘肃全省,跨越时代从东汉至清.见于正史的疫情都与封建国家兴衰有关,具有"国之大事"的性质.分析可知,正史记载疫情具有很强的目的性,是"合于圣人之经者".在古代,疫情一旦出现,感染就"排门发生",单户的编民是无法做到有效疫情防控的.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及时隔离病人、全面发药医治、妥当处理善后等救治措施都是国家行为.虽有僧道之士等社会力量介入疫情防控,但成效毕竟有限,与政府救治无法相提并论.可以说,在甘肃古代疫情防控中,政府具有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