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青年女性导演萨拉·波莉的电影作品《女人们的谈话》改编自亚姆·托斯的同名小说,自 2022 年 12 月底在欧美上映后,荣获第 95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该片在忠于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凭借纪实性谈话场、诗意镜头语言、碎片化意象空间、叙事视角的转变等改编策略,向观众塑造了长期被父权压制、遭遇性侵后的殖民地女性群像.传统电影荧屏中的女性是为了满足和强化以父权意识形态为主导地位的电影市场,因而其所呈现的皆为父权审美欲望驱使下脸谱化的典型女性形象,而该片打破了传统关于性别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刻板思维,从存在主义的角度解读女性的身份地位,对摆脱激进极端女权的社会窘境现象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为厘清企业碳减排、绿色金融与地区经济三者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 31 个地级市 2008 年至 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减排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绿色金融的影响不显著;绿色金融和地区经济对企业碳减排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地区经济与绿色金融之间相互促进,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为了推动企业积极碳减排、有效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提升青年思政教师政治理论素养是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本文从青年思政教师"学习力"的核心元素指向政治理论素养,提升"学习力"是建设高素质思政课教师队伍的迫切要求,青年思政课教师"学习力"提升的实践路径三方面展开论述.
在响应"双高计划"建设与加快推动教育强国发展的职业教育改革机遇与挑战背景下,积极探索本区域"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是职业院校的核心任务.本文旨在深入研究"中高本"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和逻辑机理,以及黑龙江"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的发展瓶颈,以期揭示其内在机制,并提出"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体系的优化方案,以期持续高质量地培养和输送具有较强技术技能的"工匠型"人才.
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基于行为主义理论的外语教学逐渐被更注重价值实现的外语人文教育取代.通过对高校外语教师教学发展、学术发展、社会职责三个维度的调查,发现存在以下挑战和困境:大文化观对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冲击,学术内卷对教师学术创新能力的挑战,课程思政理念对教师社会职责的新期待.在大文化观时代,我国高校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亟须由微观语言教学走向宏观的文化精英教育、由单学科发力走向融学科的学术融合、由通识教育走向智德与道德卓越组合的三重转向.
张謇以舍身喂虎的勇气和实干兴邦的志气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实业救国思想的形成是儒家文化熏陶,民族资本发展,时代危机敦促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张謇以棉铁主义为思想核心,兴办垦牧公司,践行农工商一体化思想.也许从大生集团所有权的易主来说并不完美,但从大生企业的发展和影响来看却非常成功,他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热心慈善公益,既促进了实业的广泛发展,也加速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实业救国的结局,大生集团的易主,折射出企业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
在当前的数字化社会中,数字人权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种种困境.理论上,数字人权深陷理论偏狭,学界对其地位的认可并不统一.实践中,数字资源分配不均,导致数据利用主体之间地位不平等,数字霸权和网络暴力现象屡见不鲜.为了满足现实社会对于数字人权承认和保护的新需求,可以完善数字人权的法律规范体系,加强对数据掌控者的监督.同时,政府发挥监管和救济作用,防止出现数字霸权事件,执法和司法机关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审查和执法力度,数字弱势群体也加强自身数字素养的提高,培养数字意识.各方综合发力,才能真正解决数字人权面临之困境,数字生产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民国诗人、官员邓缵先在戍边 18 年中留下众多优秀诗文,诗文中的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都体现出一代爱国文人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以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一统观念.
残雪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但她本人并未刻意追求.残雪认为只有彻底的个性写作才能把女性主义文学进行到底,因而,她始终致力于探索人幽暗隐晦的灵魂深处.她早期的短篇小说《天堂里的对话》虽然展现出与其它作品不一样的温暖明亮的色调,但其人物内心也存在着焦虑与不安.小说完全建立在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我"和"你"可以说是一个人分裂出的两个灵魂,由此产生出"理性与欲望""屋外与屋内""等待与追寻"的分裂心理,从中可以折射出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自我价值的探寻过程.
近年来,网络、报刊中出现了一个高频词——"拔草".与传统的动宾短语"拔草"不同,此"拔草"是一个动宾式复合词,语义也不表示"将草拔出来",这一现象是"拔草"词汇化的表现.在隐喻机制下,"拔草"产生了购买、体验等浮现意义,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及物动词,后面可带宾语.词汇化后的"拔草",意义上经过了隐喻引申,词性上是一个非典型动词,有转类的趋向,其词汇化程度较高.
诗歌的"地方性"问题日益引发学界讨论,这是因为经由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失去了其所具备的稳定性,而诗人们的地方写作也逐渐变得空洞化与程式化.面对这样一种地方危机,刘年以肉身行走的姿态寻求着诗歌的语言与精神创造,无论身处故地亦或远方,其地方书写既具自然属性又富有生命超越性,联结了一个有关过去、现状与未来的诗性空间,于是"地方"的意义也就跳出了地理版图中的位置,转为一种精神指向的存在,这种处理方式显示出地域写作的可能性与超越性.
"鼠鼠"作为新兴称谓词,其词形构造经过了"鼠""鼠人"或"老鼠人",最后固定为"鼠鼠"的演变历程,其感情色彩也从最初的厌恶与不满增加了自嘲与自怜.先秦选取硕鼠隐喻贪官,网友选取老鼠隐喻自己,都是基于人与鼠之间的物理相似性与心理相似性,不同时代选取切入点的不同,感情色彩也随之转变."鼠鼠"的兴起与发展理据有三:一是基于谐音与重叠构形的语言学基础,二是基于求新求异获得集体认同感的心理学基础,三是追求含蓄委婉的语用学基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对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目前讲好中国故事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讲好中国故事中面临的困境,应采取选择具有共鸣主题和情感元素的故事,创新传播方式,融合现代传播技术与传统文化元素,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以实现有效的跨文化沟通,同时还要加强媒体自身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对于传递积极的中国形象,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价值.
史诗《江格尔》以说唱叙事诗的形式塑造了众多骁勇善战、足智多谋的英雄,抒写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情感.刘亮程的小说《本巴》由史诗故事开始,却做出全新的演绎:在无始无终的内循环密闭时空中颠覆了史诗中的理想家园;在说唱与讲述的语言世界中消弥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在梦与真的变幻中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归乡"之惑.作者有意打破时空的常规秩序来制造叙事迷宫,将关于理想与现实、故乡与童年、经验与超验的种种复杂的形而上思考交织到简洁之极的旷世游戏之中.
本研究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以中国新闻漫画网中 52 幅"反腐倡廉"新闻漫画为语料,对其源域进行分类统计,探究其多模态隐喻的主要表征方式,及其典型漫画的隐喻场景在概念整合网络中的意义构建过程.研究发现,"反腐倡廉"新闻漫画主要围绕"从政人员""监督者""行贿财物"以及"监督手段"四个目标域展开,每幅漫画中的隐喻表征两三结合,以图像和文字模态形成"战争""围猎"以及"除害虫"等隐喻场景,通过概念整合网络来反映漫画家对腐败现象的严厉批判,以及对廉洁从政的积极倡议等.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课程思政的天然载体,通过对课程思政内涵的理解,定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建设,实施心理教学思政课程整合,以实现理论灌输与德育训练的双重任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思政在实施策略时要考虑到"切身性";以"问题"为视角;整合资源、搭建融合平台等方面.
"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其相关政策执行效能直接影响着乡村产业能否健康稳定发展.通过制度逻辑理论视角分析乡村产业发展政策,发现在多重制度逻辑作用下存在一些问题: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双重压力导致执行偏差;政治逻辑、行政逻辑扰乱市场逻辑导致产业趋同;行政逻辑的内在动力和服从力缺失导致政策执行缓慢;社会逻辑弱化导致政策目标群体参与度低.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寻找提升乡村产业政策执行效能的具体路径: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强化政策执行过程的组织和技术创新;调动政策执行目标群体的积极性;培育政策执行的市场环境.
考察"袒"的"袒护"义的来源,显示"袒"在唐代开始出现语义变化,发展出"左袒"一词表示"袒护",到清代"袒"的"袒护"义发展成熟,可单独使用表示"袒护".现代汉语中,"袒"表"袒护"义时不再单独成词,而是作为构词语素存在于"偏袒""袒护"等词中."袒"经历了由"袒露"到"左袒"再到"袒护"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产生并不是受到组合同化的影响,而是经历了文人创造性的用典、认知隐喻的类推以及语用缩略的三重推动.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是时代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情境固化""情感淡化""仪式退化"等问题,互动仪式链理论契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谁培养人"的价值导向、"培养什么人"的根本任务、"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方式.通过"党团组织"与"思政队伍"有机配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融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构建一套与专业学习互嵌耦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都柏林人》(1914)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于 20 世纪初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且一直深受国内学界关注.而《寄宿公寓》并未像《都柏林人》中其他作品一样受到国内学者的充分关注,使得这一短篇小说背后的深层意义为学界所忽略.本文以《都柏林人》中第七篇作品《寄宿公寓》为分析对象,深入剖析遭都柏林多重权力话语规训的穆尼太太的多重人物形象,并分析穆尼太太借用这些权力话语对其他都柏林人实施的规训与惩罚.最后,本文拟借穆尼太太这一都柏林典例进一步揭示作者掩藏于文本后的死亡气息、无尽嘲讽与忧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