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清末民初碑拓購藏與交易規模、交易主體,以及定價機制、拓片價格、交易的方式等進行討論.認爲彼時碑拓交易主體以專營、兼營店鋪與私人購藏群體爲主,二者共同影響着拓本市場的價格走勢,但最終的定價權實際掌握在熱衷收藏的仕宦階層與文化精英手中.新興專營拓鋪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文化與市場較爲發達地區,受時局影響,交易雖盛但相較購藏群體的消費能力,整體價格不高,且精拓、舊拓與新拓間價格差異較大.一般市場交易方式,除坐商、侍購、竄貨等古玩業通行方式外,預售、寄售、拍賣等方式此時也都相繼在碑拓交易中出現,且極富行業特色.
清代文化制度較之前代存在較大差異,代表朝廷各級職權的官方印信,亦隨之發生諸多變化,集中呈現出基于實用層面審美的時代性與特殊性.從實際情况看,清初開啓用滿漢兩種文字同時入印,漢文篆法基本承襲了明叠篆樣式.而後乾隆創制了滿漢篆書三十二種,官印按照不同的官職級别,選用其中的不同篆法進行重製,形成了一套嚴格的官印書寫、鑄鎸及管理制度.清代新規篆法入印的同時不但强化了官印的功能性,也生成了其固定的制式.一定程度上引導人們更多關注其實用性,但藴含其中的藝術屬性亦需不斷地挖掘、取捨與追加闡釋.
書法史研究中明初善篆書的陳登,因有楊士奇在其墓志銘中對其篆書與碑帖鑒藏的盛贊,此墓志銘成爲時人與後世學者研究、記録陳登篆書的最主要出處.依此,通過梳理明代相關文獻,可以尋繹出明代中期前的小篆書風在官方、皇室及重要官員碑志等方面是陳登一系風格的綿延.這個風格的確立是在程南雲得皇室與頂層士大夫追捧後崛起,隨之其師陳登及子程洛、左贊等人的小篆風格得到了官方系統内更廣泛認可.
有清一代,蘇浙皖三地刻帖活動繁盛,刻帖刻工輩出.通過對三地一些重要刻工生平及刻帖活動的考察,不僅可對他們在清代刻帖活動中的貢獻有所表彰;同時還可對該群體的共同特徵有更清晰地把握:包括普遍擅長多種摹勒技藝;與當時書家多有交往關係;重要刻工大都有自刻帖傳世等.從而進一步豐富對清代蘇浙皖地區刻帖刻工及其刻帖活動的整體認識.
明清兩代刻帖繁榮,相關交易也極爲興盛.本文通過對文獻的梳理,就明清刻帖拓本及原石交易的熱點、價格等問題進行闡述,另分别從清代官員、金石學者、收藏家三個視角,考察彼時的刻帖交易過程,并分析刻帖交易興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