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建设将对经济体系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通过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实验,在探析政策对城市就业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10-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事件研究法等评估该政策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城市就业水平,相较于非试点城市,政策推行使城市就业水平平均提升3.55%,该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时间安慰剂、异常值敏感、剔除直辖市、倾向得分匹配以及政策排他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作用于城市就业水平,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的促就业效应大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效应.同时,"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不同地理区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模以及互联网普及程度间存在差异性."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可以推动就业人口由低技术技能向高技术技能、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动,促进城市就业结构高级化转型.该结论明确了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在建设"网络强国"中稳定居民就业提供有益启示.结合研究结论,建议未来应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就业过程中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与提升城市就业活跃度的功能,积极推进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互联网普及进程,进一步释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就业赋能效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机会公平,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本文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以机会不平等为分析工具,将"不合理的不平等"从"过高的不平等"中抽离出来,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县区层面机会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成因分解及其对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事前参数法测度得出县区机会不平等在测度期内从30.43%小幅上升至31.49%,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得出居住地环境和父辈教育环境对于机会不平等生成的贡献度较高.使用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表征个体就业"有没有"和"好不好",回归分析得出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显著降低了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该负面效应在女性或城镇劳动力群体中更为明显.稳健性采用改变机会不平等测度和改变样本选择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通过限制劳动力地区间流动、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强化职场用工性别歧视,进而对个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对于公平的关注点应从事后结果公平转向事前机会公平,政策设计与实施应重视机会不平等加剧问题,政策重点放在降低甚至消除机会不平等.通过规范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政府和市场的行为,减少不合理的制度性阻碍,促进就业市场机会公平,推动就业数量的合理增长和就业质量的有效提升.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养育成本,打造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减轻赡养负担,构建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