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2～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结构和失能率进行分析.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与比重将分别从2020年的9035.29万人和17.72％增至2035年的12438.23万人和33.14％.受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和老年人口结构老化影响,农村老年人口 ADL失能率将从2020年的5.76％降至2035年的4.92％.其中,男、女性老年人口失能率将分别从4.92％、6.55％降至3.79％、5.87％.农村失能老年人口呈现失能重度化和高龄化趋势.农村老年人口总失能率下降主要是年龄别失能风险降低所带来的轻度失能率快速下降的结果;中度失能率略有下降,重度失能率不断上升,中、重度失能率保持在4％左右.研究结论可为提高农村养老服务能力、推动长期护理保险覆盖到农村居民提供数据支撑.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对1960～2020年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关注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研究发现,60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均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与此同时,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在此期间,尽管邻国来华移民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结合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将迎接更大规模的邻国国际移民.当前,需要在学术研究与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从个体经历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的角度理解中老年人的健康差异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和序列分析方法,分性别构建个体的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类型,识别出两性共有的7种轨迹类型以及男性独有的"未婚未育、工作型"和女性独有的"1次生育、不工作型"轨迹.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生育1次或2次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提高,生育3次及以上的轨迹类型占比不断下降,同时,更晚出生的女性中提早不工作的轨迹类型占比更高.分析不同类型生育-就业生命历程轨迹对中老年时期健康的影响发现,生育次数的增加仅对女性中老年时期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提早不工作则对两性健康都不利.
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迫切要求中国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导向.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人民高品质生活为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归宿、服务于民族复兴战略的新型人口发展理念.中国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物质财富积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优势、教育体系完备叠加人才强国战略的人才优势、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建设的要素集聚优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以人为本和孝亲敬老价值观的文化优势.为了利用好、巩固好、发展好这些优势,中国应当构建涵盖科教文卫、生育支持、劳动力就业、老龄化、人口安全等领域在内的全方位、一体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以往不少研究发现,父母生育年龄过晚不利于子代健康发育.在后人口转变期,日益普遍的晚育行为如何影响子代健康还有待考证.利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检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过晚生育会显著增加子代出生体重偏低的风险,对子代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和综合自评健康均具有不利影响;相应影响机制既包括先天因素导致的初始健康劣势及其长期不利健康效应,也包括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多维作用.在人口负增长形势下,重视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对于强化年轻人婚育决策的健康理性意识和提高全社会健康资本积累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年人在气候变化中面临更为严峻的健康风险.采用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和2002～2019年《中国气象年鉴》数据,借助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以及导致老年群体气候适应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各类气候要素的变动均会导致老年人死亡风险变化,极端气温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负面影响最显著,极端气温与气压、空气相对湿度等气候要素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更恶劣的消极影响;男性、高龄、农村以及不在婚的老年人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更低,而经济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在面临不良气候威胁时表现出更高的气候适应水平;社会保障在不同气候要素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中发挥着干扰型或增强型交互作用,能够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气候适应水平.
利用跨越18年的7期专项追踪数据,考察照料未成年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低/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与"不照料变为照料"显著提升了老年人行为能力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高强度照料""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与"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健康自评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一直照料"显著提升了其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则相反;"低/高强度照料"与"照料且与子女同住/不同住"显著降低了其抑郁的发展,而"一直不照料"与"照料变为不照料"则相反.结果反映了低龄老年人适度隔代照料有益于其生理健康及心理福祉的发展,揭示了这一影响根源在于其自身年迈的父母角色与其作为隔代照料者的"父母"角色之间的和谐发展.
本刊热忱欢迎广大学者踊跃投稿,来稿以15000字以内为宜,要求内容新颖、论点清晰、论据充分、文字凝练、数据可靠. 投稿具体规范如下: (1)来稿请附中英文内容摘要(中文摘要控制在300字左右)、关键词和作者简介.内容摘要以第三人称书写,需准确凝练地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方法、结论、创新性和意义;关键词以3～5个为宜;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称、邮箱地址、邮政编码.
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既包括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也包括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基于人格三层次理论构建非认知能力综合分析框架,从新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思想道德素质、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者情绪稳定性、尽责性与开放性人格特质评分较高会实现更大的外在职业成就,尽责性、外向性、亲和性与开放性人格特质评分较高会收获更高的内在职业成就;成就感价值观有助于提升劳动者外在与内在职业成就;劳动者勤奋心得评分较高会收获更高的内在职业成就.此外,非认知能力通过职业匹配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也通过增加职业投入、积累社会资本影响职业成就.
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多维指标构建了健康老龄化指数(HAI1和HAI2),从生命历程和健康公平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老年人健康老龄化城乡差异及其变迁趋势.研究发现,城镇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水平明显优于农村老年人,这主要是由于城镇老年人在童年期家庭背景、成年期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具有优势;健康老龄化的城乡差异随着年龄增长而弱化,呈现"收敛效应",并且这一模式在连续出生世代中的效应也变得更弱,这主要是由于与早期世代相比,新世代城镇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水平大幅度下降.应完善健康老龄化指标体系,加强动态监测,并注重老年群体在生命历程中的劣势累积效应,确保健康老龄化水平提升策略的有效性和超前性.
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出发,聚焦与经济增长相关的人口条件,对同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印度目前在发展水平上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与中国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起点上比较时,其并没有显现出相应程度高于中国、相应时段长于中国的人口红利窗口;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大幅低于中国,印度劳动力规模在21世纪前半叶都不会超过中国,中国可凭借较高的劳动参与率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劳动力大国的地位;中国在人力资本存量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上的比较优势极为明显.中国进入人口与经济总量"双第二"的阶段后,在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尤其要把人力资本存量优势等,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参与率的优势.
人口空间集聚是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在对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即在人口集聚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集聚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的经济效益,而当人口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群的经济效益将会被减弱;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在发挥城市群人口集聚红利的同时,减少城市群人口空间过度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站在"生产-消费"复合属性视角下对中国老年人口的特征进行"盘点",采用潜类别模型和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对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消费"视角下中国老年人口分为健康撤离型、需求突出型、生产贡献型和贡-需交换型,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区域差异.2018年,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口在为家庭或社会贡献生产性价值,约有1/5的老年人口需要家庭或社会服务,中国正处于老年人口红利窗口期;66岁是老年人口生产贡献性由盛转衰的转折点,69岁之后对于社会服务的需求开始普遍;老年人口"生产-消费"行为与地理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退休年龄改革和构建"养为并重"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得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中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呈现出鲜明的时期、队列、受教育程度、城乡、区域和省际差异.高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在城市、东北地区、极低生育水平省份的女性,终身不育率更高,49岁女性无活产子女的比例均在6％以上.未来城镇化加速推进、高等教育继续普及、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还将进一步推动终身不育水平上升.在婚外生育较少、多孩占比较低的背景下,终身不育水平的持续上升对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的负向抑制将更加强烈,并将对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产生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一现象并提前谋划应对策略.
基于中国人口死亡率数据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截面数据,利用沙利文法的贝叶斯拓展研究中国50岁及以上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群的预期寿命、无残损预期寿命、残损生存期及其变动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人群的预期寿命和无残损预期寿命越长;受教育水平越高人群的无残损预期寿命在预期寿命中的占比越高;在相同的受教育水平下,女性比男性活得更长,但女性的无残损预期寿命比男性更短、残损生存期更长;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低龄和男性人口身体功能的改善有更大的帮助;从时间趋势看,2013～2018年,中国50岁及以上人群的预期寿命增速超过无残损预期寿命增速,存在残损扩张现象.提高人群的受教育水平能有效减缓身体功能障碍的扩张速度.
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选取老年人帮子女做家务、照料孙子女、工作等9项活动构建代表"生产性老龄化"的综合指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科学识别中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健康绩效.研究发现,参与"生产性老龄化"活动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这一效果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当"生产性老龄化"活动的参与频率为低程度和中等程度时,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提升效果更好,但从心理健康层面来看,当帮子女做家务和工作的频率为中等程度时,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生产性老龄化"活动参与数量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呈倒U形分布,同时参与2～3项"生产性老龄化"活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提升效果最好.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这一论断在理念层面、事实层面和政策层面都为资源型城市统筹人口发展与绿色发展提供了指引.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转型政策的主要导向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人口发展成效相对优于绿色发展成效;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转型相比,绿色转型能够更好地促进就业;资源型城市促进就业政策与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降低了对财政支出的依赖性,并强化了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人口发展与绿色发展的协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转型政策优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短期与长期、局部与全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带动人口发展,形成"就业优先"与"生态优先"相互促进的内生机制.
人口安全概念作为新时代人口发展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口学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的实践、阐释和丰富.人口安全不仅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人口领域的直接体现,而且对政治安全、国防和地缘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人口发展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纳入人口安全的视角,从促进人口发展和维护人口安全两个维度共同发力:一是在人口发展战略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二是加强人口监测预测预警,防范各类人口风险;三是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实施应对少子化国家战略;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五是完善人口安全保障体系,促进家庭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