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技术是平台组织的技术基础,数字技术垄断是平台垄断的重要特征.尽管数字技术的处理对象仍是信息,但利用信息的技术工具却经历了从个人计算机到数字化集成应用再到云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作为数字社会的技术基础成为垄断资本竞争的新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亚马逊公司对数字技术的控制表现在三方面:加强内部技术研发以占有技术工人的技术知识、加快外部技术并购以获取中小企业的技术成果、滥用知识产权制度以抑制数字技术扩散与传播.在平台经济中,数字技术垄断与垄断资本的结合,使技术垄断成为垄断资本发展的前提,这既激化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又阻碍了技术进步,成为美国科技霸权的当代形态.破除数字技术垄断、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构筑了人与 自然辩证统一的自然观,这种辩证的自然观既指向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反生态性的批判,也为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从《自然辩证法》的论证逻辑来看,恩格斯首先对各种旧有的 自然观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批判,在积极吸收近代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辩证思维的自然观.恩格斯系统阐述了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并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自然观及其反生态本质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由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辩证自然观提出了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的根本出路.深入理解和把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辩证自然观,对于推进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创具有生态意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观揭示了人类不同形式的劳动具有生产性、目的性、工作性和神圣性等共性特征.数字劳动作为一个新概念,反映了数字时代劳动方式的新变化,但这一概念在其提出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边界不清、语义含混的状况,导致"上网即劳动"或"一切劳动皆数字劳动"等泛化现象.根据马克思的劳动观可以对数字劳动进行边界厘清的工作,使其符合作为"劳动"的共性要求,且具有"数字化"的技术特征,这两条边界的划定可以改变目前学界在数字劳动解读上的莫衷一是、指称混乱的状况,使其逐渐成为一个所指明晰的学术范畴,并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概念共识.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所谓"共同特征",既有人类现代化历史生成过程中的共同性,也有人类现代化未来发展中的共同性;所谓"中国特色",既有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本土性,也有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时代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也成为一个表征人类现代化的超越性范畴,并在与西方现代化的合理性互竞中演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话语,从而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合法话语环境,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构建提供了有效学理支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需要实施"两个倍增"行动,即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的行动.实施"两个倍增"行动既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又有科学的现实要求.要避免经济失速以保持合理的增长,努力破解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短板.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行经济振兴计划,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引领和鼓励资本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施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战略,将"两个倍增"行动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