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地方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载体,按照法规要求每20年编修一次,第三轮新方志编修即将兴起.以地方志事业为记载对象的"方志志"也将成为第三轮新方志编修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探讨.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对首轮、二轮市志、区(县)志有关方志事业记载情况的梳理,认为上海新方志设置"方志志"已成共识,"方志志"在记述时限上以"不完全通纪体"为宜,在事业范围上应多业并举,市、区"方志志"在篇目、内容、记述方式上应有明确的分工,并就编纂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看法.
游客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负面情感,若不加以防范易危害旅游业的发展.以5个案例地的网络点评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基于扎根理论三级编码建构出游客相对剥夺感共有8项影响因素,分别为经营管理不善、消费体验不佳、环境氛围不佳、服务水平低、区别对待、主客冲突、游客行为不规范、设施不完善.其中,以经营管理不善的比重最大,消费体验不佳的比重次之,游客行为不规范和设施不完善的比重相对较少.根据影响因素的内在逻辑、对应案例和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可知,游客相对剥夺感影响因素根据分布情况可分为横向、纵向和中立3个维度.结合研究结论,以政府、企业、游客3个层面出发为应对游客相对剥夺感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地域文化的形成同一个地方的行政建置、自然禀赋密不可分.青浦地处太湖平原南缘,河道纵横,水文条件得天独厚,加之明清以来青浦地方科举兴盛,人才辈出,从而为其创造丰富的水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与文化基础.作为典型江南水乡,青浦水文化在江南地区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检索明清时期青浦水文化的相关文献,阐述明清时期青浦水文化用水治水、崇水祈水、咏水写水的内涵及意蕴,展现普通百姓、地方官员、文人骚客三者共同谱写明清青浦水文化的历程与智慧.
青浦自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建县以来,历经置废、析分,但县志的修撰却从未中断.至今先后有万历、康熙、乾隆、光绪、民国五种版本县志传世.其中,乾隆《青浦县志》的总修即为清代著名学者、乾嘉学派领袖王昶.在《青浦县志》编修过程中,王昶既从"作史者必考之志"的理论高度思考志书修纂,促进方志理论创新;又在实践中注重从编修组织分工细化到编纂体例结构创新全过程.王昶作为志书总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构建青浦方志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助推了青浦方志文化的承上启下发展.
清代两江、湖广地区省志修纂可分为康雍时的"沿袭期"、乾嘉时的"转型期"及道光以降的"成熟期".从分藩分省到省志修纂的漫长历程中,由于地域差异性,中央修志要求与地方编纂实践、地方督抚之间存在博弈行为,总督为强化行政权力而"跨省合纂",出现《江南通志》《湖广通志》;总督与巡抚之间权力博弈的折中直接推动各省分修通志并形成连续性修纂的传统.督抚暨修纂者在借通志进行省域书写与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制度博弈与权力博弈纵横交错,不同时期志书的"疆域"书写呈现出从模糊到清晰、从松散到凝聚的轨迹,此即地方官暨志书修纂群体省籍意识变化的过程.
邹逸麟先生专治历史地理学,精研地方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极投身首轮、二轮修志热潮,在指导各地修志之余,对新方志理论多有探索.论文从方志属性与边界、方志价值与功用、方志编纂等方面总结了邹逸麟先生的方志理论贡献、思想特色及其对当前修志工作的指导价值.邹逸麟先生的方志主张,不仅丰富了新方志学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方志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新方志编纂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上海迈向"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开局起步期.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和前所未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新时代,参考"十三五"期间地方志事业发展情况,"十四五"时期上海地方志事业发展应紧紧围绕"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以著史修志编鉴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进一步巩固信息化建设成效,深入融合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全面开启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为上海实现从"门户"城市向创新型"综合"城市跃升提供存史的"志库"、育人的"知库"和资政的"智库".
《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绘制了"十三五"时期上海市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蓝图."十三五"以来,《规划》实施从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目标、创新年鉴编纂工作、强化地方志质量建设、拓展地方志资料收(征)集和保护、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加快信息化建设、推进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志人才队伍建设等八个方面推进了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结果表明:《规划》总体实施顺利,上海市地方志多项工作在全国方志界产生了示范作用和较大影响,成为全国地方志工作的排头兵.从整体情况来看,《规划》实施基本达到了预期进度.评估工作也为编制上海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地方志》是方志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所载文章反映该领域最主要、最集中的知识生产成果.以《中国地方志》1994-2018年为研究对象,对25年间所刊文章进行梳理,以最终所得与方志相关2769篇论文为样本,统计分析方志学相关知识的生产主体构成、方志学相关知识内容的生产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特点,并提出若干建议.
对日本收藏孤本府县志,学界多有探讨,而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庋藏的孤本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则研究甚稀.光绪《新市镇再续志》纂者费悟以70多高龄,在“咸同中兴”方志兴修的大背景下,开始续修新市镇志.该志设4卷,是对嘉庆《新市镇续志》的再续志,其资料来源有三:《仙潭文献》、节孝旌表清册、时人记述,全面细致地刻画了新市镇生活空间,收录了丰富的当地望族资料,突出记述了新市镇的主要产业,保存了当地有关地震和水利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反映了纂者对时代变化的感知.
苏州是名副其实的方志之乡,不仅志书数量众多,而且佳志名作迭出,从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元杨蝂《昆山郡志》,明王鏊正德《姑苏志》,清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到新编《苏州市志》《沙洲县志》《常熟市志》《吴县志》等,多被广为赞誉.2005年苏州市启动第二轮修志,历经9年的精心打磨,《苏州市志(1986—2005)》终于大功告成.读罢该志,笔者觉得堪称续修市志中的精品佳作.
历史书写的背后总是伴随着复杂的时代特性和人文内涵.历史记述的对象往往是人为选择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和局限性.20世纪以来,历史书写的话语权逐渐由精英阶层下移至平民阶层,历史不再是“少数人的历史”.正所谓“由君史而民史,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①.随着公众对历史越来越有兴趣,过往囿于特定话语圈内的学科领域,如今不得不主动扩大外部视野,力图将众多学术型知识转化为普及型知识.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代代编修,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本文在宏观审视历代方志事业发展的基础上,从方志编修连绵不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修志逐步向边地、基层拓展,方志的空间分布越来越密集;修志制度的健全和强化,为开展修志工作和提高志书质量提供了保证;方志品种越来越丰富,体系化日益强烈;地方话语与国家话语的互动贯穿整个方志史;方志的编纂继承创新并举,需要知识的“跨界”日益明显;方志的成书形式紧密追踪科技发展;方志的地位由附庸渐成“著述大业”八个方面论述了方志发展规律.我们在修志工作中要充分自觉地遵循和利用这些规律,避免不必要的失误,提高修志工作的效率,共同推动方志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大明一统志》是明代官修的重要典籍,流传广泛、使用者众多.通过考察《大明一统志》各种刊本,选取其初刻内府刊本与万历万寿堂本进行比对,可以考证初刻内府本的特点,并从版式、体例、断限、内容、取材等方面论述万寿堂本的变化及其存在的一些遗憾,进一步探讨《大明一统志》的价值与历史贡献.
文章探索性地将感知价值理论应用于方志文化建设中,开发了地方志感知价值量表,对上海市的主要社会群体进行方志文化建设的认知和态度调查,掌握了上海社会群体有关方志文化建设的认知与态度一手资料,明确方志界下一步应当努力的目标与任务,对推进方志文化建设提出可借鉴性的建议.
自清代方志成为著述大业以来,我国对地方志的编纂出版与收藏愈益重视,方志事业得到了较好的拓展.商务印书馆是近代最著名的出版机构,对推动方志事业发展贡献显著.本文通过详尽的史料收集,重点论述商务印书馆在方志收集、整理出版等方面的业绩,并以此阐述其对近代方志事业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方志传播学是方志学与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的产物.方志传播学应以方志和方志知识为研究对象,以传播学的视角,立足于自古至今方志与方志知识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传播事实,并结合当下的信息化传播发展,探究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历史和发展趋势, 目的在于探求方志与方志知识的传播规律,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志的社会价值,提高社会传承地方志的自觉性.方志传播有直接传播、中介传播、转换传播三种,研究采用的方法除传统模式外,更要注意从时间、空间和个案三个维度进行.
Study on the modern local records in Taiwan began in 1945,2000 - 2010,Taiwan journal publishe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local records study papers and works about the local records study results are also very rich. local records re- search includes history of local records in Taiwan studies,Supplement research,local records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lo- cal records compiling research,applied research,local records criticism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so on. Taiwan academic re- search on local records study have these features : geographical studies mainly dominated by Taiwan ; study content al- though not widespread on the Mainland,but the core branch has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local records study. Due to practice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records and the impact of Taiwan's social environment,around the " world war " rear 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papers is the mainstream in Taiwan. Especially Taiwan researchers at universities,research insti- tutions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local records research,they gave local records research brings new vision and new meth- ods,Interdisciplinary trends evident.
Because of the special nature of religion,religion records have been a difficult task among the compilation of professional sub-category local records.Based on summary of first-round and part of second-round religion records,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ound the recording objects,recording scope,and framework design of second-round religion records,discuss the issue of how to connect with first-round local records,and rais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guiding thoughts and compilation methods five orientations that should be stick to during religion records compilation,i.e.taking CCP theories as guidance,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Regulations on Religious Affairs as principles;applying methods from multiple subjects;conducting comprehensive recording of religious systems and the people,events,and objects of religious systems;standing firmly on one's own post;and highlighti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