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方志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取得很大进展,本文从方志理论研究、方志编纂工作研究、方志事业发展与实践研究、方志史与方志学史研究、志书研究与整理、方志人物研究、地方年鉴研究七个方面对其进行梳理,发现本年度方志理论研究与方志工作研究具有时代性与创新性的特征,研究成果丰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研究模式僵化、理论与实践割裂的问题.因此,需要完善方志学理论体系,加强方志人才培养,促进方志工作者与高校科研机构的交流沟通,理论结合实践,创新发展途径,以助力方志事业服务新时代、迈向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在传统修志主业基础上,方志"十业"(志、鉴、馆、网、库、刊、用、会、研、史)逐渐形成,从而使全国地方志事业呈现出"一业为主,十业并举,全面发展"的繁盛局面.而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方志各业同样需守正创新,与时俱进,以调整、新增等方式构建事业发展新格局,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上海地区中医药发展历史悠久,近代海上中医更是引领行业发展.本文通过对上海地区中医药文化遗址遗迹的调查研究,在回溯历史场景、分析遗址遗迹现状基础上,提出对其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上海中医药事业发展.
生产队是原人民公社下属生产大队的基本成员单位,是有建制的实体单位、自负盈亏的基本核算单位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村志记载生产队各类内容是其职责,也是保存社会基层基础资料的最佳载体.但上海部分已出版村志普遍存在不记载或少记载生产队的情况,致使生产队重要内容遗漏,主要经济数据缺失,不能反映村内主要事件和历史进程,也必然会导致村志史料价值降低,存史功能弱化.上海村志编纂要以《上海市乡镇街道村志及专业志编纂规划(2017-2025)》为指导,要详区县志所略,记载重大事件、保存经济资料、记录城镇化进程,处理好生产队和自然村、村民小组、村办企业的关系,为历史留下更多的农村社会最基层资料.
淀山湖的形成和历史变迁与太湖平原的形成与发育密切相关.在自然力与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大约在战国至汉代,今淀山湖地区陆沉为谷水;至宋代与古马腾湖、谷湖等相连才逐渐形成淀山湖.宋元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围湖垦田,淀山湖的湖域面积处不断萎缩之中,其入海泄水通道亦经历了向北流入吴淞江到东南流入黄浦江的演绎过程.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明末清初,钱塘江口段江道历经了近百年的剧烈摆动,杭州湾地区自然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为研究河口自然环境变迁与传统盐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依据地方志书以及其他相关史料,还原该时期内钱塘江口段江道摆动的具体过程,以及在此影响下杭州湾南岸地区盐业生产规模及生产区域的相应变化.研究发现,在江道变迁的背景下,盐业生产受滩涂反复滩涨的影响,以曹娥江为界形成了空间差异,西部受江流摆动影响更大,生产区域及规模变化复杂且无序,东部的生产规模在滩涂面积稳定扩大的影响下呈持续增长趋势.
郑成功1652年长泰战事的地方志书写,通过还原其文本的书写过程,分析其成因与目的.针对旧志书写,再现其文本生成与演变的历史情境,分析其书写原因.针对首轮修志书写,考证其史料来源,考辨其史料取舍内容.从中发现,旧志书写虽出自当事人口述史料,却出现隐瞒历史真相与丑化历史人物的问题,揭示其选择性失忆处理内容及原因;新志书写虽参考其他文献,纠正部分史实,仍存在错漏问题.据此提出应重点进行文本分析的建议.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年鉴定义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个种概念,而年鉴篇目设计顶层缺自然,仅在"概览"之下简述自然地理;自然是人类社会活动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是五大建设的基础,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规律,应整合现有篇目,创建年鉴之基"自然环境"部类置于卷首.推进精品年鉴建设,优化年鉴篇目,要严格遵守逻辑规则,一、二、三产业顺序不能打破;同属"概况"栏目应同类相聚连成一个部类,同属概念"综述""概述"不能相互领属,属种(上下)概念不能并列,种概念不能代替属概念,农村经济、工业经济不代表整个农业、工业;社会分工时有变化,篇目就得与时俱进调整结构;一次文献"辅助资料"不能置于卷首影响著述性.
地方志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地方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载体,按照法规要求每20年编修一次,第三轮新方志编修即将兴起.以地方志事业为记载对象的"方志志"也将成为第三轮新方志编修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探讨.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对首轮、二轮市志、区(县)志有关方志事业记载情况的梳理,认为上海新方志设置"方志志"已成共识,"方志志"在记述时限上以"不完全通纪体"为宜,在事业范围上应多业并举,市、区"方志志"在篇目、内容、记述方式上应有明确的分工,并就编纂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看法.
本文首次对方志学形态演变问题进行探究,认为方志学演变形态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以研究"修志"为重点的方志学,即狭义方志学;第二种是以研究"修志、志书"为重点的方志学,即中义方志学;第三种是以研究"修志、志书、用志"为重点的方志学,即广义方志学.文章在依次分析每一种方志学演变形态中的"理论研究"和"研究成果"基础上指出,以科学观点去探究方志学形态的演变问题既是总结旧方志学发展经验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发展新方志学的需要.
2021年版《上海市志·图书文博分志·文博卷(1978-2010)》是在1997年版《上海文物博物馆志》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记述了1978-2010年期间上海文博事业发展情况,侧重于1997-2010年上海文物博物馆行业的重大变化.本文主要介绍和分析该志的编纂概貌、创新特色、资料价值及其缺陷和不足,为下一轮修志提供参考和借鉴.
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农村社会变化巨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城镇、农村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生产形式、体制和社会结构在建立,旧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风俗方言在消亡.褚半农的《东吴志》,正是着眼于记录东吴村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变化、发展的志书,全方位记载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东吴村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为后人提供研究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文献,是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农业村庄的百科全书.《东吴志》全书资料来源翔实可靠、体例规范、框架完整、内容丰富,无论是从志书内容、资料来源、体例形式还是叙事特点来看,它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方志史上一本值得研究的佳作.
宋代明州属上州、节度州,南宋宁宗后又升为"府",地方长官有节度使判、知州(府)之称,地方长官的称谓又因职官制度的改革和行政地位的提升而有所变化;明州由于其濒海的地理特征,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于此设立沿海制置使司和市舶司等机构,其长官一般由知州兼任.
本文首先借助现存可见的方志舆图等材料,将获嘉县城形象分成三类,即图注类、矩形符号类和写实类.进而说明获嘉县城城门设置的特殊性在于北城墙无门、西城墙设置两座城门和西城墙城门的定名,其成因可能与应对现实情况的实用性需求,即自然环境、邻县县城分布和主要交通方向有关.
《明史》考证精审,体例严谨,于正史中尤受推崇.然因受资料匮乏、转录失误、政区频更等多重因素影响,其《地理志》中涉及云南地区的记载仍有讹误.今据方志、文集、政书、地图集等相关资料,从方位、里程、年代、水名、地名、政区诸方面对7则条目勘误校正.总体而言,《明史·地理志》详略得当,可靠性高,但征引时仍需参照其他文献,以免疏误.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的首任部长,茹欲立从小勤奋苦读并关注国家命运,将自己的前途同国家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任职国民政府期间,茹欲立与审计结缘,从审计院的副院长做到审计部的部长.他先协助于右任经办审查事项,严格依法查办案件,加强员工思想教育.后来,他主政国民政府审计部,重视法制、依法审计,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为官简朴、清正廉明,创刊办报、接受监督等,在民国审计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地方志既代表着正统的国家意识形态,又蕴含了地方绅士(志书编撰者)的普遍观念,编纂方志时筛选人物的过程,也是选择和记载地方精英的过程.同治《鄞县志》、民国《鄞县通志》以及1996年版《鄞县志》三部鄞县志书的人物篇,反映入选方志的"地方精英"群体有着非常丰富的类型和时代特色,除传统"忠臣义士烈妇贞女"外,还包括能工巧匠、高僧道士、商帮领袖、社会贤达、革命烈士等等.选择和记载标准(包括功名身份地位、社会贡献、价值理念等等)也随时代有所变化,但都体现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探究古代、民国、当代三个时期地方精英选择和记载的变迁,可以从中了解中国独特的史志教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