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东南亚,毗邻中国西南地区,是亚洲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两亚之间的政治合作、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由来已久.当下,"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迫在眉睫.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社会、传播、媒介、受众的关系被重新书写,新闻传播学科面临机遇与挑战.如何培养卓越数字新闻传播人才是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回应数字时代转型和学科创新的关键.文章认为,需以符合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规律的数字化传播理论为先导,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为依托,以实验室建设为核心,建立理论、技术、场景协同运作的培养体系,助力高校输出具有数字伦理、数字素养和数字传播实践能力的卓越新闻传播人才.

2015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移动互联网时代,在线新闻分享成为新闻传播的关键组成部分.基于框架理论,探索新媒体平台中标题效价与新闻分享的关系,以"今日头条"APP的88482条新闻为研究数据,分析了标题效价对新闻分享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图片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中,标题效价与新闻分享呈现"U"型关系,比起中性标题新闻,正面或负面标题新闻的分享量更高;新闻阅读在标题效价与新闻分享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配图对新闻阅读的中介效果具有前端的调节作用,有配图时的新闻阅读中介效果,高于无配图时的新闻阅读中介效果.同时,标题效价、配图对新媒体平台中的新闻分享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媒介环境更迭,传播方式变迁,传播格局不断变革,舆论环境纷繁复杂,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新闻工作者必须在牢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基础上,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善于使用新方法,积极把握舆论规律,学好用好新技术,不断深化媒体融合,融会新理念,加强舆论治理和引导,推动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让主流舆论有力,让舆论环境聚力,推动构建南亚东南亚信息辐射中心,让世界听到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本项研究报告一个此前未知的网络舆论现象:若无外来力量干涉或外来信息注入,且读者群体和转者群体的偏好维持稳定,则选择螺旋的数学本性使其趋向"同音".即,经过选择发布、选择接收、选择转发、再接收、再转发,环生若干轮之后,接收和转发这两个群体之一所偏好的某类信息成为几乎唯一被转被读的信息,从而独霸特定信息场和舆论场,尽管另一群体和发布群体的偏好可能相异甚至相反于主导群体.本项研究分析的三个案例中,都是读者群体偏好的一类信息最终"霸场",导致读者意愿主导的同音.发布群体和转发群体的偏好与读者群体的偏好相异甚至相反.发布群体偏好的内容甚至可能在螺旋早期占据信息场的大部空间.群体间的偏好相异或相反影响同音所需的螺旋轮数,从而影响同音速度,但未能改变读者群体主导、同音和霸场的趋向和结局.本项研究所依据的数据是2015年1月-2017年6月间近30个月中今日头条的帖文.在此期间,作者从该平台下载了全部可爬取的帖文标题与用户回应,从中选取了含有关键词"日本"的全部共47,224条标题和对应的5,237,308,573次点读数据及28,129,768次转发数据.经过"人指机大内容分析",提取了三个情绪效价(sentiment valence)变量作为可能影响发布、点读和转发行为的选择因素.这三个效价变量分别测量标题内容对中国、对日本、或就事件性质而言的正负方向,形成本研究所基于的三个案例.

本文基于澎湃新闻新浪微博账号关于"长春长生疫苗"的30篇报道及其7915条网友评论,探究了在社会偏好理论视角下,网络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的影响,为意见表达、群体极化研究提供了传播网络结构的理论视角和数据论据.研究发现:(1)网络同质性越强,群体极化程度越高;(2)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对群体极化的影响不显著.研究表明,网络新闻回帖的传播网络结构对群体极化具有重要影响.

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国际传播人才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举措.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坚持传承党媒红色基因,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培养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传播人才作为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国际传播后备人才,探索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

从自我呈现的理论视角出发,将转发行为视作一种人际关系沟通的方式,研究关系强度对用户转发意愿的影响,并考察自我呈现动机的调节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关系强度正向影响用户的转发意愿,即关系强度越强,用户的转发意愿程度越高;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均对转发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呈现动机正向调节部分类型的关系强度与转发意愿之间的关系:自我呈现动机在同学关系强度、同事关系强度、师生关系强度与转发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朋友关系强度、亲属关系强度与转发意愿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对于不同类型的新闻,用户的转发意愿也不同:受访者对于社会新闻、时政新闻具有较高的转发意愿,对于娱乐新闻的转发意愿较低.

本研究试图探讨1986年至2020年中国舆论研究的研究状况、理论构建;通过文本挖掘和内容分析法,考察1986年至2020年9种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舆论研究论文(n=1676),结果显示,中国舆论研究的规模不断扩大,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幂律分布,研究机构发表论文数量的差距逐渐扩大,发表论文研究机构的数量下降;舆论研究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舆论形成与传播"成为核心研究议题,理论研究与研究方法研究亟待加强;舆论研究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但各地平均发表的论文数量及其质量差距较小,理论来源不同,研究偏向各异;舆论研究的科学研究、理论对话尚待增强,中国特色舆论研究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建构有待深化.

在经典SIR谣言传播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辟谣者角色,提出"谣言传播—谣言辟谣交互传播"的二阶段SIA R传播模型;以数值仿真方法,探究真实在线社交网络的谣言、辟谣信息传播与辟谣效果.研究发现,越早发布辟谣信息,辟谣效果越好,滞后一定时期发布辟谣信息,辟谣无效;应该抓住"谣言出现"向"谣言扩散"阶段转变时刻辟谣.与其他节点关系紧密、周围个体未聚集成团的用户,对辟谣效果产生显著影响;应让辟谣信息迅速扩散到不同特征的群体中,再让"高密度"群体自行扩散,形成"1个中心—多个领袖—无数小群体"的辟谣模式.公众对辟谣信息的接受度,无法影响谣言传播进程,但可以减少最终相信谣言人数;谣言预防比谣言防治更为重要.

本研究以“十九大”重大政治事件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具有资质的新闻网站之间的引用关系网络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新闻网站的新闻传播网络结构、议题相似情况以及不同属性网站的影响力与聚类特性,探讨了在重大新闻事件传播的背景下,中国新闻传播网络的结构及其影响力.

1998年,新闻学由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本研究试图探究近2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总体状况,尤其是研究方法和理论的使用情况以及地区之间的差异.通过使用文本挖掘(n=40398)和内容分析(n=3000)相结合的方法,对9种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1998-2017年间刊载的论文进行研究后发现,论文数量先升后降,议题分为新闻传播类和编辑出版类;值得注意的是,90％以上的论文没有研究方法,90％以上的论文不包含理论;此外,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使用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数量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并且在研究议题上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N=1146),考察分析了新媒介技术环境下上海市大学生的意见表达状况.本研究首次实际考察了意见表达中的意见气候的感知及其满足程度.研究显示,上海市大学生不大对国家政治问题、民生问题发表意见,对民生问题发表意见的频率高于国家政治问题;对国家政治问题、民生问题意见气候的感知及其满足程度,显著影响对国家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的意见表达;对国家政治问题意见气候的感知和满足程度,对民生问题的意见表达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使用电脑越频繁更倾向于发表意见,使用电脑时间越长则更少发表意见.

本文在社会网络的视角下,尝试建立群体性事件中参与主体的策略演化博弈模型,并采用计算机仿真平台NetLogo进行模拟实验,分析了不同网络结构类型、群体关系、意见领袖、个体的利益差异以及收益关系等,对群体性事件中群体策略演化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小世界特性的社会网络更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网络中群体关系越紧密,且小团体越少,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越趋于一致;意见领袖作为暴力抗争策略发起者的网络更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但不排除其他非意见领袖节点也具有相似的作用;网络个体的利益差异影响参与群体的规模,但不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参与暴力抗争的代价决定着群体最终的群体性事件的策略选择.

通过分析《上海市本科生智能手机移动应用（APP）基本使用情况调查》数据，大学生对新闻类、社交类、学习类与阅读类四种典型 APP 的使用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发现，上海大学生的 APP 使用，呈现时间量大、场所分散的状态；“搜索信息”和“即时通讯”，是上海大学生使用频率和满足程度最高的两种APP 功能；各类新闻资讯 APP 的使用频率、可信度均不高等。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媒介使用的研究传统,结合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媒介使用的现实,从媒介使用的概念和测量问题出发,探讨媒介使用新的研究角度及其测量技术和方法,从受众媒介使用的媒介、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提出媒介"碎片化使用"的概念和测量指标,藉此回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者对受众的媒介使用、多任务行为等问题的关注,以期为新媒介技术环境下的媒介使用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网络随机调查,本文实证地考察、分析了中国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研究发现,大学生对“中国梦”的了解和关心程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大学生获取“中国梦”信息的渠道较为多元,主要是电脑网络、电视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他们对“中国梦”内涵、理论意义以及中国梦与个体关系认知的主要渠道,其次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如何有效建构“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媒体在内的信息传播渠道需要共同面对的传播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使大学生对“中国梦”既了解又关心.

2014年,距离国内第一本舆论著作的出版(1988年),国内舆论学术研究已跨越了四分之一个世纪.20世纪末21世纪初,伴随网络技术和电脑的普及,网络逐渐成为舆论的策源地、集散地和主阵地.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历史节点,我国进入了“网络舆论元年”;并从此,对网络舆论的关注与研究风兴云蒸,舆论研究主线凸显并持续跟进,学术型和应用型成果层出叠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