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逻辑入手,结合ChatGPT的实践,探究以数据为中心的AIGC价值观和伦理问题.由于数据集的种种缺陷,AIGC存在系统性偏见、价值观对抗、"观点霸权"、刻板印象、虚假信息等问题.本文还基于人和机器学习的本质,进一步探讨了一些重要命题.人类学习与人工智能学习都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人机互相学习、优势互补,是趋利避害的最优解.AIGC也是人类社会的镜鉴,此前人类未能意识到的自身缺陷,如今通过智能生成内容暴露了出来,人类要反省和提升自身,并且要重视人机伦理关系的大图景.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全球数字文化"(global digital cultures)跨学科研究小组近年来佳作频出,围绕消费与参与、生产与劳工、安全与公民权等领域,汇聚了一批聚焦于平台媒体与数字文化的前沿学者.以下为这个小组近期发表的重要文章,以飨读者. 什么是"XX新闻学" Mark Deuze等在2022年第1期《新闻学》指出,新闻业的演变伴随着不断更新的研究术语."新闻学"与一个特定的术语组合时,往往标志着某种特殊性和新颖性,例如"机器人新闻""跨境新闻""解困型新闻"等.研究收集了 166种不同的新闻形态并进行了分类,由此探索"XX新闻学"作为一个概念,如何帮助应对新闻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与多样性."XX新闻学"在理论层面具有"兼容性"并持续地驱动着新闻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从"元视角"来理解"XX新闻学",可以把握新闻业的整体动态及其历史转型.
作为基于人工智能形式的现象化传播应用,深度伪造的社会伤害潜能凸显,表现为攻击性损害、真相衰败、治理失范、信任风险加剧等问题.但对于深度伪造也不能陷入简单而机械的二元论,完整地把握深度伪造之"作假"的传播自由及其限度,系统地检视基本的治理路径及其引发的争议,探讨面向未来的社会建构命题,是深度伪造传播向善实践的重要现实命题.
欧美知识界、思想界的学术生产向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输出了"常识"与"元认知".然而,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明却存有系统性误读.误读的产生既与全球帝国主义时代的霸权相关,也同20世纪80年代我国复兴的传播学相对聚焦媒介呈现、研究层面偏向实证和微观,缺乏对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解释的主动权有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为响应国家"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本研究认为,国际传播研究应拓宽时空维度,实现文化或者文明的转向,即在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下,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挖掘形而上和形而下相结合的、作为活的生活方式的物质媒介,探索、挖掘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传播研究.
王小波说写作是个反熵过程,意思是逆舒适态而行.我非常同意,授课的年头长了,越发觉得写作之难不在方法技巧,而在笔头的热度.说白了,就是个加柴煮冰水的过程.对大多新手来说,这种热度初学即巅峰,恨不得一晚一部大部头.结果可想而知,当一个个目标被反杀,刚燃起的心又掉进冰窟窿.
ChatGPT带来的深度智能化浪潮,深刻匹配于"分布式社会"所带来的权力弥散与更迭,这种结构性变化将从传播权力下沉、情感要素深化以及传播信任的重塑等方面促成媒介生态的深刻变革.自组织涌现范式有助于理解智能互联时代下媒介复杂系统重塑的内在机制和媒介系统从机械型组织到涌现型组织的核心要义.在这一视角下,我们需厘清媒介生态系统演化背后的自组织涌现机理,在动态开放的媒介协同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形成涨落基核,人与机器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促成价值实现涌现新质,在媒介生态圈节点的协同演化中实现媒介生态系统和社会文明组织生态的超循环演化.
数字时代的融合新闻报道是主流媒体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文本载体,以"脱贫攻坚"为代表的重大主题报道已逐步从本土议题走向国际视野,有关脱贫攻坚的国际新闻报道可被视为国际传播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国家叙事实践.本研究基于数字新闻学和叙事学等理论,考察以CGTN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客户端和国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脱贫攻坚"主题报道.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叙事在命题、策略和画面上呈现从"攻坚"到"共建"的叙事转向和语态拟合,包括短视频叙事在内的数字叙事形态突出冲突性和趣味性并通过叙事命题的精细化设置实现国家叙事的话语创新.国家叙事可被视为"一种新型公共关系",国家叙事的元叙事、叙事主体性以及如何在"内外"和"中西"之间重塑理论张力,是拓深国家叙事理论体系的重要面向.
本文以微博"走饭"评论区为研究对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阐释本土语境下随机性、非目的性生人关系网络中存在的社会支持特征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评论区留言用户形成了一个高度松散的生人关系网络.对于其中未参与互动的用户而言,作为网络"树洞"的评论区能够提供一定的平台性支持.参与互动的用户既能在评论区表达社会支持诉求,又能获得来自陌生人的社会支持,评论区内存在提供或接受社会支持的数字名人.不过囿于生人关系,异见同样存在,网络生人社会支持不过是"幸运之物".
随着数字媒介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创建和管理可见性成为传播参与者的重要诉求,为研究者重新审视传播可见性理论及其应用提供了契机."传播可见性"作为一种与"信息传递"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将传播理解为行动者让自己选择的形象、行为和知识对他者(或公众)可见的社会过程.文章从既有文献中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从微观层面考察可见性如何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文章最后以社交媒体平台使用为例,尝试将两种范式加以综合,应用于经验研究中.
本研究立足于复媒体环境,以"媒体意识形态"为切入口,通过对16名具有数年移动端听歌经验的青年进行参与式观察来透视当下青年群体的听歌活动,发现当今青年群体基于听歌的时间成本和目的性,在发现音乐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的选择.并且,囿于版权限制和个人的视听习惯,青年人常进行跨平台听歌与分享音乐,以展演"平台人设"和维持平台内的个人关系.研究尝试提出"平台调配"(Platform blending)的概念以描述青年人的听歌实践,并强调在关注媒体平台的相关问题时,应将定义式的论断悬置,以注重使用者对平台的看法与想象.
会议报道是新闻实务的重要内容.对媒体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会议都有报道的价值.对于那些重要的、有价值的会议,如何从专业角度挖掘新闻素材、做好会议报道?本文将从实操层面进行一些可能性探究. 一、记者应当如何看待会议 (一)会议作为社会镜像 从某种意义上,会议是中国广大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在特定时间与环境下的印记和标识.
放眼人类社会动变的时代景观,无疑"数字化时代"的盛装展演及浸入渗透最为引人关注,其已然成为人们为之鼓舞为之焦虑为之殚精竭力思索的包罗万象的场域和话题. 早在1997年,美国学者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就出版了其《数字化生存》的著作,他发出感慨道:"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现如今,"时间之维"或"历史阶段之维"的所谓"数字化时代"——有人界定为是继人类社会发展的游牧时代、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人类成为真切的沉浸式体验性的"数字化生存者".
"新媒体事件"是数字时代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20个"新媒体事件"在"两微一端"上的传播数据,对传播关键节点进行跨事件、跨平台的计算传播分析.研究分析了不同平台传播关键节点的分布特征,发现微博平台的关键节点构成最多元,跨事件变动性大;头条平台关键节点的构成最单一,但跨事件稳定性高.不同平台分别有15.5％-28.7％的账号具有至少跨两个事件的影响力,但跨越不同类型事件的账号较少;6.4％的账号具有"跨平台"影响力,但同时具备"两微一端"影响力的只有1.1％;仅有2.0％的账号兼具"跨事件"与"跨平台"影响.在"新媒体事件"传播中呈现跨事件、跨平台影响的主要为新闻媒体账号.
本文以媒介技术演进为脉络,评述国际传播格局的历史变化,并通过对史实的总结归纳,预测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趋势.本文预测ChatGPT时代国际传播动态格局的可能图景,一方面,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将取决于三大要素:数字殖民主义与互联网精神的整体张力;后发国家的"中等强国困境";地缘政治中的"人工智能竞赛".另一方面,就全球传播体系的总体结构而言,盎格鲁文化圈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始终占据实力优势;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拥有道义优势但容易受新技术宰制;国际传播格局呈现多孔性特征.
建设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从"概念"入手.加深对概念建构与阐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理解,对探索中国新闻学概念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具有重要意义.概念史通过研究概念"鞍型期"的意义变化来理解历史发展规律;比较政治学概念分析通过对概念的跨案例适用情况分析,提出跨语境概念建构与分析的路径;实践哲学概念思辨重视概念本体论层面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完善.这三种概念研究理论体现了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独特的概念思维方式,这为当下中国新闻学概念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与理论资源.
新媒体评论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富矿.想在海量账号的竞争中长久生存,要遵循以价值换流量的基本法则.然而,不同阶段的写作价值是不同的.以事件发生时间为起点、以文章发布时间为落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闻初步扩散阶段,这一阶段的写作即便没有精耕细作,在不违背新闻伦理的前提下,让网友从不知道变成知道就构成价值.这与传统的新闻时效性类似.
话语分析广泛应用于传播研究,不仅可探寻具体文本的呈现逻辑,也可窥探其背后更为深层次的社会历史蕴涵.随着新技术的引入,传播研究中的话语分析面临着"计算转向"的趋势.本期海外学术前沿展现了学界就这一方法的最新思考、判断与运用.
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环境的耦合.在新发展阶段,国际传播工作需要分析政治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与国际传播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共同关切,凝练国际传播规律,完善国家战略顶层设计与布局安排.只有明确国际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实践性,才能勾勒出全媒体时代国际传播规律,为解决长期浸润在全媒体环境下的国际传播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论.
社会分层是形塑政治沟通场域中权力关系的结构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与社会分层系统表现出复杂的相互关系.要理解今天的政治沟通,对数字技术与社会分层之间关系的把握是必要前提,本研究通过"数字分层"这一核心概念,以中国为具体观照对象,试图明晰当下中国政治沟通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并对如何做出回应提供思路.研究认为,数字分层情境下政治沟通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不同社会阶层间数字沟通机会和能力的不平等、社会上层和中层对下层和底层的话语抑制以及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对话"难题.本研究提出的相应解决思路在于增进和提升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数字沟通机会及能力、增进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数字沟通以及促进不同社会阶层间良好的线下沟通.
开宗明义:关于ChatGPT的科学主义迷思(mythos)应有节制,而关于人类交往的省思才刚刚开始. 本质上,ChatGPT是一种大语言模型在会话上的成功应用,不宜仅以它来界定全部AI革命.毕竟,大语言模型和无监督学习算法,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架构等基础技术工具,都已有多年的应用历程.其次,ChatGPT暂时也不是完美的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即便在GPT-4时期,AIGC已极其充沛,但仍具有某种不透明性、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因此,我们还是要将AIGC的理想愿景与有限现实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