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后真相"反映了当下信息传播呈现出总体的情感转向.其背后是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去主体化,平台算法控制下出现的新闻业现代性问题."后真相"观念的流行暴露了客观主义的范式危机和历史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辨析真相,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与历史观,具有启发性.新闻从来不是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后真相"恰恰反映了当下时代对于事实、真相的渴求.直面"后真相"现象,需要我们回到新闻实践去,在复杂的现实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上关注新闻的发生和变化,打破客观主义的桎梏,关注数字新闻业中的情感要素,还原"现实的人",不断逼近历史的真相.
视觉中心主义使得早期传播研究偏向于主体认知世界的分离,并在研究方法上强调量化、可观测、图式化,将人类传播行为图像化、类型化、简约化.在媒介—技术问题上,视觉中心主义忽视了传播中的其他身体知觉问题,局限了传播研究的问题与方向.当下媒介技术越来越强调交互式传播、沉浸传播,"元宇宙"近年来更成为显学,本文旨在通过身体现象学的理论视角反思传播研究中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重新发现身体知觉对于生活世界的交往价值,并从具身关系角度关注人—技术—世界的传播交往关系.
地市级主流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与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新技术的功能性和适用性问题,以及在技术主导下的组织、制度调控问题,"融合"更多呈现为一种技术上的被动使用与适应.新与旧的制度性割裂,常常导致主流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技术被动升级"的局面.面对日渐逼近的沉浸式传播环境,基于地市级主流媒体媒介融合的现状和问题,我们认为,媒介融合需走出技术上的"被动调适",从观念上转向新的"场域博弈",并通过制度架构的流动扁平、观念理念的守正多元、话语体系的自由开放、政治传播的主流权威、效果盈利的聚拢串联5个维度的共同驱动,重塑地市级主流媒体的核心向心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都市社会研究转向空间政治,尤其是城市空间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基于媒介化理论,本文分析了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空间正义的现代性意义,大众媒介通过议程设置突出空间占有、空间使用、空间消费、空间再造、空间抗争和空间想象这些元素,用具体的新闻报道、广告、舆论、艺术设计等内容,建构了城市空间正义的四道"媒介墙"的角色,即:区隔之"墙":建构城市空间所有权的正当性;监护之"墙":影响公共空间资源再分配的公平性;遮蔽之"墙":通过代言或标签化扭曲不同社群在城市空间中的平等性;想象之"墙":干预城市空间中异质空间的开放性.但大众媒介的资本属性和技术特征使其建构的城市空间正义具有局限性.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新技术对大众媒介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也启示我们思考未来网络社会中空间正义的新命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以后,在国际传播中往往容易陷入对外交流和宣传的“他者化”困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依靠外籍在华人士的发声和传播,中国的防疫举措和经验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得到了有效的传播,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好评.通过访谈《南京抗疫现场》纪录片的日本导演竹内亮,本文总结了讲好“我的中国故事”这一外宣合作共情传播模式,分析认为共情传播应把握“恻隐之心”“慰藉之情”“关切之义”“鼓舞之力”四个传播层次.同时结合访谈调研,针对目前尚存在的对外传播盲区,即:文化认知差异、生活传统误会、意识观念成见和传播渠道错位,进一步分析了未来外宣合作共情传播可展开的基本策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90后""00后"青少年群体的民族主义行动,由上一代青少年的刚愤式民族主义向娱乐化、戏谑化民族主义发展.在互联网和新媒体上,当代青少年基于兴趣爱好所营造的准社会化交往建构对民族主义的想象.通过对虚拟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发现,青少年基于趣缘建构网络迷群的身份认同,同时基于"爱豆"文化(偶像崇拜),进行广泛而又彼此对立的社会动员,在此过程中,一种参与表演式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青少年的一般行动逻辑.当代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值得肯定,也要警惕民族主义行动游戏化后的历史虚无主义.
通过社交媒体的力量,“MeToo”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女性的赋权.但这场运动在行动过程中的话语表达容易陷入早期女权运动的二元对立.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自我反思来看,“MeToo”运动作为一种实践运动,除了要解决性侵和性压迫问题,还要警惕这种激进女权运动被其他意识形态收编利用.在社交媒体的流量逻辑刺激下,男权主义和消费主义会对女性主义进行殖民化,加深普通女性群体对女权认识的本质主义,伪女权主义意识也会进一步强化“MeToo”运动中一般女性的“非此即彼”思维.“MeToo”运动要反思这种本质主义的他者化,使这场运动真正推动社会公平与女性民主化,在社交媒体的公共领域中寻找价值共存与社会共识的“中间领域”,通过理性与情感共同推动保护女性的制度化进程.
[Purpose/Significance]Although the arbitration cas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past for one year,it is still worth rethin-king the network social mentality presented by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n this event.[Method/Process]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the reading behavior of the netize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The stud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arbitration case in the South China Sea,studied the agenda setting of the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ocial mentality on the Interne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Re-sult/Conclusion]The study found that netizen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agenda sett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their network behavior and social mentality acted as clustered,jocosity and self-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in cyberspac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s of populism and nationalism. Based on the big data analysis of Internet users'discourse and behavior in the event, we can see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social mentality in the transition society. In the similar nationalism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vents, what remains behind the heteroglossia in the cyberspace, is the dysphoria and unsteadiness in the different trends of thought.
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认同的建构与维系.在现代社会中,主体对自我的认知与理解、对他者的定义和判断、对意义与价值的共享和解读,都将深刻影响到社会共同体的共识基础.网络社会是一个以虚拟技术、流动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网状社会,在这个人和人无时无刻不“被连接”的新时空中,过去较为稳定的社会认同正在遭遇去本质和去中心化的技术悖论.在虚拟空间中,他者化冲突的不断放大导致新的认同危机,这种对自我、他者自反性的定义和强化,最终将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认同的新命题.网络社会的技术逻辑正在重构这类传统宏大叙事结构的认同样态,使虚拟空间中的民族国家认同由聚合式的中心辐射走向圈层化的离散.理解新的技术逻辑,才能积极地引导网络社会中的现代认同,建构共识性的社会基础与良性的网络社会秩序.
本文以符号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为视域,对表情包的符号“内爆”所致的意义错乱、刻奇主义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认为,表情包作为虚拟社会中一种新的话语和行动象征,在戏谑精神和刻奇主义的掩盖下,具有消极抵抗和自我解构的修辞意义.通过表情包这一病毒式传播的图像“武器”,新生代网民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逻辑.而这种竞赛性、消解性的图像政治,也将导致符号去主体化后的自我“内爆”,并塑造一种游戏的、可供消费的历史虚无主义.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一个以新媒介技术为标志的网络社会时代.在此之前,工业社会时代存在着3种重要技术观,即人本主义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和泛媒介技术观.3种技术观从不同层面体现和诠释了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海德格尔、杜威和麦克卢汉的代表性技术传播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可比较发现,正确认识新媒介技术,首先要融合3种技术视域;其次要对新媒介的技术特征和深层逻辑进行全面考察,最终形成技术、时空、价值和文化多维的新媒介技术观.只有不断地进行新媒介技术观的革新,才能引领网络社会时代的思维革命.
通过对14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分析发现,基于LBS功能的移动社交新媒体对当代青年的性行为产生了认知层面的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了当代青年面对非伴侣性行为的态度。新媒体为青年的性行为提供了宣泄渠道,使"约炮"现象从态度到行为层面被青年人所默许。新媒体使身体嵌入网络空间,使性变为符号化的表征。新媒体成为一种精神致幻工具,使陌生人性爱关系演变为一种纯粹欲望的交换关系,具有一定的虚拟麻醉功能。由新媒体所带来的"约炮"现象反映了当下都市青年人的性迷茫,应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伦理层面做更多研究。
解释性报道脱胎于20世纪初在美国新闻业界成为主流的客观性报道,它代表着现代深度报道的最高成就,是深度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种文体.本文对中西方解释性报道进行了纵向(历史)和横向(理论实践)结合的对比研究.通过从宏观上分析中西方解释性报道的观念、传统,对其进行一个概括对比,总结认为中西方解释性报道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是基于两种不同的视域,即受众视域与舆论视域.新媒体时代的深度报道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开放的思维,中国解释性报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如何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开拓报道和研究视域,整合报道思维,是新媒体环境中解释性报道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技术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功能主义为传播学技术研究所设定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媒介研究的创新.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中有许多值得今天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重新检视海德格尔的技术传播思想,发现其人本主义的价值关怀对于当下网络社会中的新媒介研究有借鉴与现实意义,可作为对功能主义媒介技术研究路径的补充.
19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及方法论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本文简要回顾这一历史过程,重点反思科学主义对早期传播学的学科建构意义,讨论科学主义建构下的传播学方法论存在的隐患.通过辨析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两个相关概念,本文对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进行描述,并比较中西学术研究环境的差异,认为应该警惕传播学研究方法中存在的唯科学主义趋势.
<正>一个以数字和光导技术支撑的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各种新媒体为我们创造了各种新的可能性,也给职业新闻人、一般草根民众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从新闻传播看,近年来行内业外,每每传出"去专业化"的呼声。有人
为了给学生们提供出行上的便利,安徽大学在校园内投放了千余辆自行车,这些为同学们带来巨大方便的免费自行车因为车身是黄色的,被亲切地称为“小黄车”.然而,“小黄车”投入使用后不久,就出现了有些同学骑用自行车不注意爱惜的同题:车没气了还载人骑行;脚踏板坏了不及时送修依旧骑用:骑完自行车后乱停乱放,不及时送到指定的停车处……更有少数同学,竟然用锁将本属于公共财产的“小黄车”锁上,将公共自行车变成了自己的个人“座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