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技术体域定传播的步伐不断加速,导致人类传播活动形态持续迭代.智能技术体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包括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在内的技术集群.智能技术体的创新与扩散,不断改变人类社会环境和社会主体,不断域定人类传播活动.Web2.0时代,智能技术体的域定,不仅为移动互联网用户和平台提供了智能推荐与匹配的便利,并且已经将环境、终端、平台、用户等传播要素结构成一个复杂智能媒体巨系统的话,那么大型语言模型等智能域突破性技术,站在人机交互的中心位置,迅速重组复杂智能媒体巨系统的结构及其要素,正快速推动着智能传播的跃升与突变.
舆情并不是舆论情况的简称,其有着特定含义,具有公众舆论所没有的内容,即:除"论"(公众公开发表的意见)之外的公众态度和公众情绪.公众态度不成其为舆论,却能成为舆情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对公众舆论发生深刻影响.公众情绪本身并不就是舆论,但同样可以是舆情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应于同一人物、事件,舆情的复杂程度总是甚于舆论的复杂程度.舆论与舆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舆情层面,以情绪的传染性、感染性尤为突出、尤为厉害.群体性的情绪发泄、表露、突然迸发,甚至可能引发人心混乱、社会震荡,从而造成灾难.这样认知舆情,是正确研判和合理应对舆情的必不可少的认识论基础.正确研判和合理应对舆情,其间有若干要点.
随着我国短视频行业逐渐走向稳定发展期,对新技术适应速度较慢、产品忠诚度较高的中老年人,逐渐成为短视频领域的重要留存用户.本研究聚焦这一现象,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用户体验视角出发,以整合技术接受模型(UTAUT)为理论模型基础,利用可视化数据分析软件Amos23.0分析老年群体对短视频产品用户体验的影响要素,最终推演出老年群体短视频用户体验要素模型.经过路径回归系数和模型拟合度分析认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个性化诉求、促成因素正向影响老年群体观看短视频时的用户体验;老年群体短视频用户体验正向影响其使用意向;老年群体对短视频平台的绩效期望正向影响对短视频平台的努力期望.因此,只有强调老年群体短视频用户主体性,持续深化、多维度提升该群体用户体验感知,合理激发其传播价值与消费潜能,短视频媒介才能助力构建一个数字包容的老龄社会.
传播符号学中诉诸空间的横组合与诉诸时间的纵聚合一直发挥着迷人的想象力.人类行为的毗邻性和相似性这两种基本规律与横组合和纵聚合遥相呼应,形成了现实与虚拟语境的混响.本文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的重新梳理发现,传播符号学共时与历时的二重性实属误读,现实生活中横组合与纵聚合实质上是以泛时的交融形态同时进行:或源于联想思维、终于组合关系,逻辑上以相似律为主导;或源于传连思维、归于聚合关系,逻辑上以毗连性为主导.二者相辅相成,有机衔接了媒介环境与现实空间.
随着元宇宙技术的成熟,敏感个人信息成为进入元宇宙的身份认证媒介和建构数字身份的生产资料.在元宇宙里,敏感个人信息不仅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间穿越,而且轻易逃离现实中国家对个人信息及数据的管辖,产生不同于现实世界的敏感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关系;利用敏感个人信息识别用户身份和建构数字化身适用不同的法律保护标准;主权国家对用户敏感个人信息管辖权产生冲突.本文认为应该采用人文、技术等多种治理手段保护元宇宙敏感个人信息,兼顾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对处理者和代码同时进行规制,发挥去中心化自治和技术优势.
本文聚焦全球最红应用ChatGPT,围绕ChatGPT是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未来发展趋势如何三大议程开展研究.研究发现ChatGPT是接近通用人工智能(AGI)水平的应用程序;从影响上看,ChatGPT改变了平台运行规则,以提供高质量问答模式成为无中介化媒介,通过巨头布局和OpenAI的商业扩张正逐步走向基础设施化,其初级生态已经形成,web2.0时代的UGC(用户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PU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正在被消解,AIGC(AI生成内容)利用AI技术自助生产内容,开始蓬勃成长;从趋势上看,机器人世已经出现,走向强人工智能时代成为必然.伦理层面思考反向恐怖谷效应,探索超越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至关重要;技术演进层面,强调负责任的技术创新,倡导有序限制人工智能发展速度.
本文将官员直播带货视为政治沟通的一种新形式,其与传统政治沟通从内涵到形式都有着显著差异.沟通平台由政务场景转变为公众开放平台,传播形态由"政治仪式"转化为"参与性的传播景观",政治传播效果由抽象评价转化为直观的流量与购买的"数字绩效".官员直播带货带给政治沟通带来深远的启示,主动进入公众平台、谋求更为多元、开放互动沟通过程应该成为政治沟通的可行路径.
随着拥有一定人工情感的社交机器人渗入人们的社会,模拟了人际交往的过程并扮演诸如仆人、朋友乃至家人等多种重要角色,人机关系被重新定位.一些学者已经关注到社交机器人的"自主性""主体间性""有限人格",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人类的工具,类似"人机融合"或"人机互驯"的观点在"人机对抗"或"社会工具论"的观点中也凸显出来,但对于人与社交机器人如何相互影响,互驯力量如何产生等问题探讨较少.本文拟借助媒介化学派提出的"型构"概念框架,将两者的关系探讨放入连接技术和文化的动态网络中来观察,并提出人与社交机器人的关系处在一种技术介导下的多元化、系统性以及动态性的场域之中,并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人与社交机器人的互型关系如何在互动实践中达成.
西方行为经济学中的助推理论与中国的传媒实践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相遇,从追求效果提升的实践应用研究到审视数字助推意向与伦理的技术哲学阐释,数字助推的研究视野存在着"框架"与"座架"的双重维度.作为"框架"的数字助推需要在默认选项设置、容错机制设计、即时反馈、理解权衡、复杂选择结构化和动机成本显著化等助推原则的运用中注重细节和力度的把握;而作为"座架"的数字助推则揭示了技术与人的认知行动之间的相互调节.数字助推技术意向性地设计了用户的行动脚本,因此也需要助推者通过将技术道德化的努力来促进其良性发展.
城市品牌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结构性地存在.城市品牌传播包含主体多元化、内容差异化、渠道融合化以及过程持续性等特点.在媒介建构视阈下,要做好城市品牌传播,需要关注城市品牌传播的"双主体"意识、城市品牌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的协同,以及找寻城市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等作为关键性城市品牌关联.
在数字信息生态乱象迭生、公共危机日益频繁、"信息疫情"加剧的当下,许多新闻用户选择了回避新闻.对于新闻业自身而言,新闻回避无疑冲击了新闻公共价值的根基,但对于用户而言,新闻回避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数字化生存和优化新闻消费体验的情境化策略.本文从新闻回避行为的情境性特征出发,考察了新闻用户的断连型回避、偶遇型回避、策展型回避与监控型回避四种典型的实践形态.在宏观情境层面,新闻回避的媒介动因包括媒介多元化造成的选择困境、平台媒体化造成的信息杂芜与新闻同质化造成的信息过载;在微观情境层面,新闻回避的形成机制主要包含用户的低新闻效能感、高新闻倦怠感与个体特质.短期内,新闻回避有助于疏解用户的负面情绪,然而一旦新闻回避成为惯习,长期而言将不利于公共议题的认知形成与用户的公共参与.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后真相"反映了当下信息传播呈现出总体的情感转向.其背后是社交媒体去中心化、去主体化,平台算法控制下出现的新闻业现代性问题."后真相"观念的流行暴露了客观主义的范式危机和历史局限性.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辨析真相,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与历史观,具有启发性.新闻从来不是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后真相"恰恰反映了当下时代对于事实、真相的渴求.直面"后真相"现象,需要我们回到新闻实践去,在复杂的现实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上关注新闻的发生和变化,打破客观主义的桎梏,关注数字新闻业中的情感要素,还原"现实的人",不断逼近历史的真相.
我国的媒体融合进程已走过了 20余年,关于媒体融合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十分丰硕.基于此,厘清既有研究中的知识演进特征,可以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未来之路提供思路.本文运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在宏观了解媒体融合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配合大量的文献研读,梳理出我国媒体融合研究的知识演进路线.以技术为起点、以媒介化为进路,以结构化为未来方向,我国的媒体融合研究在与社会的交织中逐层深入,研究径路发生了转变.但在理论深度、历史进程和全球视野的研究上,还需要聚焦更多目光,建立更加本土化的认知模式、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和知识体系.
城市广播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深刻的空间生产活动,它不仅圈定了以城市为名的媒介空间,同时还创造和维系着空间内的社会生产.数字媒介对城市广播的改造亦是从空间维度开始的,即从彻底结构"地方"之地缘基础为起点.这在"空间本身的生产"上表现为数字媒介解除了城市广播空间与城市地理空间的同构关系,使其成为泛在与流动的共在空间,而在"空间中物的生产"上则表现为数字媒介改写了城市广播的地方知识生产体系.城市广播的数字化转型须以新的空间事实为依据来制定适宜的路径.
推进政务新媒体建设有利于公众接收与理解相关政策与信息,也有利于政府与公众沟通,提升政府的执行力与公信力.本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形成的TOE模型,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通过27省数据对地方政务新媒体建设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组态分析.研究表明,各省政务新媒体建设水平受到技术、组织以及环境三个维度的影响,产生的高政务新媒体建设水平路径可分为技术-组织驱动型、技术主导型以及综合联动型.
突发事件的舆情应对及其治理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能够从整体逻辑上对突发事件中反向议程设置及其治理提供行动方案.本文立足于突发事件中反向议程设置多元异质行动者的运行机制及其转译过程,指出行动者网络面临伪信息传播、非理性表达、技术工具失灵和正式制度缺失等治理困境,需要以治理困境中的交互性因素为观照,采取协同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治理和制度治理的方式,促成异质行动者重构新的治理网络,最终实现公共舆论的理性再生产.
面对Chatbot,作为维护个人信息主体权益刚性屏障的法律制度暴露出极大的不适应性及漏洞:在民事救济方面,其急需以无过错责任来弥补信息主体的弱势,并摆脱传统的基于有形损害的实际损害标准,确立风险损害及持续性精神损害的内容;在行政规制领域,修订立法,增加规制Chatbot的专门条款,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确立明晰而不含糊的知情同意规则,对Chatbot施加以下刚性义务:收集目的、范围、保存期限的披露,用户行使查阅、更正等权利的便捷途径保障以及删除权的技术保障;在刑事规制领域,Chatbot侵害知情同意规则、以营利为目的、以欺诈为手段的行为,是重点惩治对象,但概括式的量化入罪条件应该配合法益侵害、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原则,严格入刑门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力亟待加强.在情感化和视频化的双重转向背景下,本文通过分析YouTube平台上李子柒、阿木爷爷和滇西小哥三位视频博主的非遗文化视频,发现这些视频通过为受众创造情感知觉的条件和融入共通共享的情感体验,在国际传播中形成了一定的共情模式.在借鉴上述模式传播非遗文化的同时,仍需从在地文化场景、共享情感类型和共情内在机理三方面进行反思,更好地讲述中国的非遗故事.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不断促进智能广告运行过程更加一体化、智能化,但对数据的深度依赖也导致广告市场的数据垄断现象频发,而其因为具有高度隐蔽性与排他性,使得传统规制模式存在一定适用困境.敏捷治理作为一种灵活高效的治理路径,强调"制度性"敏捷、"工具性"敏捷以及"价值性"敏捷之间的相互融通和层层递进,通过构建"互动沟通-分解监管-容错求变"的敏捷治理系统可以为智能广告数据垄断问题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框架,实现各行业主体间的均衡协作,有效缓解治理压力,降低规制风险,促进智能广告的良性发展.
通过对突发公共事件传播效果研究现状的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存在事件类型选择重复、分析维度单一、对策普适性较低等情况.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依托相关理论与经验研究,构建出影响突发公共事件传播效果的解释因子模型,并对2014年-2021年间21个不同性质事件的传播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MA(都市圈)与PC(人员伤亡)两个宏观解释因子对传播效果影响最大,微观解释因子释义力不足.此外,研究通过比较各解释因子间对传播效果的影响程度,在归纳总结出不同组合因子构型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传播效果的四大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