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书法》所刊发书法教育领域文献为例,采用文献计量法定量分析《中国书法》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趋势特征,从高等书法教育、中小学书法教育、书法教育史和现状对策四个维度对其进行梳理与实证分析,以期对未来书法教育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提供支持与参考.

反向书写在丧葬建筑中的大量使用,时间集中于汉至南朝,直至南梁达到顶峰.由于微观研究的阙如与视觉材料的零散,南朝梁萧顺之神道碑反左书的出现与南朝庾元威与后世注家的文献流传之间有着时间的误差.当代学者在文献和实物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透明之石""游戏性质"等新见.①本文即以南梁萧顺之、萧景、萧绩神道建筑中的反向书写为中心,立足于其所产生和使用的场域,从观者的角度对反向书写在实践上所体现出的接引升天功用与南梁的丧葬礼仪进行考察,以期对反向书写在南梁兴起与衰竭的原因进行反思.

科学评价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人为扰动强度及其影响,是提升各种人类活动空间监管准度的基本前提,对保障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牢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具有重要价值.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运用改进的人为扰动强度指数测算模型和人为扰动行为调查台账数据库,定量评估1980-2018年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人为扰动强度的时空变化过程,诊断影响一般扰动及失范扰动的驱动力与主要因素,探讨人为扰动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优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980-2018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为扰动强度提升3.237％,长江源园区人为扰动强度显著低于澜沧江源和黄河源园区;2000-2010年人为扰动增长较为显著,而在2010-2018年趋于平稳,表明2010年以来生态保护措施和监管执法尺度更趋严格,并对三江源人为扰动过程产生明显遏制;以交通设施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城镇化及原住民传统生产生活活动、游憩利用活动是人为扰动强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力;道路及沿线配套设施、原住民生活设施和水电设施建设是国家公园内失范人为扰动的主因.针对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周边地区人为扰动驱动因素与监管问题,建议实施精细化用途分类分区管制、激活并规范市场化经营管理机制、营造净零排放绿色基础设施、健全游憩行为监管软硬件体系,塑造零扰动前提下的生态保护与利用互动关系.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态环境日益需求的日益增长,公众对环境监测的真实性与全面性提出更高要求.为深入探讨现有的环境监测指标是否能充分反映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判断,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在北京的不同功能区内开展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研究结果显示,现有的环境监测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公众对环境的看法.一些环境问题,如杨柳絮,在现有指标中没有反映出来,但对公众的认知有较大的影响.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对于环境概念的多样化理解,以及对新型环境问题缺乏监测标准是导致监测指标偏离公众认知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应定期对居民进行调查,获取公众的真实环境感受.此外,环境监测指标的选择不应局限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应根据公众的感受制订一些指标,打造"以人为本"的环境检测指标体系.

揭示城市扩张与水污染物排放之间的伴生效应与空间交互机理是城市化水环境效应研究的重要议题.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选取COD和NH3-N两项特征污染物指标,在2011-2015年快速城市化时期的水污染物排放格局分析基础上,优选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扩张与水污染物排放的伴生效应,采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定量测度二者的空间交互机理.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水污染物排放规模显著下降,县域排放强度等级整体降低,高强度排放格局由连片式分布收缩为零散式分布;城市扩张与水污染物排放的伴生效应显著而稳定,高扩张-高排放型县域在上海及其周边、苏北地区集中分布,沿海和沿江区位是城市扩张通常会选择的布局指向,在排污距离成本和环境规制强度双重作用下,距海岸线和长江干流距离越远,水污染物排放强度越呈对数曲线式降低;城市扩张与水污染物排放的空间交互作用具有两面性,城市扩张规模每提升1％,使本地COD、NH3-N排放分别增加0.274％、0.368％的同时,还会造成邻近县域排放降低1.017％、0.650％.因此,为缓解城市扩张与水污染物排放的伴生效应和交互作用,既要划定城市扩张边界、严格抑制扩张规模,还需注重城市水污染物处理设施配套及管网建设,通过区域环境承载力提升缓解城市化造成的环境胁迫过程.

生活垃圾治理是青藏高原农牧区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厘清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地域分异与影响因素,可为农牧区人居环境综合整治、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提供科学依据.以青海省4315个行政村为例,多尺度解析农牧区生活垃圾集中治理覆盖率和服务人口比重,基于逻辑斯蒂回归模型的总体效应和分区效应估计,定量刻画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青海省农牧区生活垃圾集中治理覆盖率低于全国及西部平均水平,呈现由青东河湟谷地农区向柴达木及环湖牧区和青南高原高寒牧区梯度递减;②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受海拔高程、地形地貌、垃圾转运距离等集中治理成本因素的多重影响,高海拔、山区地貌及远距离转运是农牧区生活垃圾集中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③少数民族聚居、常住人口规模偏低、村域经济相对滞后的牧区仍是生活垃圾治理弱势区域,而脱贫政策支持和管理者受教育水平提升,亦会对改善生活垃圾治理水平带来积极影响.建议结合集中治理成本和常住人口分布及产污特性,因地制宜实施"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Ⅰ)、"村收集-镇处理"乡镇集中治理(模式Ⅱ)及"村收集-村处理"牧区分散治理(模式Ⅲ)3类模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和设立公益岗位等方式带动政府、农牧民、企业多方主体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综合提升农牧区生活垃圾治理能力及人居环境品质.

能源转型是中国如期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必然路径,也是缩小城乡居民能源消费差距、实现能源平等的关键举措.基于2013年和2017年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局部加权回归以及逐步回归等方法,在揭示中国城乡家庭能源平等的时空特征、能源转型效果基础上,定量评价影响地区间、城乡间家庭能源平等的驱动因素.结果 表明:①中国城乡家庭的能源消费水平总体呈明显不平等特征,但随着能源转型政策实施以及城乡融合进程加速,城乡家庭间能源不平等程度有所减小.②对10609个城乡家庭样本、9类分区的比较显示,除长三角地区的家庭能源平等性较高外,其他地区均呈不同程度的非均衡性,尤其在云贵等西南地区的家庭能源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③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城乡居住区位、气候条件以及现代化能源可获得性显著影响家庭能源支出,进而对区域间的家庭能源平等性造成影响,而当地的能源资源禀赋对家庭能源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④尽管农村地区气态能源、电力资源普及有效推动了城乡家庭能源转型,但农村家庭需担负相较于城镇家庭居民更大的能源转型经济压力.

开展国家公园尺度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对优化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利用管理规划、加强生态网络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在"压力-状态-响应"(PSR)理论框架中融入草地退化指数、冻土稳定型分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景观生态脆弱性等指标,分析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及其主导因素.研究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景观生态脆弱性整体较低,不同园区景观生态脆弱性指数略有差异,长江源园区为中等脆弱区,黄河源园区脆弱性次之,澜沧江源园区景观生态脆弱性优于其他两园区.(2)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为较不安全,其中,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以较不安全区等级为主、临界安全等级次之,黄河源园区临界安全及以上等级的面积比重为93.94％.(3)土地生态较安全区和安全区分布于长江源园区中南部,以及黄河源园区南北两侧边缘区,较不安全区和临界安全区在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以及黄河源园区交错且连片分布.(4)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识别结果显示,居民点密度、水网密度和景观生态脆弱性是影响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因素,揭示了人类活动扰动程度与生态系统脆弱性对国家公园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综合作用.

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构建水气污染综合指数测度广东省水气环境污染状况,在解析2012-2016年水气环境污染时空变化与主体功能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水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2012-2016年,广东省水气污染综合指数降幅达到46.93％,处于污染指数高值区间的县域数量大幅减少,并呈现由边缘向核心收缩的空间变化特征;②4类主体功能区的水气环境污染均有明显改善,但相对而言,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仍是广东省水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区;③人口规模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水气环境污染的共性驱动因素,此外,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还分别受到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的影响.建议从引导城乡居民绿色生活、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技术、增加地方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中的环境效益考核人手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随着中国反贫困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亟需定量揭示农村相对贫困与区域承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为同步制定缓解相对贫困和增加区域承载力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通过农村相对贫困区界定及变化类型识别,从流域、县域及主体功能区多尺度解析2010年以来农村相对贫困区的时空演化过程,建立由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生态、灾害和交通6个要素构成的区域承载力指标体系,定量评价农村相对贫困受区域承载力的约束程度及致贫作用.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村相对贫困空间格局呈总体稳定、局部收缩态势,且以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主,稳定分布于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罗霄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以及滇西边境山区,已消除农村相对贫困的县域主要位于城市群地区或中心城市外围;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交通、生态和灾害承载力是导致长江经济带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这3类要素约束程度每提升1个等级,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将提高120.85％、30.59％、42.43％,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致贫概率仅为生态功能区的19.87％、66.00％.建议基于区域承载力约束程度和地域功能类型,瞄准农民生计资本和区域综合效益增值设计差异化的反贫困政策体系,探索实现农民可持续生计和农村相对贫困区可持续发展的"个体+区域"互动融合发展模式.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农业生产空间评价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中农业空间优化调整的前提,是科学划定农业空间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依据,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农业生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提出资源环境承载力集成方法和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模型,并以福建省为案例开展应用研究.研究表明:农业生产功能指向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包括土地资源类、水资源类、环境类、自然灾害类4种属性的自然要素,依次采用耕种条件、供水条件、环境条件、气象灾害危险性等指标刻画;农业生产适宜性则在承载力分级结果基础上,纳入空间形态类、区位条件类、生产条件类指标,建立适宜性评价模型进行评价;福建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高、较高、中等、较低以及低等级比重依次为29.86％、16.27％、12.04％、18.91％和22.91％,高和较高等级区分布于滨海平原、台地及低丘缓坡以及内陆地区的河谷、盆地及山间缓坡区域,全省农业生产适宜区、一般适宜区和不适宜区的比重依次为36.36％、26.76％和36.88％,适宜区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资源环境综合条件、且田块完整性和耕种便利性优良.案例应用表明,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农业生产空间评价流程可操作性强,可满足农业空间备选区试划需求,己在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得到应用;根据承载力与适宜性的“双评价”结果,可按照保留型、整治型和退出型,分类实施农业生产空间优化与整治.

研究目的:提出以"三区三线"为载体深化落实新时期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点路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演绎法和文献资料法,探讨主体功能区战略内涵及价值,在揭示主体功能区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尺度传导原理基础上,解析"三区三线"的效用及实施路径.研究结果:发挥主体功能区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作用,已成为健全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主题和主线;"三区三线"是主体功能区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降尺度传导的重要内容.研究结论:以"三区三线"深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点如下:将"双评价"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科学性的基本保障并贯穿规划方案研制各环节;遵循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新理念和新格局,构建不同功能指向下的高质量区域发展模式;以"三区三线"集成方案为基础形成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底图;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实现各层级"三区三线"体系化;抓住关键阈值参数实现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准则的升降尺度传导;聚焦国土空间治理关键点强化政策配套,实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动态监测和精准评估.

解析城市化过程对水污染物排放的驱动机制及其空间演化特征,对科学管控水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源头上减少水污染物入水具有重要意义,是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推进城市绿色发展、打造高质量人居环境的重要施策依据.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建立县域氨氮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在揭示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基础上,构建基于STIRPAT框架的驱动力分析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估计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对氨氮排放的驱动作用,并通过设置不同阈值的反距离空间权重矩阵测度其空间交互效应.结果 表明:①2011-2015年长三角地区氨氮排放整体规模下降显著,氨氮高值排放区县向沿海和地市中心快速收缩,热点区分布呈沿海持续集聚、内陆不断减少,在动态变化中,在长三角地区形成了圈层式分布格局;②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即本地的氨氮排放明显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长三角城市化过程总体上缓解了区域的氨氮排放压力,人口规模和经济水平会驱动区域氨氮排放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则抑制了氨氮排放;③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会加剧本地氨氮排放,但会吸引相邻区县人口、资源要素集聚,并通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辐射促进邻地氨氮排放下降.空间交互特征表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体,在100 km范围内,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集聚效应和示范作用驱动了氨氮排放下降.

从利用的角度开展游憩空间管控是国家公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加拿大国家公园实地考察和期刊文献资料梳理,分析了加拿大实施游憩空间管控的体系架构和重点内容,探讨国家公园游憩空间治理主线和适应策略.研究发现:(1)加拿大国家公园游憩空间管控体系可以划分为区域、公园、场地3个尺度,反映了国家公园在促进国土空间保护领域的系统性思维;(2)国家公园游憩治理机制在不同层面进行了多重响应,包括宏观平衡机制、分类优选机制、用途管制机制和游憩利用机制,并在不同尺度空间上匹配相适应的政策管控措施;(3)从政策层面需要维持自然保护和游憩空间利用的平衡关系,在独特性方面体现出有别于绝对保护和完全开发的中性思维.中国国家公园游憩空间治理可汲取利用加拿大的上述发展经验,在多个层面设置前期评估和弹性措施进行改良优化,注重动态调控,避免游憩发展体制僵化.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中留存的文化遗产贯通古今,展现出南北方物质生产与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历史遗迹与传统艺术融会贯通、人文精神与民间信仰共塑的城市面貌.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中的书法遗迹因受到地域变迁、文化变迁以及文字衍进和审美趋向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风格不断变化、融合,笔法技巧不断演化、发展等风貌,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真实而全面地展示着流域内书法发展的轨迹,从而形成了天然的书法博物馆.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文化遗产,而活态传承是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更高要求.

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主体功能定位,区内自然环境敏感性和脆弱性突出,研究其人类活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源排放特征与空间管控模式,对科学协调保护与利用、切实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环境保护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青藏高原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藏东南为例,基于环境污染源的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分类估算与空间特征解析,探讨面向污染源排放强度和多尺度管控精度的分级空间管控方案.研究结果表明:藏东南环境污染源的排放强度整体较低,雅鲁藏布江和雅尼河谷地因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密度较大,其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建立由7个二级类和21个三级类构成的环境污染源空间管控体系,重点管控以城镇居住区和工矿业生产空间为主的"点状"胁迫、以交通运输场所和人文游憩空间为主的"线状"胁迫、以农业种植区和畜禽养殖区为主的"面状"胁迫;针对藏东南各类环境污染源的空间耦合及交互特征,提出城乡生活集聚型、农牧业生产集聚型和休闲旅游集聚型3种典型区,依次制定"分级处理+资源利用"、"源头减排+就地消纳"、"实时动态监控+绿色设施营造+游憩利用规范"的差异化空间管控模式.

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内生与跨区排污累积是长江经济带污染防治面临的严峻现实,高强度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障碍.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27个地市级及以上单元为实证案例,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4项污染物指标,在基于熵值法的环境污染胁迫指数(EPSI)测度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定量分解环境污染胁迫的驱动因素及空间效应,为制定面向污染源管控的环境规制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①2011-2015年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降低4.8％,胁迫程度由上游向下游递增,其中,上游干流、太湖流域及下游干流的胁迫程度较为突出.②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程度整体趋稳、局部改善,高污染胁迫区在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滇川贵渝、湘鄂赣、江浙沪皖等交界地区,以及昆明至重庆一带已形成的高胁迫区亦是未来管制重点.③环境污染胁迫过程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胁迫程度增加的同时引起邻地胁迫加剧.随着环境管控趋紧,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的外部性有所缓解.④人口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是驱动本地胁迫程度提升的重要因素,二者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周边地区,而工业化、农业经济份额、内外资等因素仅能作用于本地的环境污染胁迫过程.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胁迫驱动因素的多元化趋势表明,应实施系统化、源头化综合治理以缓解环境污染胁迫态势,需引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升建设开发行为的环境效益、规避外资驱动的跨区污染转移、发挥国有资本在环境处置与保护过程中的示范作用.

由于经济增长与污染物排放增加尚未脱钩,当前中国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结构性、根源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在生产生活污染源头治理上仍然面临排污基数大、溢出效应强、空间跨度广等难题,亟需强化污染源管控精准落地、建立健全面向污染源头的环境空间管控体系,以降尺度与融合化空间管控形成更加精准、严格、高效的环境空间管控制度,系统提升环境空间治理效能.本文基于区域环境功能和环境承载力视角分析了环境空间管控体系的科学基点及优化逻辑,从降尺度建立分区分级管控体系、形成融合化环境管理机制、嵌入多层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夯实环境空间管控信息化支撑等方面提出新时期环境空间管控转型与体系优化路径.此外,研究团队结合典型城市化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案例实证,从人类生产生活污染物排放过程和格局入手,按照"驱动机制解析—分区分类管控—环境效应评估"的主线设置了"环境空间管控研究"专栏,以期为污染物源头减排及环境空间管控技术方法探索、环境综合治理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立足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强化全域环境空间管控,推动各类环境要素管控分区降尺度与融合化,实现环境污染源头管控与精准落地,是系统应对当前高强度、复合型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构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全覆盖、多层级环境功能分区管控体系,在单要素人为污染物排放量和综合排放强度评价基础上,提出环境功能分区的管控等级集成评价模型,探索分区管理和分级施策的全域环境空间管控途径,并以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苏州市为案例开展应用研究.结果 表明:①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三区三线"与现行环境要素管控分区的空间耦合性,建立由8个一级分区和21个二级分区构成的环境功能分区管控体系;②按照"三区三线"管控属性和综合排放强度,可进一步将环境功能分区的管控等级由高至低划分为Ⅴ、Ⅳ、Ⅲ、Ⅱ、Ⅰ及○级;③苏州市人为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偏大,城镇空间内的工矿业生产空间及城乡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内的生产养殖空间的综合排放强度较高,主要分布于姑苏、虎丘等中心城区及昆山、常熟等工业集聚区;④苏州市Ⅴ级和Ⅳ级管控区以工矿业生产空间、城乡居住空间和特殊生产空间为主,Ⅲ级管控区以混合空间为主,Ⅱ级以农业种植空间和生产养殖空间为主,Ⅰ级和○级管控区主要包括一般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案例应用表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全域环境空间管控可操作性强,可实现环境规制精准落实到污染源空间;建议以环境功能分区分级管控体系为基础,将环境空间管控全面融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综合施策的环境协同管理机制.

赵叔孺印规矩工美,由浙派入手,上宗秦汉玺印,下涉宋元朱文,更得悲庵纤细优美一路之神髓,在当时上海本土最受青睐.赵叔孺受赵之谦影响较深,取法多元,如『拱北』『惕安』『虞琴』等印,拟六国古币;『序文收藏』『虚斋的笔』等印,取法新室镜铭、汉镜铭;『王心贯』等印,仿秦印;『藜青』『二簋二簠之斋收藏石墨印』等印,拟周秦小玺、三代古玺;『赵叔孺』自用印,取法两京吉金文字;『四明周湘云收藏吉金文字』印,取法《祀三公山碑》;『云怡书屋』等印,拟宋元朱文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