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知识的载体,以理性之光芒驱逐了鬼魅而开启现代社会的步履,但当下传播新科技与资本的强势结盟,导致信息获取的媒介近用权出现严重的数字鸿沟;继而媒介表达权急剧不平等;数字社会网民仍然难以跨越多重权力轴心的障碍而达成理性沟通;传播新科技作为资本积累之工具羽翼,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张,对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侵蚀.本文从以上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意在揭示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一方面人类凭借知识获得生活的根据,技术赋能为人类带来便捷、效率和解放潜力;但另一方面人类无法脱离传播新科技服膺资本之诉求,理性已经下降为数学原则,以资本增殖的量的规定性为铁律的数字实证主义实际操纵着现代人的生存秩序.

达拉斯·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开创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他分析了传统媒体时期受众经广告的说服而参与传播再生产的劳动过程.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及其与日新月异的传播新科技之强势结盟,技术与市场的壁垒持续增高,各类弹性雇佣制造的数字劳工的普遍化造成了当代人缺乏稳定性(precariousness)或说高危的根本处境.平台经济更以开放式、参与式的自觉自愿的数字劳工完成弹性资本积累,却将其无法被计算的一切排除在外,使数字劳动仅仅成为算法系统中量的素材存在.当下推崇备至的元宇宙迷思接踵而来,数字劳工有被人工智能快速替代的趋势,现代人依然无法挣脱"第二自然"物化数字世界的生存困境.有鉴于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现实关怀意义深远.

本文延续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物化理论与工具理性批判的历史脉络,通过聚焦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在当下具体化、语境化而形成的"流量拜物教"如何勾连平台经济的资本弹性积累,旨在说明网络平台在算法优化的商业模式驱动下制造的物化意识和异化劳动正全面入侵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洞察到网络平台的工具理性急剧膨胀,经由剥削数字劳动为平台经济创造绝对的支配权,其算法机制通过将丰富且充满差异的社会生活质的内容抽象为纯粹的流量计算,否定了思想的、精神的、质的内容和一切不可量化的生活现实,以此缔造的"流量拜物教"排斥了无法被计算的生活内容,人仅仅成为了流量形式的存在,这是资本与技术强势结盟后技术合理化进程的要义,"有规定的否定"之思考彻底沦陷在网络平台资本弹性积累的权力宰制之中.

从乡村到都市的农村夫妻迁徙,改变了小家庭的传统居住和沟通方式、收入分配以及权力结构,进而引起家庭情感、代际父权制的局部变化.在流动农民工家庭的新居模式下,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地位,不再完全取决于妇女的生育,而是取决于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化)以及夫妻共同进城务工而具有的双薪条件和养老资源的自我储备.农村男人的核心权力在迁移到都市之后面临挑战,乡村劳动力大规模向都市的流动,瓦解了农村建立在辈分、年龄、社会性别等轴心层面的原生家庭传统权力结构,男女平权的愿景出现在进城务工的双薪护工家庭.但是,这种平权是语境化的、功利性的、暂时性的权宜之计.局部的核心小家庭的内部平权,仍然没有弃绝维护更大范围内整个农村家族传统代际父权制的陈旧理念,甚至为其服务,成为其新型且隐性的存在.代际父权制并没有因为男女平权的愿景出现而消失,而是在新的家庭模式中重构,并以更隐匿的方式继续存在.微信将流移于城市中、实现内部平权的核心小家庭重新嵌合到农村的大家族之中,使得农村传统父系继承观念继续宰制小家庭.妇女们难以摆脱传统代际父权制烙印于家庭传承的陈旧父系继承以及财产继承观念,并通过身体力行再生产新型代际父权制,实际的家庭收益的分配模式又构筑了更大范围的代际父权制.

在2015年细雨蒙蒙的初春,莎妮·奥加德(Shani Orgad)教授应邀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媒介与社会性别”课堂为近百名学生做了题为“长发飘飘的妇女与全职母亲——当代后女性主义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母亲及劳工再现”的英文演讲.讲座结束后,本文作者之一的曹晋教授与其进行了对话,两位女性学者彼此感同身受:同为工作的母亲(working mother),带着生活压力和阅历来做妇女的日常生活研究,不仅是为妇女而研究,而且和妇女一起介入式地研究,极易达成共识.莎妮教授以交叉分析模式(intersectionality model),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阐释,探索媒介再现背后多种权力关系的操纵,不仅对文本的社会意义进行分析,还关注社会的物质进程对媒介再现的塑造,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思路值得借鉴.

Female post-childbirth labor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labor intensity are extraordinarily high in China, given that public childcare subsidies are limited and supportive policies for childbearing female employees are largely absent. Establishing a panel dataset that tracks female employment and childbirth, we find that such a paradox is well-explained by the intra-family childcare support provided by grandparents. Correcting the selection bias that stems from women’s fertility choices using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e find that women without grandparental support suffer a substantial drop in post-childbirth employment, while women with grandparental support even experience a rise in employment after childbirth. It takes women without grandparental support twice as long to recover their employment after childbirth. Finally, we find that childbirth does not decrease women's labor intensity due to a lack of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that women face a stay-or-quit dilemma when grandparental childcare support is absent.

艾伦·普劳特①在《童年的未来》中反对把儿童与成人二元对立,作者认为,童年的关系性不囿于童年或成年中的任何一方,而是指两者之间的关系.代际关系和生命历程通过他们与大量不同实体的依赖和关联来建构.很有必要跟踪这些被建立起来的异质性网络结构.②《童年之死》的作者大卫·帕金翰特别表述了对儿童与电子媒体之间关系的极端决定论的担忧,他既反对媒体对儿童具有解放或是启蒙的意义,也驳斥没有多样性研究就妄断儿童是媒体的受害者的看法.作者提出了很切实的观点:“试图以限制儿童接近媒体来保护儿童的努力注定会失败.相反,我们现在需要更密切地注意如何为儿童做准备,使他们具备应付这些经验的能力;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需要停止单纯地依据他们所缺乏的性质来定义儿童的做法.”

本文综述了《批判传播研究:西方视野》精选的当今西方学界传播批判研究的二十九篇前沿文献.这些文献梳理出批判传播研究范畴内两大学术脉络上的硕果:其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的资本主义如何重构了西方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文化产业,从事新闻传播与文化创意经济的知识劳工无一不受到资本逻辑与跨国劳动分工等型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压制;其二则对马克思的作品精髓、新闻思想渊源和实践转向进行了再度审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持续呈现出与国际学术接轨并吸纳西方学理的热情态势,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理论散播中国学界,通过对物化、商品化、霸权、阶级、意识形态等经典概念以及与新闻传播产业相关的文化工业、劳工困境、阶级理论、社会性别等议题的探索,深刻滋养并激发了本土批判传播研究.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深重危机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以及阶层分化的社会情境为中西学者聚焦社会结构的权力分配、不平等与压迫性的制度问题提供了批判研究的实验阵地.本土传播学界通过倡导重返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传统,不仅深化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着眼本土、兼顾国际视野的理论阐释能力,也拓展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与国际学界对话的空间.

互联网民族志受到文化人类学、科学技术社会研究、社会学等传统的影响,对凝结于互联网上的社会关系进行考察.作为研究方法,它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为科学民族志研究确立的的核心原则——强调学者与文化参与者深层次的互动和意义的共同建构,也继承了民族志变革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强调对真实性以及对真实性的再现的反思,与解释人类学的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有着前后承继的关系.此外,互联网民族志者又因植根于网络世界及其网络文化的特性而拓展了传统民族志的视野与研究路径.

笔者自2005年赴美完成耶鲁大学东亚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伊始,和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Vincent Mosco教授已经有十余年的学术情谊,彼此合作教学、联袂出版的默契都写入每年暑假主办的“新媒体与全球信息社会的公正传播学术研究营”和研究生院支持的国际FIST课程.他和Graham Murdock教授两位老前辈对于正在成长的年轻人都表现出无比的关怀,对于尚待理解的新媒体迹象表现出好奇的警觉,因为这一切都颠覆着资本的秩序、规划、表面的和谐.全球都在讨论大数据的商业价值,企业都在追逐大数据创造财富,个人都在从大数据中获得便捷,但罕有学者反思大数据对主体隐私的监控、滥用,或者探索大数据重构的霸权体系.

传统的社会性别与家庭问题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妇女在家庭内遭遇父权制的劳动剥夺或者肉身、情感的家庭暴力,其结论必定是为妇女作为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受害者而鸣不平.笔者另辟蹊径,凭借历经三年半的实地田野调察和数字民族志的研究积累,深入了解都市中年男人的同性社交与家庭沟通的冲突,从而构连市场经济转型与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削弱家庭的亲密关系建构,反思已婚中年妇女在家庭社会性别权力与社会的政经维度所承受的多重压制,她们甚至被持续贬抑和蔑视.

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之后,数字鸿沟已成为当今中国第四大不平等范畴.数字鸿沟结盟既存的各类权力等级且强化已经形成的差异政治,导致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区隔持续扩大化.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民族志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透过小学生新媒体使用的差异描述,分析数字鸿沟的城乡景观并勾连转型中国的社会情境,探寻数字鸿沟的生成及其后果.

[被访者简介]杰夫瑞·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教授,1947年生,耶鲁大学社会学系莉莲·沙旺森·萨登教授,文化社会学中心发起人、主任.享誉世界的著名文化社会学家,新功能主义代表人物.他于1969年以优等成绩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系主任,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从事过研究工作,并曾任教于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及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

“新闻民工”修辞作为业界记者的自嘲或是调侃自身地位下滑的口头言语一度流行,继而成为转型中国一种新型的身份概念.此修辞是对新闻工作者在强制性的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事业身份转型为全职临时工身份的经典隐喻,前者处于充分享受国家住房、医疗、教育等配置型福利和社会资本的优势状态,而后者无论是福利、资源,还是职业前景都完全处于不确定性状态.这意味着纳入媒体转型改革的新闻记者和编辑并非是从传统媒体的僵化体制中获得解放意涵的劳动主体.本论题试图结合长期民族志的素材积累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释来考察“新闻民工”修辞诞生的政治经济语境.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LGBT activists in China employ different ICTs for their causes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a review of relevant studies and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n LGBT organization Shen Lan in Tianjian, a major port city in northeastern China.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a heavily regulated political environment, many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hen Lan group takes a non-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in their online and offline advocacy work, demonstrating a type of activ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本文旨在通过对网络新修辞“绿茶婊”的历史性与思辨性分析,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多重压制关系:首先,探究中国传统性别观对妇女从身体到精神的规训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化进程将符号、身体与性等纳入市场共同作用从而再生产性别的多重宰制与剥削.其次,追问阶级分化如何契合上述多重权力关系,并与转型中国的宏观语境构连.最后,新媒体成为新修辞展演的场域并建构与再生产了社会阶级关系和性别的不平等结构.

本文聚焦网络新修辞"屌丝"的线上文本意涵,旨在探索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屌丝"一词在网络中的语义流变过程;其二,揭示市场经济转型后"屌丝"一词所再现的中国社会性别秩序与阶层关系之重构;其三,以"屌丝"修辞为例,体察新媒体如何在国家与技术能动主体、男人与妇女、"屌丝"与"高富帅"等多组对立关系中,通过新修辞的生产和快速传播参与到转型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性别秩序再造的进程中来.

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研究作为美国传播学的强范式，体现出行政和市场导向的特征。传播学的研究需要构连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揭示出传播背后的人文意涵和社会权力架构。透过聚焦全球传播与社会的最新成果，列举全球经济一体化语境中新媒体和商业主义构连的侵蚀、社会运动倡导、劳工抗争、阶级分化、社会性别等级化、技术监控等多种权力关系交织的社会情境如何宰制现代民族国家中的消费主体，可以呈现中国传播学如何为全球贡献具有社会转型经验的现实关怀的批判传播理论。

Drawing on survey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educated women wor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shing industry, 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produ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onglomeration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supported welfare system. It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flexible employment practices and revised organisational hierarchies in reshaping their work to fit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for cultural production. These innovations, it is argued, have created more prec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devalued their labour and left them less protected and more explo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