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沪深证券交易所同时就"营业收入扣除"发布指南,要求ST公司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的公司,编制和披露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项目的相关信息.编制和披露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是对已有营业收入指标进行的修正和补充,以便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多维度研判,防止"壳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规避退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这一新口径收入的出现,为重新思考和研究会计领域包括收入在内的重要概念提供了新的视角.文章根据科创板28家披露了"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指标的属性,认为"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指标有以下四点不足:指标缺乏质的规定性、指标的效力低于其他收入指标效力、扣除项目分类存在逻辑瑕疵和指标的重要性不足.建议从会计专业的视角对收入的概念进一步讨论、规范和提炼,满足决策的信息需要.

一、引言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①是古希腊著名医生、欧洲医学的奠基人,他不仅在医学领域有着非凡的造诣,享有崇高的威望,被世人尊称为"医学之父",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的原创者和践行者.希波克拉底誓言原本是希波克拉底行医治病、收徒传授医学知识和技能时,用来规范医学职业者与患者之间以及医学传授者与医学学习者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约定.

遵从服务主导逻辑和收入费用配比原则,理论推演并重构成本习性分析中的成本和成本动因,创新性地将成本习性分析的对象明确界定为经营成本,即为取得经营收入而发生的支出;成本动因为经营收入,即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而获取的收入.经营成本是为获得经营收入而发生,经营收入是经营成本的直接驱动因素.基于此,文章选取南方航空公司的运输总周转量和经营收入作为成本动因,相应期间的经营成本作为因变量,经过散点图、相关系数、拟合优度检验及成本预测差异比较分析,发现运输总周转量和经营收入与经营成本之间的相关性并无明显差异,证明经营收入作为成本动因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通过对经营成本与经营收入的理论重构与界定,并创新性地选择经营收入作为成本动因,使成本和成本动因之间实现了逻辑上的内在自洽,为大范围和高质量的应用管理会计工具提供了前提条件.

服务主导逻辑的提出,为解释互联网时代的经济活动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视角.然而,由于服务主导逻辑和商品主导逻辑重点强调在经济交换基础等方面的不同,忽视了经济交换逻辑的演进,从商品主导逻辑到服务主导逻辑的演进如何实现.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讨论.基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融合的经济背景,试图从技术创新视角分析这一演进的过程.研究认为,技术创新通过向市场提供新技术和刺激新的市场需求来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使企业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基础发生变化,进而引发资源观变迁导致主导逻辑重构,促使人们理解经济交换逻辑的基础由商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转化.以上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服务主导逻辑的理论外延,为企业深入理解服务主导逻辑的产生和价值共创提供管理思路.

基于"制度背景——理论分析——路径构建"的逻辑,对乡村振兴审计的制度背景进行简要梳理,并从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两方面系统剖析国家审计促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即公共受托责任和国家治理理论是开展乡村振兴审计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在于国家审计具有事前预防预警、事中揭示纠偏和事后反馈抵御的监督治理功能.在审计实践中,应从根本路径、基本路径和辅助路径三个层面构建乡村振兴审计的实施路径:根本路径为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审计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基本路径为全面开展与乡村振兴要求相适应的审计监督,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辅助路径为加强审计人才队伍建设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为乡村振兴审计提供人才和技术保障.

收入与费用配比是会计损益确定的传统和逻辑基础.根据这个传统和逻辑基础审视现行会计经营损益确定模式及其评价指标,发现现行的以会计营业利润损益确定模式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为代表的损益信息,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所脱节,经营收入和经营成本没有得到适当的配比,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的划分不尽合理,特别是难以将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基本经营活动所引起的经营收入和经营成本及其经营利润真实合理地反映出来等问题,导致企业经营损益确定模式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不能充分反映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为弥补现行营业利润损益确定模式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存在的上述局限,文章从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的性质出发,尝试应用第一性原理对会计反映和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损益确定模式的要素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加以探讨,界定了构成企业经营损益确定模式的三个要素,即经营收入、经营成本和经营利润,进而提出能够体现企业经营收入与经营成本配比逻辑关系的企业经营损益确定模式及其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即经营利润.企业经营损益确定模式和经营绩效评价指标将为企业追求盈利的基本经营活动的业绩评价提供独特的视角、理论、指标和技术方法,它界定了经营收入、经营成本和经营利润三者间的内在关系,既是对企业经营绩效评价指标的丰富,也是对现行营业利润损益确定模式的改进和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回顾自1494年帕乔利的《簿记论》发表至今的利润确定变迁历程,对其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与评述,发现利润确定的变迁历程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会计账簿记录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494～1939年);二是以收入费用配比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940～1979年);三是以资产计价为特征的利润确定阶段(1980年至今).利润确定复杂化的历史原因在于,利润确定过程中资产计价逐渐取代了收入费用配比的主导地位;应当坚持收入费用配比的主导地位,兼顾资产计价,而非相反.

赊销业务过早确认收入实现,导致坏账损失的会计要素归属不明,并且利润的可分享性降低、可操纵空间扩大.本文在回顾实现概念变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明确界定实现的标准,以此为基础对赊销业务的账务处理提出改进建议.研究结论为:实现标准为交易实际发生,收到现金及其等价物,交易商品或服务已提供;赊销业务的账务处理改进可考虑采用坏账冲销收入的补救办法或推迟收入确认的解决办法.

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国家审计发挥监督保障治理效应、服务乡村振兴重要而有效的监督方式,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在实践中未能做到对乡村振兴审计监督的完全覆盖.针对这一局限,本文首先对借鉴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构建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四维审计模式的可行性进行分析,然后以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形式、事实和价值维度为基础并加以拓展,构建基于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形式(事前)、事实(事中)、价值和受众(事后)四维审计模式,提出一种涵盖乡村振兴政策落实事前、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的全覆盖跟踪审计观,以实现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全覆盖,最大限度地促进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应然目标的生成与显现.研究旨在为审计机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全覆盖提供理论基础、实践启示与参考借鉴.

企业财务风险偏好画像由财务决策、信息披露、董监高财务风险偏好三个维度构成.财务决策风险偏好由筹资、投资、营运类财务指标度量;信息披露风险偏好采用情感与认知两个层面指标,应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度量;董监高财务风险偏好使用董监高财务特征指标度量.挖掘沪深主板市场2 595家上市公司2017-2021年的数据,进行财务风险偏好画像,展示了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企业财务风险偏好画像.结果显示,企业各维度风险偏好呈现多元性,且与所处行业和地域相关.企业财务风险偏好画像有助于全面刻画企业风险偏好,辅助企业优化风险管理策略.

利润是会计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但由于复杂经济业务与经济学的冲击,会计学科至今缺少被普遍认可的利润定义.本文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可操作的实务角度研究并界定利润的概念.研究认为:利润是企业主要在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可供股东分享的成果,通过已实现的收入与为取得收入而发生的费用配比得出.已实现的标准为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交易实际发生;收到现金及其等价物;交易商品或服务已提供.与已实现收入相配比的费用应当基于历史成本.

上市公司三季报双重报告期是指三季报中部分信息以7月初-9月末为报告期口径,另一部分信息以1月初-9月末为报告期口径的现象.三季报的双重报告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信息使用者,降低了三季报的有用性.本文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连续17年(2003-2019年)评级为"A"的招商蛇口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三季报双重报告期的现象、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本文主张三季报的报告期为7月初-9月末,应当重点披露7月初-9月末的报告期信息,同时适当兼顾使用者对1月初-9月末的信息需求,辅助披露1月初-9月末的信息.

价内税是指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税金,所以收入自然包含了价内税.由于企业营运能力评价指标的计算需要使用营业收入,营业收入中的价内税就会对企业营运能力评价指标产生影响.包含在收入中的价内税在营业收入确认时,即形成纳税义务并上交政府相关部门,并随着纳税义务的履行而退出企业,既不能用来弥补成本也无法增加所有者权益,也不符合收入的定义.文章以白酒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经过分析发现,样本公司2009—2018年营业收入中的价内税所占比重的平均值达到13％以上.如果将价内税从营业收入中剔除,总资产周转天数平均由735.10天上升到854.94天,增加119.84天,总资产周转天数的平均上升幅度为15.4％.可见,营业收入中的价内税对企业的营运能力具有明显高估的影响.建议在计算企业营运能力评价指标时将营业收入中所含的价内税剔除,以便更加准确评价企业的营运能力.

分别从收入、成本角度分析现有利润率指标的局限性,进一步基于收入费用配比、服务主导逻辑与全要素成本理论提出克服现有利润率指标缺陷的新指标——利润贡献率,即以利润贡献率作为反映企业基本经营业务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的新指标.研究表明:利润贡献率指标符合收入费用配比、服务主导逻辑与全要素成本的逻辑与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现有利润率指标的缺陷、反映企业的基本经营绩效;利润贡献率是利润贡献与营业净收入的比值,体现了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价值增值率.利润贡献率不仅是对传统毛利率等利润率指标本身存在局限的改进和完善,能更为客观、准确地反映企业基本经营业务盈利能力和经营绩效,而且对提高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决策质量与管理层经营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久以来农、林、牧、渔业企业的成本性态分析及安全边际率计算存在较大困境.为此,可以采用"收入动因成本"作为成本分解的对象,同时采用"营业净收入"作为成本动因,利用公开财务报表数据,计算该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成本性态结构指标及经营安全程度,这样更具有可行性,更能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求.研究发现,我国农、林、牧、渔行业上市公司经营安全程度整体可控,行业各个样本公司的安全边际率平均值为55.33％,有25％的样本公司安全边际率处于30％以下.

计算研发投入强度的营业收入中包含不属于营业收入范畴的项目,如税金及附加、坏账损失等,致使企业的营业收入被高估,进而导致研发投入强度被低估,不能反映企业研发投入的真实水平.为探究我国企业实际的研发投入强度究竟有多高,提出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以弥补现行名义研发投入强度存在的不足,通过理论分析、对比分析、数据测算与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为11.01％,显著高于同期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平均名义研发投入强度,平均高出0.33个百分点,如果以2018年数据计算则平均高出0.48个百分点;(2)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与名义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差异会随着税金及附加和坏账损失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以及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上升而上升;(3)如果以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为标准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016-2018年在我国全部上市企业中,平均每年可增加1.14％(2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让利1.5万亿元的政策因数额之大备受各方关注,基于此,对国有四大行半年报披露的让利信息进行专项分析,发现该信息未能及时、充分地列示与披露,只是散见于半年报的定性描述中,缺乏定量的数据支撑.为此,从重要性和及时性两个角度解读银行披露让利信息的质量,总结得出国有四大行半年报披露让利信息的质量不符合会计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原则.建议更新核算观念,改变惯性思维,并在半年报中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充分地披露让利信息,从而增强半年报信息的重要性、决策相关性和有用性,提高半年报让利信息披露质量.

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是贫困治理的重要监督方式,是破除精准扶贫内卷化困境的一种纠偏和反馈机制.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国家治理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其产生的理论基础.以21份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文本揭示的问题为依据,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陷入未能实现对“跟踪审计”完全覆盖的实践困境,表现在:审计的事前审核防控机制缺失,预防性功能缺位;事中纠正机制执行不力,揭示性功能发挥不足;事后评价与问责机制不健全,抵御性功能不强;绩效评估机制不完善,评价主体未能实现全覆盖,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优化路径.从审计功能全覆盖维度研究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实践困境与治理之策,旨在为今后及后精准扶贫时代优化扶贫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充分发挥其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提供参考镜鉴与启示.

将成本动因归类为基于价值量的成本动因与基于作业量的成本动因,并提出两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成本动因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成立的关键在于验证选择基于价值量的成本动因的合理性与可靠性.为此,以南方航空2010年一季度～2018年四季度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散点图比较分析、相关系数比较分析、拟合度比较分析以及成本预测比较分析来论证选择营业净收入作为成本动因是合理的、可靠的,其不亚于选择传统的作业量成本动因.研究结果表明:营业净收入与传统的作业量相比,在与收入动因成本的相关性、对收入动因成本预测的准确性等方面不存在较大差异,可以替代传统的作业量作为成本动因.

为解决上市公司三季报报告期不一致所带来的报告期财务指标分析难以进行的问题,分别从理论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导致三季报报告期不一致的原因,得出理论层面的原因是中期报告独立观和整体观在三季报报告期确定上发生了冲突,制度层面的原因是季报披露编报规则与中期财务报告准则均对三季报的报告期存在不一致的规定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期的基本思想、会计信息及时性的质量要求以及季报编报规则的基本精神,提出上市公司三季报的报告期应当为第三季度(7月初～9月末)的基本主张.上市公司三季报报告期的明确对丰富和充实会计分期理论研究,统一对三季报报告期的认识,从而提高三季报信息披露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