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机器有三个隐喻——"器官""竞争者"和"武器"."器官"隐喻指明了作为对象化知识创造物的机器是人的身体的延伸,是实现人的意志的肢体."竞争者"隐喻描述了作为劳动资料出现的机器,在资本主义应用过程中,把工人贬低为"机器",且随时可以使工人"过剩"."武器"隐喻则揭示出被改造为工人敌对力量的机器被资本家所控制和利用,充当了资本统治的帮凶,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统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马克思的机器隐喻表明了机器在本质上是增进与确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性存在,阐明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论述了资本逻辑衍生出的机器异化的现实存在,传递了消除机器异化,使机器复归于其本质的迫切诉求.马克思关于机器的三个隐喻对于科学认识当下智能机器的本质以及构建和谐人机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女性农民工逐渐成为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力军,其幸福感的需求呈现由谋生到发展的变化,提高女性农民工幸福感成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基于社会阶层认同理论,运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CSS2015、CSS2019)三期数据,构建有序logit模型,借助中介调节效应分析法检验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与务工区域差异.主观阶层认同对女性农民工幸福感的作用呈现出受调节的中介效应,其中非农收入起到了中介作用,社会公平感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构建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健全可持续增收机制、营造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推进包容性城镇化建设等有助于持续增进女性农民工幸福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刻画生产过程的逻辑,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两者结合方式这三个因素可作为划分产业类型的依据,进而形成一个新的区域主导产业选择方法.基于生产过程中的主导投入、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复杂程度这两个维度,产业可被划分为八种类型.根据测算,武汉可着力发展以商贸物流为代表的简单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和技能劳动密集—简单结合型产业,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技能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技术劳动密集—复杂结合型产业.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马克思与蒲鲁东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同时代人,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同时面世.蒲鲁东的理论被称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则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两种理论都是在回答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聚与贫困积累并存的问题中产生的,都是旨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理论.蒲鲁东本人的历史形象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他关于摆脱贫困的理论在工人运动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和危害性.正因如此,马克思对蒲鲁东理论的批判长达四十年.尽管在早期,马克思肯定了蒲鲁东对劳动者贫困现实的关注、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以及寻求解决现代贫困的努力,但二人在反贫困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估体系,在众多反映经济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和生态损耗的综合评估体系中,绿色GDP绩效评估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双碳"愿景下也亟待开展新的探索.应从凸显增进民生福祉的评估价值导向、重点关注能源消耗类核算、超前布局新兴环保行业核算、积极推进自然资源价值核算、发掘评估结果运用的新场景五个方面优化绿色GDP绩效评估,以期更好服务于"双碳"目标.
现象学及其自然化运动对社会认知研究的读心范式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并与该领域内部从个体主义到互动主义的转向形成了有效的对话关系.舒茨的现象学心理学思想对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姿态,显示出从胡塞尔的超验主体性向世俗主体性回归.这也为其交互主体性学说同当代心理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研究之间的互惠约束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可能性.舒茨提出的"我们关系",强调面对面际遇的基础性和不可还原性,以及主体间理解的异质性.这些现象学洞见与当前社会认知的互动主义所关注的社会信号、社会响应以及共同表征证据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理论兼容性.你—导向得到来自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实验数据的支持,并将为"第一人称复数的社会认知"提供丰富的现象学启示.舒茨对"我们关系"中他异性的分析有助于弥补"我们模式"的缺陷,并为自然化现象学的系统探索预留出广阔的空间.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全面展开的后脱贫时代,党中央要求适时组织对脱贫人口开展"回头看"工作.巩固提升脱贫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需要以贫困户对于扶贫工作的满意度作为重要参考.一方面,贫困户对脱贫工作的满意度情况受到政府支持情况、贫困户期望度以及感知质量的影响;另一方面,贫困户的满意与否又影响贫困户的抱怨行为和路径依赖情况.在兴山县A村的后续帮扶工作中,帮扶队伍由帮扶工作队、帮扶单位以及结对帮扶责任人组成,其工作机制包括驻村工作队与各部门的衔接,严格执行入户帮扶以及网格化帮扶管理,后续扶贫工作面临如帮扶资金不稳定、资源配置不平衡、产业扶持难度大等诸多困难,需要推动乡村振兴时期后续帮扶的"三个转向",做好分类帮扶,重点做好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和健康帮扶的相关工作,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实现贫困户的"脱真贫、真脱贫".
在《三体》小说中,刘慈欣用网络游戏的形式描绘出三体文明的生存兴衰史,并揭开了两大文明斗争的序幕.此种游戏叙事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作者在叙事文本中表达出对古典文化相当程度的认同.通过这类叙事文本,读者得以了解三体世界对其生存真理的求索过程,认识其强大的文明自觉.三体游戏的终章开启了三体文明的星际远征,这次远征是三体文明的未来,也是人类文明的落日,因为它象征着高等文明对低等文明进行了毫无负罪感的反道德力量的侵略.人类文明的不同群体对外星生命的道德认知呈现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成为他们面对生存危机作出不同抉择的行为动机,值得深刻反思.
在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工作出现了社会性和专业性双重弱化、专业泛化等亟待关注的问题.社会工作的泛化是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界定不清晰而引起工作重心不明确、专业属性和优势丧失所导致的.因此,重新聚焦兼具社会性特征和专业性需求的"社会边缘人群",将其作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发挥社会工作"促进人与人的交往联系"的专业优势,并将工作重心聚焦到"人与社会的良性连接"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方案.而围绕"社会边缘人群"建立的相关理论模型,为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提供可参考的框架和指引,从而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避免泛化陷阱,更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文化安全研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这一研究体现了中国学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和成果.首先,文化安全研究是中国知识界针对近代以来世界文化发展问题所作的思考,是在吸收国外相关研究理论基础上提出并开展的;其次,文化安全研究充分立足中国文化发展实际,是完全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再次,文化安全研究是中国学界立足中国经验建构的具有科学理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现实生存与虚拟生存的有机统一构成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表征,深度的"脱实向虚"必将妨碍作为现实存在的人的幸福实现.随着人类虚拟生存从"想象版"到"网络版"再到"元宇宙版",青少年"脱实向虚"趋势加速演进.元宇宙中虚拟体验将全方位嵌入人的肉身感知,这可能点燃青少年"脱实向虚"的引擎,成为时下一大隐忧.但先进科技的捕捉与青少年"脱实向虚"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就其生存论动因而言,青少年"脱实向虚"是现代性虚无主义渗透、青少年发展困境突围、教育不均衡辐射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元宇宙前夜,预防、遏制和超越青少年"脱实向虚"趋势,需要加强青少年现实生存教育、独立人格培育、人生价值观教育,最重要的是关注和成全青少年的现实幸福.
"政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时代,要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进行科学的界定.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简单连接,而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统治体系的整体超越;社会主义建立在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和矛盾的基础上,是对"普遍人类之善"的超越,是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要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就需要探索重建的路径.这包括重新确立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阶级斗争的革命动力、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群体的革命联盟、革命政党、工人同市场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政治马克思主义"试图构建政治与经济高度统一、实现真正民主和平等、超越话语政治的革命的和有希望的社会主义.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从国难中走来,从模仿"泰西"到借鉴苏联和学习欧美,已扎根中国大地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话语表达.这些表达分别从发展的使命、宗旨、原则、方针、基础、目的、方略、维度、内容、目标十个方面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话语体系.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实践及其话语建构既需要先进思想的指引,也需要积极分析其历史依赖性,坚持守正创新,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界定帝国主义阶段性特征存在资本积累逻辑和空间扩张逻辑两条主线,前者以垄断资本形式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后者则以资本权力在空间中的流动为中心.作为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积累逐渐由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积累向数字资本积累转变,所关注的空间权力范围从地理学意义上的现实物理空间向虚拟数字空间扩张.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了新的掠夺方式、垄断特征和虚实空间结合的权力统治,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垄断霸权实现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和数字空间权力的占有,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本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有效破解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应然趋势.
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文化、习惯等影响下,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第三次分配理念下,社会工作在促进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增进社会福利体系等方面更有作为.然而在当代实践中,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却表现出现实分野和结构上的张力,呈现"两张皮"日渐分离的状态.重新把握第三次分配内涵的基础,以社会工作与第三次分配的融合为聚焦,建构第三次分配中社会工作的介入路径,对于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必然要求,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逻辑可以从技术研发、技术运用和技术监管三个层面展开.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层面: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受众获取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需要;坚持公开公正原则,缩小受众接收主流意识形态的贫富差距;坚持道德责任原则,划定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伦理底线.在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层面:精准识别反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防止削减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力;有效预测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走向,避免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助力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形式,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在人工智能技术监管层面:明晰人工智能监管责任主体,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强化主导力量;确立人工智能监管道德规范,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扎紧伦理藩篱;健全人工智能监管法律法规,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筑牢法治屏障.
近年来,数字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热点,这种平台网络活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在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事实上,这一问题可以被还原为对数字劳动本质的剖析,即对其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进行研判.在马克思那里,只有商品生产劳动能够作用于资本增殖,而提供服务的非生产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附属物.鉴于服务业规模在二战后的巨大增长,马克思之后的社会批判学者试图解构物质生产优先的理论框架,甚至提出了非物质劳动的本体论.贯通从生产劳动扩展到非物质劳动的思想逻辑,也就厘清了数字劳动的理论渊源,这有助于把握数字劳动的真正价值.
数字经济下的最惠待遇条款,是近年来各国反垄断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型价格限制条款,可能造成促进共谋、妨碍竞争的不利后果.然而如何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制却始终是一个难题.2022年欧盟《数字市场法》的通过,是对数字时代反垄断法发展的一次大胆尝试,同时也为最惠待遇条款的规制探索了新的路径.因此有必要对其中的相关条款进行解读,在洞悉欧盟反垄断立法要义和理念的基础上,同世界各主要反垄断执法区域的规制路径进行比较,在提炼经验与共识的基础上推动我国反垄断实践的完善.通过分析最惠待遇条款的竞争效应,可明确新规定下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新影响.尤其是在我国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与反垄断实践的现状,为最惠待遇条款规制路径的建构提出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