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召开的浙江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浙江省情农情,明确提出要全方位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的代表,浙江在新实践中应把提高发展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作为重要政策取向.
要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加强顶层设计,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首先,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提高产能,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保护好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一是加强与出口国的农业技术和投资合作,帮助他们提高现有非毁林土地的单产水平,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利用非毁林可耕地.二是发挥行业组织的引导和协调作用,尽快组织制定我国自己的进口产品环境标准,建立相应认证体系,发布绿色采购指南,为国内企业进行供应链管理、避免供应链中的环境风险提供有效工具.三是调动企业负责任采购积极性,让重视供应链环境风险管理的企业得到合理回报,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资金成本,加大市场监管力度,提高环境认证产品的市场溢价.四是提高消费者对敏感农产品环境可持续性的认知度,提升消费者环境意识和对环境认证产品的购买意愿.
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数比较大且收入水平低,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农村低收入人口的经营净收入存在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但增长不稳定,转移净收入占比同样较高但增长空间有限.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稳定增收,要建立惠及低收入人口的乡村产业体系,强化就业帮扶和人力资本建设,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资产的资本化运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改善欠发达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创造良好的增收环境.
农业活动是我国甲烷和氧化亚氮的重要排放源,在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的进程中农业部门肩负着重要责任.我国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走势取决于未来农业活动量变化和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变化两大因素.本文的预测模拟思路是,先预测主要农产品城乡人均消费量变化,再根据人口总量和城乡结构变化推算主要农产品消费总量变化,然后根据设定的自给率变化推算主要农产品国内生产量变化,最后根据设定的减排技术进步率变化推算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变化.在本文设计的四种情景中,"低自给率+高技术进步率"情景不仅达峰时间早、峰值低,而且达峰后下降幅度大,应成为未来理想的农业温室气体减排情景.为此,本文认为应从法律约束、行政规制、利益激励、道德感召等多维度综合施策,让农业生产者、农业服务商、农产品消费者、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尽快采取实际减排行动.
本文通过对育种科学家、种业企业以及国家作物种质库的深度调研访谈,并利用论文和专利大数据对中国种业创新全链条进行系统的诊断分析,发现制约中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主要"卡点"集中在种质资源、育种技术、育种人才和海外专利技术布局四个领域.形成这些"卡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种业创新投入不足与投入结构不合理、育种科研力量各自为战、创新链条脱节和断链、种业企业创新能力不强、育种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不足等.促进中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需瞄准存在的主要"卡点",着力突破关键制约因素,系统谋划种业创新体系和创新环境建设方案.应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全产业链种业创新体系,完善种质资源的收集鉴定、扩繁利用机制,支持种业企业做强做大并强化产业整合优势,加快布局智慧育种的研发体系,健全种业创新市场激励机制.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是在全球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出口增长基础上实现的,是一种增量贸易,而非对全球存量市场的争夺.在我国进口需求的拉动下,美国、加拿大等国相关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主要靠种植结构调整和生产效率提高,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相关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既有边际土地开垦的因素,也与生产效率提高有关.在消费峰值到来之前,我国部分农产品的进口量可能还将继续增长,全球仍有大量潜在耕地资源尚未开发,推动全球农产品生产潜力逐步释放,可以继续实现以全球增量贸易满足我国未来进口增长需要,但要正视国际社会在我国进口需求给全球农产品市场结构和部分出口国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等方面的关切.应通过推动做大全球农产品生产和出口蛋糕、促进农产品主要出口国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等途径,为我国未来有效利用全球农产品市场和海外农业资源创造有利条件.
理性看待发展中的排斥性风险与包容性机遇 现实地看,在发展过程中,市场力量和公共政策带来的排斥性风险难以完全消除,但其带来的包容性机遇也会长期存在. 从市场角度看,恩格尔系数下降和农业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将带来农业与非农产业在增长上的差距;生产要素向更高效率空间集聚将使部分农村非农产业空心化、发展空间进一步收窄;因受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同,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发展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农户利用市场能力的差异也可能造成群体间发展差距扩大.
放眼世界,多数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均存在城乡、农村内部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的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08年起连续13年下降,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对36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计划经济国家,大都低于1.5.欧盟、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均衡,甚至在一些时期农村居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
中国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目前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市场力量和公共政策带来的排斥性风险难以完全消除,而两者带来的包容性机遇也会长期存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需要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把乡村振兴的过程变成缩小城乡之间、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地区农村之间差距的过程;应推进城乡双向开放,让工业化城镇化的增长效应更公平地扩散到广大农村,使广大农民受益;应提高农业发展的包容性,让小农户以更大比例分享高效农业发展的红利;应消除制度性差距,让农民农村在再分配中以更大比例获益;应注重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提高乡村振兴的包容性、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方面的重要作用.
未来15年,农业小部门化的推动因素将更加多元,农业增长区域分化程度将更加显著,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总量不足、品种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将更加突出.应处理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稳产保供的关系,处理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优化村落布局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乡村"三新经济"、优化乡村人口结构与扩大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的关系,处理好增加乡村振兴资源要素投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应充分利用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带来的机遇,遵循城镇化和乡村发展规律,以促进农业提档升级、发展乡村"三新"经济和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为主要抓手.
产业扶贫是通过扶持产业发展增加扶贫对象收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的一种扶贫方式,这是中国特色开发式扶贫的主要组成部分.进入脱贫攻坚期以来,各地在培育扶贫产业方面加大了力度,90%以上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扶贫产业项目中受益.但这些扶贫产业普遍存在同质化、产业链短、市场化程度不高,以及扶贫对象未能充分参与生产经营活动、等同于享受社会保障等问题,过渡期结束后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农户能否可持续受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应把提高扶贫产业的可持续性纳入乡村产业振兴框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有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来抓,促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兴旺和脱贫户持续增收.
脱贫攻坚期间通过多种途径形成的庞大扶贫资产,特别是经营性扶贫资产,在促进贫困户增收和贫困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各地普遍存在底数不清、确权困难、重建轻管、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这些扶贫资产在过渡期及过渡期结束后能否继续稳定运转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应把加强扶贫资产管理、提高运转稳定性,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有机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环节来抓,确保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村持续受益.
进入脱贫攻坚期以后,就业扶贫在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增加收入、脱贫出列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据原国务院扶贫办统计,有家庭成员享受过就业帮扶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户1390.6万户,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2/3.务工收入在建档立卡贫困户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上升,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3左右的收入来自务工.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各地在就业扶贫方面采取了许多超常规措施.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为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返岗就业,各地又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帮扶成效明显.截至2020年底,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达到3243万人,相当于2019年外出务工人数的110.6%.就业扶贫的主要做法,有些是超常规举措和特殊措施,过渡期结束后需要调整完善;有些具有长期意义,对过渡期结束后如何稳定已脱贫户劳动力就业、防止返贫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进入脱贫攻坚期以来,为帮助剩余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村和贫困县从外部投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帮扶.尽管强调要激发受扶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内生发展能力,但在不少地区,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外部帮扶.过渡期内尤其是过渡期结束后,应把提高脱贫地区和脱贫农户内生发展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握好外部帮扶的边界,着力构建外部帮扶和内生能力的融合机制,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脱贫攻坚期内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的一系列特惠性保障政策,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实行这些特惠性保障政策也引发一些新的问题.过渡期内及过渡期结束后,这些特惠性保障政策应通过调整政策内容和受益对象等方式,一部分同普惠性保障政策并轨,一部分向目标更明确、对象更严格的兜底性保障政策转变.
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提出对96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搬迁,工程建设现已全面完成,贫困人口已基本搬迁入住,这标志着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完成阶段性任务.但实现贫困人口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仍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加强后续帮扶措施.
渝水区乡村治理工作有三方面创新: 一是很好地适应了乡村治理主体的变化.这是解决"谁来治理"的问题.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人.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在变化,许多年轻、有文化、高素质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中"386199"部队占大多数,老龄化严重,这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渝水区在实践中创新性地解决了乡村治理主体的问题,不仅让优秀的人当上了村干部,还让新乡贤能够而且愿意为家乡作贡献.村党支部书记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为吸引优秀的人才回村任党支部书记,渝水区不仅给予村党支部书记待遇保障,还打通政治上升通道.可以说渝水区的做法具有典型性.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有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有钱就可以从国外买到粮食,没有必要费大力气发展国内粮食生产;也有人认为,保障粮食安全,意味着今后所有农产品都要由国内供给.这些认识都是片面的,既不符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意,也没有抓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保障粮食安全的要义.
生态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中的重要政策创新.针对生态脆弱与农村贫困相互叠加的难题,我国在贫困地区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取得积极成效.目前亟待对各地生态扶贫实践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障碍进行剖析,确保过渡期结束后生态帮扶持续深入进行,把"绿水青山"持续变为"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