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观念的形象 同时具备艺术性和思想性,思想和艺术两者水乳交融,是对小说的更高要求.这种要求自有其道理,但仔细琢磨也令人困惑.小说的艺术性好理解,指小说叙事语言形象、修辞技巧高超得当、想象力丰富、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可读性强.思想性呢?看不见摸不着,若有若无,恍惚不定.很难想象,思想这个体系化的概念群,这个观念的集合,这个逻辑严谨的庞然大物,如何进入小说这座花园.我甚至担心,庞然大物的思想踏进小说花园时,会把花园里的小草、花朵、灌木踩扁踏碎,留下一具干枯而庞大的思想骨架,让人望而却步,避之不及.这是思想吞噬艺术的例子.面对小说花园,思想往往不得其门而入.思想力量过于强大,反而影响表达的艺术性,这种例子并不少见.

11.梦的真与假 在讨论小说与梦的关系之前,我们先来谈谈梦,这个大家都熟悉却难以言说的话题.梦是理想与现实在暗夜厮杀和冲突的结果.梦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梦中的影像,如万花筒中变化莫测的拼贴图案,像哈哈镜中的怪脸,映出了现实的怪脸.梦是现实的剩余部分,或者变异形态,是理性囚笼中冲杀出来的活性分子,是大脑底片上有待显影的残留幻影,是历史尘埃队列中掉队的兵士.

尽管我不是专门的电影研究者,但作为一位打小就在乡场上看电影且至今热衷于观影的资深观众,对电影也有许多话想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文化娱乐活动少,传统民间文艺大多处于消歇状态.新社会生产的现代时尚广播节目和电影产品是有的,除了广播喇叭里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外,还经常有公社派来的流动放映队送影下乡.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这样的:"朝鲜电影又哭又笑(《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鲜花盛开的村庄》),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森林之火》《琛姑娘的松林》),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多瑙河之波》),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第八个是铜像》《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日本电影内部卖票(《山本五十六》),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尽管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大致能反映当时普通中国人印象中的电影传播状况.如今,电影已经数码化、网络化、国际化,景象复杂繁荣.观古今抚四海,感慨良多.

一、苏联蒙太奇 最初的电影,是作为普罗大众艺术形式出现的,是现代城市工业民俗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开始就带有游戏性或娱乐性.这是它的文化胎记和精神基因,也是它走向艺术殿堂的包袱和障碍,至少是一个存疑的暧昧领域.电影理论家思考的问题是,所谓的"电影性"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根本特性,究竟是什么?它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这些理论问题,直接指向了电影娱乐特性与审美特性、感官刺激与叙事意义、画面空间与画面运动的冲突.

21.作者与叙事者 小说的叙事者不就是作者吗?作者不就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吗?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当我们要对问题进行细致缜密分析的时候,这个说法就有疑问.看上去似乎很简单的问题,深究起来还有点复杂.我们不要怕复杂,要像医生对待疑难杂症一样有耐心.

近年来流行的"数字时代""算法时代"等时髦术语,已经开始入侵文学领地,似乎暗含着一种技术崇拜的价值取向,但我觉得,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对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算法",我是门外汉.但我经常看到有人坐在路边搞"算法",他们当然不是在帮你数钱,而是要为你计算那些你自己算不了的事情,比如命运、爱情、来世那些重大问题,仿佛在"替天行道"似的.尽管这种行为有"封建迷信"的嫌疑,但是这种古老的"命运凶吉算法"至今依然存在且流行,说明人类还是有算不清楚的时候,还是有算不明白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一方面,我们要努力学习,提高"人算"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要完全拒绝"天算".文学艺术经典中的超验部分,往往有这种功能,比如《红楼梦》开篇的神话和预言.

巴别尔的短篇小说,篇幅短,艺术含量高.巴别尔善于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精神追求,压缩在瞬间变易的情节和高度紧张的冲突之中.与此同时,巴别尔将自然风景作为艺术中的永恒要素来处理,在永恒与变易的矛盾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描写和叙事风格.英国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对巴别尔的批评,将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割裂,类型分析与价值判断的边界不明,导致其结论的矛盾性和含混性.

文学语言与思虑或者思想之关系的问题,既是个写作实践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个玄学问题,很难说清楚."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毛诗注疏·周南关雎训诂传》)"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毛诗注疏·书谱序》)短短的引文,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但又很难厘清的概念:言与诗,心与志,思与虑.但是,诗歌或者文学发生的顺序还是清楚的:先感物而动,后思虑满怀,再发声为诗.

细节和情节这两个名词,本质上都应该当作动词来理解.细节是感官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情节是人类行动方向和秩序的呈现,故事则是对情节和行动的完形化.故事乞求于情节和细节并使之狭隘化,情节试图管辖细节,细节的反叛力也不可小觑.细节是对情节及其既定秩序的叛乱.细节的内容是目睹、耳闻、鼻嗅、舌尝、身触等感觉器官的经验,这些"受想行识"的动作和结果,构成生命存在的根本,其中包含着自由意志,也包含着类似于原子偏斜和对立的运动,还包含着混乱和迷失.情节和细节地位的变化,决定了文学叙事形态的变化.支配这种变化的,不仅是作家个人风格的变化,更是对世界认知方式及其相应实践行为的变化.这也是形式史和精神史互证的一个例证.

引 言 模仿与表现是文艺创作的两种基本方法.悲剧作为一种模仿的艺术,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1),而"模仿的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媒介、对象和方式"(2),人作为模仿"对象"之一,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卑俗低劣者;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人这一"对象"的区分,弗莱进一步阐释,并将虚构作品中的类型归纳为"'神话''浪漫传奇''高模仿''低模仿''讽刺和反讽'"(3)五类,同时其对象也呈现从神、英雄、首领、普通人、小丑逐级递减趋势,最终又向神话回流.弗莱从文学的程式和文类入手,试图揭示深层的普遍人类经验和梦想.

城市是人为谋求良好生活而建造的场所,但它不能借助于高塔通向天堂,人类只能建造“无塔之城”这种世俗的城市.以中国城市为代表的东方型城市,是一种将城市的神圣功能和世俗功能合二为一的城市类型,但它也是典型的“规划城市”.城市学家所说的“有机生长城市”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的只是“半有机、半规划”城市,中国一线城市也都是这类城市.城市革命因农业革命而诞生,根源在于“剩余”.但“剩余”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是观念性的和精神性的.文学对城市的表达,跟这种“剩余观念”有密切关系.中世纪末期的城市复兴,催生了现代文化,催生了现代文学和现代人,也催生了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是观察家兼评论家,更是一群寻找家园的“流浪者”.

1 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日子,商媛和周民连续五十多天都没有出小区门.两人天天黏在一起,刚开始还挺美的,时间一长就闹翻了. 禁足在家的日子百无聊赖.窗外的花和树,正在蠢蠢欲动要吐芽抽条,人和花隔着窗玻璃,对视无语两相厌.好在还有朋友圈.周民的微信里有两个接近500人的大群,一个是校友群,一个是同行群.他不喜欢校友群,里面有洋博士和教授,也有普通计算机工程师和程序员,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他最看不惯那些教授博士崇洋媚外的嘴脸,动不动就秀外语,搬外国媒体的观点,还喜欢挑别人的语法和逻辑错误,好像逻辑比团结还重要似的.周民多次打算退出校友群,但又担心错过重要信息.周民喜欢“计算机协会”这个同行群,大家的水平和趣味差不多,一些观点也容易引起共鸣.

我梦见自己在环城绿化带的林荫道上散步,夕阳余晖把河边的垂柳照得金黄.路旁的紫丁香怒放,香气扑面而来,令我迷醉.我双脚有种漂浮感,像喝醉了酒似的. 街道上停着的公共汽车,排着长蛇阵,一眼望不到尽头,车厢里的座位也是空的,连司机也没几个.路上行人稀少,偶尔遇见一两个,也是蒙着面迅速交臂而过.我突然发现,前面的男子没戴口罩,他走起路来腰部扭动,风摆杨柳,跟女人似的.他的装扮很老派,留着板寸头,穿一件长袖海魂衫,灰色咔叽布九分裤,过窄的裤子绷在身上,脚穿一双上海牌白色回力鞋,看上去跟我的年龄相仿.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的海魂衫和裤子,跟我年轻时代穿的竟然一模一样,尤其是那双白色回力鞋,不只是像,甚至就是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白色回力鞋也是左边有商标,右边的脱落了.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以抗战时期的香港为背景,以士兵郁漱石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以多样的叙事视角和宏大的文本体量,对抗战史进行了重述.在对战争进行重述和反思的过程中,"反战"思想贯穿始终.小说以"人"为核心叙述对象,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一个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遭遇为切入点,通过多角度的双线叙事和高质量、高密度的语言,对战争永恒的残酷性做出了直白而深入的揭示和控诉.不论是同国内其他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相比,还是与国外已臻成熟的"反战文学"相比,它都要显得更为严谨和厚重,在叙事和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也走得更远.

这里打算谈谈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一是多长的篇幅才算是长篇小说?二是我们今天应该写多长的长篇小说?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所以放到一篇文章里来谈.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到底多长才算是长篇小说?我们发现,不但没有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且一些权威文学词典里连"长篇小说"词条都没有,只有"小说"(Novel)词条,对于篇幅至少应该写多长,没有统一的说法.

一 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创作中一个特殊的文类,它所使用的语言和诗歌以及短篇小说有着很大不同.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创作时特别讲究语言的风格,特别是诗歌,一定要净化它所使用的语言,让语言自身变得透明起来,这是特别困难的一步,一旦完成了这一步,后面的环节就会比较好处理.长篇小说没有这个要求,它所使用的语言非常复杂;它不是透明的,而是带着许多的历史重负出现在我们面前,是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的.

1 在我家做了十几年卫生的谢玉贞,要回绵阳老家去做奶奶.想到要离开打工多年的北京,她有些不合,平时沉默寡言的人,话突然多起来.我说,你才50出头,就要做奶奶,太早了点吧.谢玉贞说,哪里早啊?张老师,我20岁生大女儿,22岁生二女儿,24岁生儿子.儿子就要满27,叫28,都29了,快30岁的人了,再不做,村里人还不知道要说出什么话来哟!谢玉贞说话的时候,长脖子上的头连连往前栽,像鸡啄米似的,但眼神笃定,僵直少变.她按照乡下的惯习,把26周岁的儿子,一下子说成了30岁.回老家前,她介绍同在一家快捷酒店打工的老乡黄菊花来替她.

城市文学研究,有一个学科归属问题亟待解决.我们是将它归入传统文学研究,作为传统文学学科的一个分支,还是将它归入城市学这门学科?对于第一种做法,我的看法是,因为它受到了文学研究之内各种规则的制约,并且缺乏一种对等相通的经验上的把握,所以很难真正进入到文学价值评判领域,也难以与其他学科发生对话关系.一种针对城市文学的外部研究可能要更为有效,因为它的视野更大,也能够在时代精神的符号表征与文学形式之间看出隐秘的联系.城市学范畴内的城市文学研究,使得叙事演变与精神历史的共鸣和互证得以成立.目前我们对城市学本身的理解还存有一定的问题.

一、不同类型文学的“理想” “文学与理想”,这几乎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议题.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不管它写了什么,也不管它是如何写的,它都必须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有它的理想性,浪漫主义也有它的理想性,现代主义文学同样也必须具有它的理想性.我把“理想性”,作为不同类型的文学的公约数.如果没有这个公约数,没有这个共同的特性,它就很难说它属于我们所实践的、所研究的“文学”的范畴,它可能不在我们所说的所谓“纯文学”的范畴之内.那么它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

一 当代文学批评的合法性 朱永富:首先感谢张老师百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我想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是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式问题,我觉得当代文学研究存在两个基本焦虑,一个是专业性的焦虑,一个是介入社会现实的焦虑.我一直关注您的研究,发现您非常强调从形式史到精神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恰好能够有效地缓解上述两种焦虑.能否请您就这种方法做个系统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