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长篇小说《河岸》初版于2009年,旋即于2009年底获得第三届曼布克亚洲文学奖.次年,英译本The Boat to Redemption(《救赎之舟》)由伦敦Black Swan和Doubleday出版社出版,并很快于2011年和2014年分别由纽约Overlook和Harry N.Abrams出版社推出新版,引发较多的关注.《河岸》英译本的译介传播,可谓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个案,这当然与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超妙的翻译实践直接相关.2012年莫言斩获诺奖后,作为"接生婆"的葛浩文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方面的功过得失成为学界论辩的热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围绕葛浩文的《河岸》英译实践展开的剖析和阐释,只是希望对葛译研究的既往思路有所反思,跳出固化的译介研究模式而有所拓展.至于判定葛译的是非功过,则非我思存.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以及青年学生纷纷来到延安,既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实践的核心力量,也带来了持续增加的财政负担.在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知识分子全面参与到开荒、秋收、纺线等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了新的劳动观念与认识世界的方式.随着1942年文艺整风的到来以及生产运动的持续展开,知识分子的劳动体验与劳动想象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甚至指向对思想改造运动本身的反思.换言之,大生产运动既构成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现实语境,也由精神劳动向生产性劳动的转换,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实践领域与思想情境,并在文艺实践的层面带来一种风景视点的嬗变.在意识形态规训的视角之外,这也提示了我们重审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可能.
电影早已荣膺"第七艺术"的雅称,而电子游戏尽管已经有了"第九艺术"的名号,但在一些场合下仍不免成为大众舆论下堕人心志的俗趣,这种"被定义"的"雅俗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固化了二者间的沟壑.但事实上,就情节营构、影像叙事以及场景沉浸等诸多方面来看,电影与电子游戏本身又是高度同质化的,尤其是在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新媒介、新技术层面上,二者已经越来越形成了同质乃至同构的现实与空间.
物是和人类发展史相伴相成的,自远古时期,物的变迁就承载了人类文明的变迁.就物的物理属性来看,无论是材质还是雕纹都是有利的佐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丹麦的考古学家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提出了三个时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从中不难看出物中所承载的历史沉淀和社会变迁.物承载的雕纹装饰,更是使物超出了材质本身,赋予了物本体更多的人文价值.这种承载在器物上的造型艺术,是先人对自然界的临摹,并结合了社会现实和自身对世界的想象性理解.中国传统的图腾龙和凤凰的形象上有着鲜明的体现,龙是以蛇身为原型,集合鹿角、鱼鳞、鹰爪等元素而形成的综合图腾;凤凰也是集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想象性产物.这种综合性图腾的产生原因,一方面是部落战争后不同部落的图腾整合,形成了全新的图腾;另一方面,这种图腾的诞生也是人类思维能力的体现,这种想象更是从物蔓延到人.《山海经》中有相关的描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1)当下,物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断演变,自然的人化加剧,使物的本质性体现得更加鲜明.从神话时代到日常生活,物的本质性以什么方式呈现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部分.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出版业也经历了重要变革,出现名著扎推出版在西部的新状况.一方面是推向市场化运作和集团运营,出版社摆脱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既有方针,积极参与到全国大市场的竞争中,需要名作提升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薄弱的出版传统和边缘的区位地理使得西部出版社心态更为开放,《顾准文集》《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都是在这一时代风潮中得以出版,旋即引发全国性的热议,成为重要的文学事件.《丰乳肥臀》与《大家》杂志、文学奖风波,以及多种旁逸的文学形态、学人文丛的密集出版,使得曾在文坛边缘上的西部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绽放光彩,出版诸多兼具思想品质与市场效益的图书,为文学思想界的活跃不断提供新议题.本文尝试梳理20世纪90年代西部出版社扎推出版名著的现象,解读该阶段的文化意识及出版形态,以期打开90年代思想文化的多重棱镜.
晚清的碑学理论虽然发轫于阮元和包世臣二人,但最具学术价值和现实影响的,还要说是后来居上的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尽管令人耳目一新,却篇幅太短,以碑帖分南北的看法也与史实不尽相符,易招致诟病.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虽受康有为的盛赞,(1)然而专论北碑的部分并不突显,且零散不成系统.可能正由于此,康氏才决意写成《广艺舟双楫》,其雄心可见一斑.
一、鲁迅对《阿Q正传》舞台剧改编持开放态度 鲁迅生前并不鼓励别人将《阿Q正传》改编成舞台剧或电影.这主要是有鉴于其苦心孤诣的纯文学创作与舞台剧或电影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比如他对第一个将《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的王乔南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角,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罢"(1).鲁迅担心改编者或演员不能准确理解其构思,结果只会将小说改(演)得不伦不类.但如果别人坚持改编,他也"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2).
马克思主义美学坚信作为上层建筑的审美意识,能够有效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理论逻辑的有效性,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历史的阐释之中.但是,随着20世纪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的不断失败,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西方史学思潮不断批判唯物史观的合法性,也否定了奠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经济史观""革命史观"与"异化史观"三种唯物史观念,最终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社会历史阐释效力与能动性的丧失.
西方从文艺复兴始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与之前的泛艺术不同的艺术(美的)体系,并在现代化的扩张中成为世界性的知识体系.中国自晚清民初进入世界现代化进程,参照世界性的艺术体系,形成了与中国之前的泛艺术体系不同的现代艺术体系,只是这一艺术体系在一百多年的演进中,形成了三类不同的构成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话语,并归纳为两个不同的总名.三种构成结构,一是体现为由文联机构所构成的结构;二是由学科体系呈现出来的构成结构,这两种不同的构成形成不同的话语,但两种话语在艺术体系的总名都为"文艺";三是由外国艺术体系著作的中译而来的构成结构,以及由学科体系中的美学学科而来的构成结构,二者的构成结构相同,其话语也相同,因此可合二为一,这一结构的总名是"艺术".
当代文学批评话语范畴中,"知识分子写作"常用以对特定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阐释与评价.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视点、概念和关键词,它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知识分子"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下,有着不断变化的界定方式和边界范畴,而"知识分子写作"又与盘峰论争及其之前诗歌界所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之说用词雷同,作家身份的更迭以及文学史内部的复杂性都造成了我们在使用这一批评话语时,遭遇了很多认知上的分歧与不同概念之间的混同.因此,通过梳理这一批评话语的来龙去脉并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理解方式,使其进一步学理化、清晰化,或可为我们深入展开和推进"知识分子写作"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工业化的逻辑开始全面浸入城市生活,新中国的城市呈现出单一的工业化功能.像上海、天津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拥有的都市文化方面的意义与属性已十分模糊,而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特征得到彰显.国家工业化的现代性诉求形塑了新中国城市的性质,也左右了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的叙述与想象.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工业题材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与扶持,工业战线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一片崭新的想象天地.
一、鲁迅的选择 为什么要讨论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行为的方向,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集体选择的人生方向,是由其相对稳定的价值导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不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他们饱读诗书、传承道统,深信唯有读书做官、辅助君王这一途径,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但是在晚清废除科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新学"以后,随着学科分类和知识专业的确立,知识分子接受知识的内涵与方式都改变了,天变,道也随之变了.
近年来,《我的姐姐》《三十而已》《小舍得》等大量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出现在大众面前.这些作品立足于当下,直指大众所面临的现实痛点.作品上映播出期间,频频可见围绕作品议题引发的讨论,一方面,现实话题与影视作品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利关系.话题带动作品热度,作品推动话题热议;另一方面,全民讨论的背后不仅含有相似经验事件的人,更多的是参与讨论的旁观者.随着讨论的持续升温及范围的不断扩大,个人事件逐渐转变为集体性事件,而集体事件背后的焦虑又内化为个人焦虑.有鉴于此,本论文以记忆与媒介的角度切入,构建网络场域内的记忆体系,借由当下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从情感共振、记忆失焦两个角度进行阐释分析.
传统的影视观众心理研究分为以于果·明斯特伯格、鲁道夫·爱因汉姆和让·米特里为代表的经典期,以及以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期.随着20世纪70年代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以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ewell)《剧情片中的叙事》(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一书为标志(1985),正式提出了认知电影理论,由此开启了影视观众心理研究科学和实证的新转向(1).以认知神经科学为手段,采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脑电位记录 法(Electroencephalogram,EEG)、眼动 追踪(Eye Tracking,ET)、皮肤 电反应(Galvanic Skin Response,GSR)等方式,特别是在以大数据应用为标志的智能时代,结合以物联网生态为前提的生物传感器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影视观众心理研究拓展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2013年4月,《文学评论》发表了李丹的《"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以郭小川为中心的考察》.在郭小川研究相对沉寂的时期,这样一篇细读郭小川"遗文"《学习笔记》的论文,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李丹对照1978年《诗刊》发表的郭小川《学习笔记》(以下简称"《诗刊》版")和《郭小川全集》第1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所载《九月份学习初步计划》(以下简称"《全集》版"),从叙事学角度解读文本,结合相关历史条陈缕析,于是发现,"《诗刊》通过删减修改郭小川的笔记而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批评文本,也由此刻意地修订出了郭小川的新形象".
如何在研究者的"历史"与研究对象的"历史"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是每一个处理"历史"的研究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从材料中跳出来,容易给人没"贴着"的印象;如果深陷其中,以研究对象的是非为是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于是,我想到了古希腊悲剧中的"提词人"这个角色.原意是担心戏中演员在演出时忘记台词,所以在舞台侧面安排一个提词人,这样就避免了尴尬.引入"提词人"这个概念,是想与研究材料保持一点距离,用另一种声音,谈一点对材料的看法.虽然可能不成熟、也许会误解了它们的原意,然而这样一来,在材料叙述中就隐隐出现了一种"研究的声音".
一、作为一种复制形式的摄影 机械复制是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核心概念.围绕摄影进行的阐释均无法离开摄影的"机械复制",因此,"机械复制"不仅是一种特性,更成了摄影的本质所在与言说的逻辑起点. 机械复制指向两个方面:一是对艺术品的复制.这革新了作品的存在与流通形式;二是对现实的复制.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修订完《宅居谈诗——与邵燕祥论诗书》这部书稿,还有许多话想说,也觉得有必要说.虽然燕祥先生在世时的最后半年,因疫情宅居读诗,与他互通信息和感想,给他写了四十三封信,把我对百年汉语新诗、特别是近五十年("朦胧诗"以及"朦胧诗之后")诗歌问题的主要看法,"不知天高地厚"地尽情"一吐为快";但是燕祥先生去世后,又读到过去未读或者新出现的资料,看到些新发生的情况,引发许多新的想法,但已无法再跟燕祥先生交流了,只好留在《后记》里.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经济和审美日渐深度融合,经济与审美的价值同构性成了推动和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并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1)新时代的新发展理念强调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本文拟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种种变革入手,立足审美与经济价值同构视域,来探究"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审美层次、实践路径.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经典之作是关于北京的叙述,其中既表现出城市与文学的共生关系,也为我们透视北京人文地理和历史风貌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情感和审美的角度.本次讲座试图聚焦于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书写北京的若干作品,讨论北京在现代文学中的呈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