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年流向城市,华北平原王村仍有80%的青年农民常年生活在村中的现象具有特别意义.通过对该村青年农民生计体系及其社会基础的考察,并借鉴韦伯和穆尼的理论框架剖析他们返乡村居的行动逻辑及其社会学意义.研究发现,王村青年农民与传统小农不同,具备更现代的市场意识和更强的农业"天职"观念,同时秉承中国乡土生活传统,这使得他们为空心化、专业化的农业现代化图景注入活力.这条返乡村居之路或许可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提供方向.
流动青少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群体,在人口城镇化背景下该群体的教育、社会融入与群体文化等议题已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语言作为流动青少年群体文化的重要符号元素,其切入流动青少年生活世界的独特意义尚未被充分探索.本文基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我国中部省会城市城郊一所公立小学为例,深入探索流动青少年在学校、家庭两个主要生活场域中所面临的语言适应区隔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并对家庭、学校两个空间中主体重构语言区隔的适应行动予以类型学划分和动态关联,重新审视反学校文化的结构性定位和"天花板效应"的论断.本文将文化作为一种方法,探索流动青少年在家庭、学校两个空间中的语言适应图景,充分发掘流动青少年群体在结构性"天花板"之下的能动性与主体性,以期实现对既有研究理论视角的贯通与突破,推动构建流动青少年群体文化研究的积极面向,为流动青少年文化适应的具体化提供新的视角.
人口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结构,是观察和研判社会整体结构及其变迁的重要指标.把握当下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基本性质,是预判未来教育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发生了急剧变化,已进入超低生育率、老龄中国、流动中国以及城乡中国的新阶段,将对教育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应这些变化,我国教育应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及新终身教育、新市民教育和新乡村教育建设的新时期.可以预测,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将表现为教育资源总量相对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同时并存的矛盾.对此,应通过教育质量提升与内涵式发展应对人口红利危机;深度老龄化要求建设一个全新的终身教育体系;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最终破解;快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新阶段则召唤一种全新的乡村教育形态.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将粮食安全及相关农业问题之于现代社会的整体性意义再一次凸显在公众视野之中.202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四届农业社会学论坛以"疫情影响下的农业安全与乡村振兴"为主题,设置多个相关议题,旨在不断丰富农业社会学研究内容,拓宽学科视野,为理解"三农"问题、助力乡村振兴提供新的视角和解释路径.论坛还对农业社会学学科发展进行了研讨.
在华北平原的一个村庄,尽管有国家、市场、资本等力量的介入和影响,具备规模化农业生产条件的村庄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仍然维持着以小农农业为主的农业格局.研究发现,虽然国家、市场、资本等力量的介入极大地改变了村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使其有利于经营规模农业,小农农业却在乡土社会的基础上找到了克服小生产局限的经营之道,实现了规模效益与家庭经营优势的结合.本文认为,应当重视乡土社会观念及其规则的重要作用,因为正是乡土社会与诸多外来力量的互动赋予了小农农业存续的空间.
笔者近年来主要关注流动儿童这个群体,试图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通过田野工作来理解他们的群体文化.表面上看,群体文化是一种主观状态,但它跟整个社会结构、制度安排有深刻联系. 流动儿童群体的规模与趋势 从结构上讲,流动儿童群体与留守儿童的群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他们的父母都是流动人口,只是有一部分跟父母随迁到城市,另一部分则留在农村.这个现象跟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密切关系,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无疑对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农村人到城市打工,为中国的快速城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这个福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子女的教育.
无论农业现代化还是乡村建设行动,都寄望于青年农民承担更加积极的角色.基于对国内外青年农民研究现状的初步梳理,发现:国内青年农民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呼应,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阶段性和政策导向性;青年农民文化与价值观、新型职业农民以及青年农民返乡创业是排名靠前的三大研究主题.未来关于青年农民的研究可在青年农民的规模、类型与特征,青年农民与农业现代化,青年农民与城乡社会,青年农民的社会生活,国外青年农民研究等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对青年农民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十四五"规划真正得以落实.
以往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学和农学的研究对象,农业社会学可以为这一问题的解析提供独特视角.2019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农业社会学论坛“聚焦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主题,分别就“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与脱贫攻坚”“农村土地制度土地保护与土地流转”“农业转型与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生态、农耕文明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四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对我国农业社会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的传统士人一定要回到田园,山水不行的,田园可以承接中国人安顿精神的诉求.最近这两年,我主要是在弄农业社会学,这可能是一个新东西,因为原来只有农村社会学.结合我对农业社会的理解,回到这次圆桌会议的主题,我来谈点我的体会. 刚才贺照田老师说,中国古人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城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哪怕是做了再大的官,他最后还是要回到乡土去;相反,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我们的生活世界,从小到大的经历可能很难让我们理解,“乡村作为整体性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我是来自农业大学的,我给大家报告两组数据:第一组是中国农业大学接近70%的是女生,这个数据或许大家不是那么惊奇,因为中国的教育比较适合让女生脱颖而出;另外一组数据则是中国农业大学接近70%的学生是城市户籍,这个数据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们在农大做社会学,农村是我们的优势和特点,所以我们会开较多的跟农业农村有关的课程,也经常让学生到农村去调研.这些年越来越发现,学生对于这个设计会感到很困惑,也觉得很困难.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在城市生活,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上这么多农村社会学、农业社会学的课程,做农业农村相关的调研?他们会觉得(乡村)对他们来说是很远的事情,他们将来就业也不会在农村,他们分不清楚小麦和韭菜,玉米、高粱也分不清楚,这些似乎不重要.如果说不是因为农业大学,不断地跟他们讲农业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不断地把他们丢到农村里面去,他们可能这辈子都不需要跟农村接触,也不需要了解农业.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农业社会学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新议题.农业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有助于揭示处于社会变迁中的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复杂机制与过程,从而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启发.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以“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理论·议题·实践”为主题,围绕农业社会学的经典传统、农业社会学与中国实践、产业振兴的社会基础、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机制、农业环境与乡村文化再出发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对农业社会学的学科内涵、学科意识与学术使命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会还举行了“农业社会学名著译丛”启动仪式.
一、从费孝通论"非典"谈起 关于这场疫情,我们通常会用"突如其来"形容它的突发性和凶猛性,似乎完全超出人们的预期.可是仔细分析,这场疫情却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里,我想先借用费孝通先生对于"非典"的思考来理解此次疫情的根源.2003年,费先生以93岁高龄,写了《"非典"的社会学反思》,起笔即说: 非典型肺炎在医学上属于传染病,传染必须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联系,因此"非典"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工作者从这个角度入手来研究,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在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的爆发与都市化有很大的关系,都市化的显著特点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的距离不断拉近,而人与人挤成一团时总会出些毛病.现在全球化了,人与人的交往更频繁,这类毛病也必定会增加.英国伦敦在工业革命初期就曾经流行过黑死病,死了很多人.现在"非典"这个突发的传染病,首先危及到的也是大城市中的人.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农业社会学近年来在中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通过不断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研究进行一砖一瓦的建设,其中理论建设尤其重要.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经典文本在农业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中具有核心位置.本专题选取了三个(对)农业社会学中的经典命题: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农业技术变迁中的占取主义与替代主义,以及技术采用中的“农业跑步机理论”.按照时代背景、原典阐释、学术延续以及启发意义的思路撰写,尝试为农业社会学的入门者提供一种理论梳理的路径.
流动儿童问题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追溯国内学界关于流动儿童研究的源流,重点评析了社会学研究的若干特征,尤其是“反学校文化”研究的得失.在此基础上,倡导一种积极的流动儿童群体文化研究范式,强调文化生产的核心位置,探究文化自主性的根源,关联文化生产与社会结构,最终尝试从文化生产出发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形成与社会发展的秘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有望拓展流动儿童问题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
<span id="ChDivSummary" name="ChDivSummary" class="abstract-text">20世纪70年代,农业社会学在西方为挽救农村社会学的危机而诞生。中国当前正处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中,农业社会学的破土新生具有重要意义。在追溯其理论传统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展示了其核心议题。中国农业社会学既可以通过与诸学科的对话交流积极表明自身的学科洞见,为本土社会学及世界农业社会学贡献力量;也可在与农业文明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前沿问题上积极发声、实现价值。</span>
本研究基于两年的田野工作,对北京市某公立小学中流动儿童与京籍儿童的游戏文化加以考察.笔者发现,XL学校中独立编班和混合编班存在"没规矩"和"假正经"的游戏文化差异;混合编班内部多样的游戏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展现出一幅"不平等的童年"画卷,在画卷的表象背后,阶级往往表现出比户籍更强的解释力.总体上,户籍与阶级的同构性是深层的社会根源.
Compared to other ways of poverty alleviation,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fundamental solution,which has positive and endogenous characteristic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not a simple technical training,but a systematic project,involving complex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and a set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During the process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ibetan regions,Jina village paid attention to com-bining with the local production-life style and social-cultural tradition,creatively explored some useful and sustainable models,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The model of Jina village has a high reference value.
随着西方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提高,老龄研究兴起,其主要议题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尤其是社会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老龄主题的社会学研究也逐渐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中分离,使老龄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其演进轨迹与社会学母体的发展脉络遥相呼应,老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推进也遵循内在批判的科学逻辑。进入21世纪,老龄社会学正经历第三个转折:生命历程理论框架下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研究的广泛认可与应用。我国的老龄社会学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国家,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老龄社会学作为学科的发展及其完善还需进一步探索;就老龄社会学本身的发展而言,除因应现实问题外,只有在不断的争论与批判中才能取得理论的进步。
农民工子弟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一所农民工子弟校——ZH学校初三年级进行了一年的田野调查后发现,农民工子弟盛行一种“混日子”的就学文化.这种就学文化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课外活动和同伴群体亚文化活动中,也体现在诸如课堂、作业、考试等学校“主战场”中.初三年级的“混日子”文化席卷了全班所有学生甚至老师,已经没有保罗·威利斯笔下“小子”们反抗的对立面,这种文化包含了丰富的伸缩性.在权威基础上,根源于农民工子弟对父辈个人气质的认同和形塑;在社会基础上,根源于不公平的制度环境.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WoS papers,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ituation,levels,and performance of six agriculture-related universities objectively,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In this study,the papers published by authors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exas AM University,Iowa State University,Wageningen University,Hohenheim University,and Zhejiang University were retrieved from SCI and SSCI databases of Web of Science.These papers were subjected to objective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among domestic and foreign universities using the indicators of the total quantity and growth of papers, citations per document,Percentile Rank Scores(PRS),and some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productive authors and high quality papers.A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was also investigated.The results shown:SCI or SSCI papers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published earlier than domestic universities,and are increasing steadily.Although SCI or SSCI papers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published later than foreign universities,but the number are growing fastly,and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s the fastest growing one.Paper impact of domestic universities is lower than foreign universities,also lower than the average impact level of six universities.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 author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ranks first.Texas AM University ranks first in numbers of high quality papers published in Science、Nature and Cell,and has the most disciplines got into the ESI Top 1% and Top 1‰ with the number of 20 and 9respectively.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to suggest domestic Univers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apers'quality more than number growth of research pa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