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研究,仍沉浸在偏爱的情感之中,而没有经过深刻的理性机制的过滤.儒家强调人就是仁,仁的依据在人性;仁在动态的层面展示为爱,但其本质是"事亲""亲亲",故爱的主要精神是偏而缺乏公平;社会治理的实践以个人修身为基础.但仁的血缘性原则很难使爱的情感波及于外在的他者,这种偏爱导致内在与外在互相断裂的局面,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所在,也是儒家伦理在保护社会利益方面的隐性缺憾.
柳宗元将《论语》编纂者考定为"曾子之徒",将《尧曰》首章主旨推定为孔子的"讽道之辞",将"乘桴浮于海"训释为"复于至道而游息",体现其《论语》学的三大特色:"以知道为宗",通经致用,援佛入儒.在中唐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柳宗元《论语》学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论语》中挖掘"大公之道",为打击藩镇势力、重建"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提供理论支持;其次,援佛入儒,挖掘《论语》心性资源,为儒学复兴指明一条新路;第三,抛弃章句之学,空言解经,标志着"汉学"传统的终结与"宋学"传统的开启.柳宗元《论语》学的理论观点与学术方法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期宗族图像不是一种审美形式,也缺少装饰功用与意味,其始终与巫术、祭祀活动等密切相关,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增加以及亲族群的政治性的需要越来越强调礼仪规范在视觉形式化时的秩序.这样一个没有任何事件描述倾向的图像模式更强化了图像描述对象的神圣感——是否能够引发敬意成为制像者首先考虑的效果——也成为后世祖宗像的范型宗旨.视觉层位的累进,包含的也许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或者制像模式,尤其对人神秩序、宗族的社会秩序的视觉表达在以后岩画、器物画、墓葬壁画的营构中达到极致,按照一套经过规划的秩序——在社会层次结构中所对应的位置——被加以安排,无关乎某个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对象的瞬间情景或是特指物象的有序演变过程.
利用 2013-2021 年中国 31 个省域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畅通水平、机械装备水平、精准施肥水平,发挥信息效应、装备效应和生态效应,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在不同区域,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有所差异.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在东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不显著.按粮食产销状况划分:在粮食主产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信息畅通水平发挥信息效应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这一路径不明显;在粮食主销区,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三种作用机理全部得到验证;在产销平衡区,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的精准施肥水平发挥生态效应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这一路径不明显.
类书典籍的文遗事解,主要源于学界"四重"证据法与文化研究多重叙事的认识路径展开,目的是通过深度读取隐藏在文献记载中关于"物"的文遗事象.《锦绣万花谷》作为南宋文人私纂的综合性类书文献,其类目事典中隐含着许多文遗事象,物用事典辑录了宋人认识物的鉴赏信息.《锦绣万花谷》与宋人"赏物"相关的趣事逸典研究,是以宋人赏物视角,借助多重文献佐证,查找收录在书中的物用事典,窥探宋人以物"识"情、以情载物的赏物活动,从而揭示出宋人"追奇斗巧""格物致知""以我观物"的赏物观.
聚合与衍生是中国早期神话流传过程中两种重要的文本生成现象,它们曾对神话故事的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囿于图像与文字两种叙事媒介本身具有的异质性,二者承担的文本功能及效用又明显不同.一般而言,文字偏重于神话事象的线性增殖与衍生,在文献生成上有历时性的层累次序;图像倾向于神话元素的平面组合与排列,主要以空间形式呈现.它们共同作用于早期神话文本的形塑与建构过程.
刑法立法中行政前置化的立法趋势是法定犯时代背景下实现行刑共治的应然选择.而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不仅关系到金融犯罪的治理效果,更决定了金融犯罪治理路径的走向.与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应然价值相悖的是,当前理论界对此关注不足,且存在理论前提不清、认识不一的问题.对其适用现状进一步检视后则发现,现有金融犯罪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设置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不仅违背了刑法谦抑性原则,而且司法适用中可操作性不高,甚至有悖离金融犯罪治理目标之风险.对此,有必要立基于匹配性理论的认识论要义,遵循多元协同的方法论要求,构建集价值导向、立法设置、司法适用为一体的适用路径.由此,才能实现金融犯罪治理的现代化与法定犯时代犯罪治理需求的统一.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以及通信和运输成本的下降,通过生产过程分割进行跨境生产已成为可能,贸易便利化作为隐性壁垒则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较大影响.基于 2006-2014 年 42 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在测算出各经济体全球、国内和国际生产阶段数,以及运用熵值法得到各经济体贸易便利化综合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贸易便利化对生产分割长度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各国国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际生产阶段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也促进了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增加,且该结果具有高度的稳健性.从区分国家类型、行业类型以及贸易便利化细分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便利化对国内、国际和全球生产阶段数的影响程度不同,其机制主要是通过降低中间投入品价格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
当代西方消费主义已经发展为强化推广资本主义生活理念方式、思想价值观念、政治经济制度的文化意识形态.在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宰制下,商品客观功能与符号能指二重化、消费者身份跃迁与身份焦虑二重化、消费形式自主与结构匮乏二重化,人迷失于追逐"虚假需要"、陶醉于身份跃迁幻觉、沉迷于社会自由平等假象.形塑观看之道颠倒商品景观中的主客体,制造美感控制下的身心二元论突出身体叙事,借助数据赋能将消费活动抽象为数字化生存,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机理.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突出了文化转向特征,但文化只是表征结构,思想控制转向、实践方式转向及叙事主题转向都离不开资本驱动和政治权力操控,本质仍是服务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深刻认识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本真面目,有利于我们增强应对西方意识形态侵袭的能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于文化建设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人工物是主体意向的凝结物,源于工程主体化理想为现实,在主客体的互构中由非存在走向存在."实在论"意义上的工程人工物不完全是独立存在的原始部件或物质实体,而是多元的间性存在或交互关系.非功能性的"能指"由结构承担,功能意义上的"所指"是"意向"的物化,体现了主体的意向性赋予.从"能指"图式下人工物的结构"多重可实现性",到"多重可利用性"的功能承担复现主体的多重"所指",人工物不仅映射了主体的情感和意志,也体现了其在政治、文化、生态背景等方面的深度实在性.具象"能指"与抽象"所指"从相异到契合,应在物性与意向之间寻求价值关联,实现工程设计的伦理转向,现代工程人工物及其设计的伦理意向性是德性工程的客观存在和必然要求.
道德空间对于个体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价值按照个体由内向外的扩展思路主要表现为:由于道德空间是心灵空间与行为空间的统一,弥漫着道德心理、道德行为、道德品性,代表着道德人格,道德人格又体现着道德境界,因而道德空间具有彰显个体道德境界的价值;由于个体以友善待人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对待他人的行为,也是在建构人际维度的道德空间,因而道德空间具有助益个体人际交往的价值;由于个体和群体以相互顾及、相互服务的道德规范约束各自行为,就是在建构群己维度的道德空间,因而道德空间具有融洽群己关系的价值;由于人以善待自然的道德规则来约束自己对待自然的行为,就是在建构天地人维度的道德空间,因而道德空间具有和谐天地人关系的价值.
构建统一大市场是促进要素流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途径,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目标的实现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从地区间人口数和市场结构差异两个维度入手,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地区间产品市场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对于企业利润、消费者福利以及地区福利水平的影响.当地区间异质性主要为人口数差异时,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可以提高人口数较小地区的福利水平,并在两地人口差异较小时,提高人口数较大地区的福利水平.当地区间异质性主要为市场结构差异时,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可以提高地区福利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提高民生目标在地区福利函数中的权重有助于推进统一大市场的构建.
新发展格局下的环境权实现了对传统环境权概念的继承与超越,其内涵重在强调人民有权享有优美生态环境的生活状态,其功能则增加了营造优美生态环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内容,是一项独立的新一代人权.由于新发展格局下的环境权并非完全可放弃的权利,故立法者应当审慎选择其保障路径.尽管环境权具有充分的道德正当性,但其内涵难以确定、外延过于模糊,致使其难以通过法律权利构成要件的审查,且出于法律体系融贯性和社会成本考量,环境权难以在现实中落地.若环境权保障采用规定国家义务的方式,则可能以更低社会成本实现更好的现实效果.因此,当前我国宜规定国家具有环境权保障的客观义务.相关义务应在防治生态环境问题和营造优美生态环境两个层面上展开.
中国有众多名画在世界艺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时代的变迁,名画几经易手,加上好者喜欢模之,使画作的断代成为难题,《韩熙载夜宴图》便是其中之一.诸史家通过对文献与画作中的人物、服饰、器用、家具等进行研究,建构各自的时代归属之文本.然美术史家依赖图像中的诸多视觉要素,本身具有多源性特点,对《韩》卷鉴别形成的文本亦同样有多样性和争议性.这些文本在流传时,由于是立足于各自鉴别立论背景下,势必反过来对《韩》卷中的陶瓷器物的窑口归属形成相异性,在器物的释读方面亦造成干扰.故而,通过出土器物形制与画作中的器物样式及窑口史料比较分析,可探究《韩》卷中器物的窑口来源.
研究发现,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客观实体性资源和主观符号性资源的反哺机制.其中,客观实体性资源反哺机制中的经济、劳动力支持路径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分别呈现正、负效应.同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口主观福祉的强度呈现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女性、农村户籍和低教育的老年人口的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大于男性、城市户籍与高教育者.研究结论对我国健康老龄化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建立两业协同集聚与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探究两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提升的理论机制,在测度和分析我国主要省份两业协同集聚水平及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分布基础上,以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两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两业协同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在我国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在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FDI专利空间集聚化趋势的形成会影响本土企业创新.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分别采用系统GMM、中介效应检验和面板门槛效应检验等方法,并基于江苏省的经验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FDI专利空间集聚对本土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FDI专利空间集聚推动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扩大了知识获取和传播的途径,加速了隐性知识溢出,促进本土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另外,还验证了FDI专利空间集聚对本土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具有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虽然本土企业较难嵌入FDI专利集聚网络内部,但是可以通过扩大与FDI企业的前后向关联的规模,深度融入FDI产业链供应链,扩大隐性知识的学习,促进本土企业创新发展.
破产法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还与破产制度的运行效果密切相关.破产程序本应将债权人利益作为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然而《企业破产法》所构建的以债权人会议、破产管理人和司法/行政互动为核心的三重权力体系却令债权人的治理权存在落空风险.为了应对债权保护制度失灵的困境,消解路径应从债权人权利保障的目标定位出发,确立破产管理人的履职行为坚持债权主导原则,在股权与债权相互掣肘时奉行债权优规则,同时革新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破产公司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
王阳明不仅把良知视为善恶的准则以及好善恶恶的能力,而且继承和发展周濂溪、程明道、陆象山等宋代以来儒者天人一体的思想,认为良知就是天道、天道就是良知.这意味着良知本来就并非专属于个人而是还可以指天道,人的良知只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发露、展现.良知与天道是一体的关系.良知天道一体论的最终意义在于说明,人不仅可以无事一身轻,而且也可以有事还一身轻.致良知的最大收获就是轻松自在、其乐无穷,像天道一样使万物生生不息,而又自然而然、不感到压力和负担.这就已经是所有人都有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应该用这个最大的幸福来劝人致良知.
与西方学界不同,中国学界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的辨析不仅关乎学术研究,更关乎学科体制建构.作为中国艺术学学科建构的主要创建者与推动者之一,张道一自 1990 年代至今曾反复提出过一种"下来上去说".这一学说不仅推动了学界对艺术学与美学关系问题的探讨,而且其中所蕴含的"重理论化"观念与倾向,对"一般艺术学"等学术型理论学科建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持.对"艺术学"之"学"的强调与探寻,可以不断推动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与艺术教育从传统的"直观—经验型"模式中走出来,步入到以对"经验"进行学术提升的"反思-先验型"现代研究范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