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出版业也经历了重要变革,出现名著扎推出版在西部的新状况.一方面是推向市场化运作和集团运营,出版社摆脱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既有方针,积极参与到全国大市场的竞争中,需要名作提升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薄弱的出版传统和边缘的区位地理使得西部出版社心态更为开放,《顾准文集》《第三只眼睛看中国》都是在这一时代风潮中得以出版,旋即引发全国性的热议,成为重要的文学事件.《丰乳肥臀》与《大家》杂志、文学奖风波,以及多种旁逸的文学形态、学人文丛的密集出版,使得曾在文坛边缘上的西部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绽放光彩,出版诸多兼具思想品质与市场效益的图书,为文学思想界的活跃不断提供新议题.本文尝试梳理20世纪90年代西部出版社扎推出版名著的现象,解读该阶段的文化意识及出版形态,以期打开90年代思想文化的多重棱镜.
考察《香魂女》的生产、传播之路,可以发现1990年代文学的经典化路径中所彰显的时代语境与文化生态.从小说问世之初的被冷落,到电影国际获奖的轰动效应,豫剧改编的多重维度,呈现出1990年代的文学生产与跨界传播现象,新启蒙问题的延续,以及文艺在传统、现代之间的文化张力,在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资源互用和位置找寻.
李准是十七年文学备受争议的作家,有文学史叙述多强调其"跟政策"及"政治宣传品"(1),李准也认可这种批评范式,在晚年自述中就多次提到朋友对自己的批评"从五十年代起,跟着运动走".但据其小说改编并参与编剧的电影《李双双》确是大放异彩,收获了第二届"百花奖"四项奖项,被认为是从小说的应景宣传到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及新中国农村片理想化阶段"最经典性的、具有范式意义的作品"(2).李双双也成为当代文艺的经典形象,直接回应着十七年文艺"谁是时代英雄"的重要问题.本文尝试以电影《李双双》为视点展开考察,借以发现李准创作中政策与艺术的缠绕,以及十七年文艺的生成机制与时代效应.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成绩显著,但也面临着具体研究成果跟进不足的问题.文章结合写作实践,从史料研究的基础和限度出发,讨论史料发掘的可能性与客观性,及通过新材料的发现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提升与深化,形成史料与文学史叙述的有效互动.
籍由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研究具有地域属性的城市书写与历史探寻,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南城市文学的发展风貌,以及不同代际作家所承递的地域文化精神脉络.就河南城市文学的趋向来说,如何从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审视现代化城市的新动向、新思想,在城与人中找寻独特的文化韵味,进而确立具有自身地域属性的美学原则,成为新的阅读期待.
《黄河东流去》是李准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也是其经历新时期初《大河奔流》批评的压抑,重回农民问题的长篇巨制.文章通过考证创作过程,发现李准的写作与家史、地方史、民族史的关系,作为跨界作家和剧作家在不同文体间的吸收与借鉴,从而摆脱既有"跟政策"的批评范式,发现其如何通过不断地纠正写作方式,创作出符合不同时期文学规范的作品.
1990年代史诗性书写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家更多转向历史探寻和家国叙事.周大新的《第二十幕》三卷本通过对20世纪中国百年史的回望,以民族、资本、家族钩沉个体命运与时代动荡,体现出史诗性写作的诸多特质.本文尝试通过作家日记、读书笔记等考察其成书过程,关注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双向互动、民族形式与世界思想的资源借用,以及从寻根、文化热到历史变迁的转向、文学创作多声部的意义,进而探究世纪末文学场的众声喧哗和史诗性作品的接受问题.
《干校六记》是杨绛记述1969年到1972年舂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所写的内容,多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碎之事,也是那段历史的纪实.钱钟书也参与其中,写了一篇小引.书是薄薄的一本,只有三万两千多字,英译本两万多字.在同时书写“十年动乱”个人遭遇的作家作品中,“无论是文笔的含蓄,还是内容的深刻性,以及感人的程度,杨绛的《干校六记》都独占鳌头”.(1)但书在大陆的出版却颇费周折,胡乔木的考语起到了关键作用.考察该书的成书、出版过程,也可发现新时期初“革命”“文艺”“人性”的纠葛,以及文人知识分子经过长久的历史震荡之后的私谊与心路历程.
1979年,高晓声凭借《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重返文坛,自称"出土文物"的他塑造了李顺大、陈奂生等新时期文学的典型形象,被认为是鲁迅"国民性"问题的延续,获得文坛很高的赞誉.梳理高晓声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其新时期写作与1950年代"干预生活""写真实"的接续,农民书写呈现出的农村变革诸多问题,以及作家在批评话语中的不自觉转向,进而寻找当代文学思潮的关联性以及裹挟在批评话语中的创作困境.
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随着中国当代的建设发展,文学作品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具有着独特的时代意义.每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如今,大学生在当代文学史经典的阅读上存在对当代文学陌生以及对当代文学史经典作品较为忽视的情况,这与阅读语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学生们已经很难回到作品所描绘的历史现场.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中,不能忽视文学与作家成长背景、政治、历史的关系,应当结合时代背景,帮助学生了解作家生平与所处环境,尽量客观还原,帮助学生置于时代语境下开展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
编纂年谱,在我国古代就已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因年谱比一般传记搜罗资料丰富,编纂形式也比较灵活,又以年为序便于检用,体裁一直沿用不衰.一些文人学者的年谱,大多是经过撰者研究探讨,钩稽成谱,使人们对谱主的生平和贡献能有所了解,被誉为“最得知人论世之义”“于辨章学术最为有益”.到了现代,新作的年谱十分流行,也被认为是学术基本功,如胡适编写的《章实斋年谱》在当时就颇为轰动.而对于当代作家的研究,年谱还是个较为新鲜的尝试,之前多是以资料汇编中作品年表的方式存在.有限的几篇当代作家年谱“其谱主多为跨代作家,而编撰者多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其他许多当代重要的作家,有的也推出了‘作家小传’‘作品系年’和‘作品目录’,但无论在学术质量还是在学术规范上,都无法和现代作家年谱相比”(1).这也说明当代作家年谱是有待挖掘的学术空间,而《东吴学术》的作家年谱系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先行者的作用.
1959年,《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成为社会主义喜剧园地的新形态,改变了喜剧艺术传统的“讽刺”和“否定”形态,建立了喜剧人物同时也是正面人物的艺术典型,开辟了喜剧电影的新方向.从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新中国初期朝气蓬勃的力量和发自内心的时代笑声,以及如何积极正面地表现新生活,在人情美、人性美、自然美中给人以教育与启示.回顾它们的问世和传播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文艺“十七年”中并不仅仅存在“三红一创”、农村题材和革命历史小说,还有很多新鲜活泼、浪漫自然的艺术形态.而在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新喜剧电影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可以发现“十七年”文艺政策的复杂和多种走向,从而在严肃、一体化的文学史序列中重新理解更多的艺术实践和历史声音.
焦述先生的近作《红旗渠的基石》(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部关于红旗渠的英雄史诗.可以说,作为建国后的宏大题材,红旗渠已然是被反复讲述的中国故事,相关的著作颇多,而且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一幕幕壮举早已经以活化石的方式嵌入历史的纪念碑中,留存的一道道沟渠,也以开天辟地的姿态傲视在山谷间.如何将过去的故事讲出新意颇具难度,而焦述先生通过自己的走访,打捞红旗渠的亲历者,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采摘下来,还原为一幅幅鲜活的文学图景,以真切、动人的方式讲述别样的中国故事.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喧嚣热闹的文坛上, 王朔无疑是一位重要的话题人物.对其人其文的评价也直接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 并成为持续不断的问题.甚至郑万隆指出, "很多人是靠一篇作品走红文坛, 而王朔, 却是以一个人造成轰动效应.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 也就王朔值得研究". (1) 从80年代在文坛异军突起, 成为"中国当代商业写作第一人", 到90年代初以一己之力对抗知识分子群体, 再到时过境迁之后, 他又发现自己和当年批评他的知识分子群体同属一类.重新打开王朔, 也许能够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脉络以及话语转型, 进而发现王朔在文学史夹缝中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中原作家在当代作家群中是显赫的存在,曾产生多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如宗璞、刘震云、李佩甫等等;多人赢得国内外重要奖项,包括阎连科的卡夫卡文学奖,邵丽、乔叶的鲁迅文学奖等等.但是长期以来, 对于中原文学尤其是本土作家的传播声音明显不足. 如在国内声名显赫的作家刘震云、阎连科、李洱更多地借助京城文化平台,而本土作家李佩甫、邵丽、乔叶、张宇等很多作家的创作实绩并没有得到普遍性地接受和推介, 这也使得中原作家长期默默写作, 而研究和推介难以跟进,带来文学传播力度不足的问题.
很荣幸参加这次会议,对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我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对于史料的想法,也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一、我做的基础工作在座的学者都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发起者和践行者,我从各位的著述中受益良多,我简单介绍自
时间:2013年4月3日初谈;2014年8月25日再谈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 受访者:田珍颖,《废都》责任编辑 采访者:魏华莹,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魏华莹:田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废都》是贾平凹的重要作品,也酿成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学事件,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作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标志性作品.作为《废都》的责任编辑,请谈谈您所经历的《废都》前前后后的故事.
通过《废都》的个案分析,可以释放贾平凹作品的更多意义和内部空间,进而发现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接续.这种文体意识的自觉选择,不仅和贾平凹的个人旨趣相关,亦和西安城的文化氛围有关,《废都》也可视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期自觉传承古典文脉的标志性作品.
李陀:今天是第三次讨论,我觉得上两次,尤其是上一次是挺好的,好在哪儿?好在有争论. 讨论一定要有争论,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好的思想,有意思的思想,新的思想,一定是在激烈的争论中更容易产生.我现在看咱们国内学术界的会议,无论文学界还是其他界的会,都没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