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旨在为人们提供关于过去的叙事:通过有序地组织、遴选历史情节(emploting)而赋予时间的流动以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向人们传达必要的训诫.我们可以称之为"逼真"的艺术:一方面,它既叩求历史再现的栩栩如生,另一方面,也尝试抵达认知层面的"真理"(the Real),由表及里,形塑一个形神兼备的语义系统.通常而言,这个系统以时间的运转作为基本的演进逻辑.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史事件总是由远及近(chronological order)地"自然"发生,也是指文学史的本质立意在当下,旨归在未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时间辩证意识.

通过延续《红楼梦》里"僧"和"泪"的扮相,《断鸿零雁记》开辟了一个阴性的文化空间.在此空间中,弱化、感伤的男性表面上对女性充满尊敬和爱意,但这种情感的付出实际要求女性做出"对等"的反应.她们或死节或开明的形象,正是这种反应的表征,投射的是传统的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这种欲望充满自恋色彩,试图在时代的变动中通过对家庭关系的展演,来促发男性知识分子回返传统道德秩序的意愿.破碎的家庭、飘零的个体,以及寻而不得的"幽灵式"的(女性)美德,有助于在公众中引发一种同情感.但是,向大众开放自我,引发同情,绝不仅是个人的展示,而是表演一种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或需要的人格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满布小说的"哭泣"是一种情感劳动.它是组织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手段.

1961 年 3 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以下简称《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 ①,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英语世界开始步入体系化和专业化的道路.该书以一人之力,纵论文学革命以降 40 年内的小说发展状况.体大虑周之余,因其时发谔谔之言,曾引来许多非议.②这些批评,虽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跨文化阅读如何波诡云谲,并厚植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关系之中,不过,跳出是非定论和道德指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弹赞,这种种态度都倾向于将《小说史》视为一个"静态的出版物",而不是"流动的文本".

迟子建的写史冲动未曾或已.从《白雪乌鸦》到《伪满洲国》,再至晚近《喝汤的声音》,她试验中、长、短诸种小说的包容性,发展题材和体裁的对话关系,别有可观.在前辈作家茅盾看来,历史的波澜壮阔唯有借着长篇小说的遂行,方能示现其复杂性之一二.但迟子建正题反作,以《喝汤的声音》试验短篇小说的历史容受力,既叩问虚构的能量和形态,也触及现实的体量与边界.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of Modern China,以下简称《文学史》)自出版以来,已引起学者们广泛的讨论.从史观到体例,由价值而问题,足以帮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本创新之作的方方面面.但鉴于总体的阐释已多,本文尝试转化视角,借由细节入手,就着三则记忆叙事,既探讨文学史写作的可能,也思辨历史与记忆的关系,揭示文学史作为一种特别的文化记忆,其如何复杂化了有关时间的构型,提出记忆伦理的问题.

1939年12月,在经历了漫长的风雪跋涉之后,周立波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此之前,他是上海的一位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作为"左联"的编辑,他曾经介绍过一大批世界文学作家:美国的马克·吐温(Mark Twain),爱尔兰的乔伊斯(James Joyce)和萧伯纳(Bernard Shaw),法国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和亨利·巴比塞(Henry Barbusse),西班牙的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to),古巴的雷吉诺·佩德罗索(Regino Pedroso),以及其他.这当中最耀眼的是俄国和苏联作家,包括高尔基(Maxim Gorky)、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和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周的革命履历充满传奇色彩.他多次参加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街头示威,也因其激进的行为而身陷囹圄.其笔名"立波"源自英文"liberty",昭示了他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解放事业的舍身投入①.

鲁迅在台湾的影响每以实证的、左翼的方式呈现.朱天文和邱妙津却在1990年代以"手记"为载体,写来她们别样的"同志"恋曲,隐秘地回应了鲁迅在《伤逝》中重点探求的忏悔之情.三位作家以"手记"为枢纽,既各自呈现了"自白"作为一种制度,如何在不同的时空境遇里,发展出或启蒙、或抒情、或挥霍的生命情境和感觉结构,也同时辐辏出一种以微弱本体为特征的文学关系,复杂化了大陆与台湾的文学承续关系,引出以流动为特征的"华语语系鲁迅"的可能.

作为教授的王尧的学术成就有目共睹,但作为小说家的王尧却是锋芒初露.王尧早年专治"文革"文学,对政治话语的幽微运作别有所得.只是这样的处理,关心历史起承转合处宏大思想的流向,在意关键时刻、重要事件所能召唤的修辞景观和文化能量,有意无意间搁置了日常生活的血肉面.其实早在深耕"文革"叙事以前,他多年沉潜散文的书写与研究收获颇丰,《乡关何处》《中国当代散文史》《询问美文》诸作,更代表了他对散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的思考与定位,立体而多元.王尧的研究跨度不可谓不大,但在学者黄平看来,表面的"激越"之下,毋宁贯穿他对"知识分子精神"有始有终的寻觅,可为一代学人的表征与典型.

一、"去文字":文学的延异与增值 承袭德里达对"文字"具备"播散性"的理解,本文提出"去文字"的观念,用来描述英语学界有意拓展既有的"文学"范畴,把关注的对象转向文字载体以外的泛文化样式,如电影、电视、音乐、情感,甚至城市与国家的冲动.文学研究中的这种社会化倾向,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勃兴于西方的文化研究有涉.不过,文化研究有意聚焦大众,深挖意识形态的布控和身份归属问题,而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倾向,则更偏好见证知识分子于转型之际,对话历史的能动性.它主张以流动的方式处理"文学",正视人文学科介入社会现实的能效.

"去道德"的解读主张拉开文学与现实的距离,在单一的政治和道德评价之外,叩问更为复杂的解释可能.叶凯蒂的晚清妓女研究和苏文瑜的周作人研究,均属意于此.前者观察近代妓女如何通过娱乐和生活的方式介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为传统的女性发声寻求替代性方案,而后者则发展"中层理念",思辨周作人如何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出有效调试,发展一种回转式的文明抵抗观.

李欧梵出身史学,而转治文学:从写实到浪漫,由革命而摩登,晚近更关心香港文化及当代人文精神,手出多面,大开风气.文学之内,他亦转益多“师”,每要延请音乐、建筑、影像、绘画诸学科对位与谈,以为照应,颇有其自谓的“狐狸风范”.狐狸博学多识、审时度势,当有可观.本文聚焦他新近出版的《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到当下》(季进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尝试梳理内中观点,剖解思路,更希望借此领会其内蕴的人文精神.

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以口述史的形式,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转型做了重要回应和再现.电影通过并置和容纳来自不同地区的口音进行了底层讲述,拆解了大历史叙述的整一性和严正性,同时也发掘了同一音调中荒腔走板的趋向.在三代厂花的重写型叙述中,建立了另一种纵向的多音关系,揭示了历史记忆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影片浓郁的感伤、怀旧气息,既可以看成是导演对20世纪80年代乡土寻根的一个礼敬和传承,也是他试图复杂化先锋反抗的使用语境,探索全球商品化潮流中,地方是如何变身为“球域化”的典型而进行文化上的抵抗与反思的.

吴趼人的写情小说《恨海》,将女性推至历史变动的前台,通过拟代的方式,探究近代性别主体的生成问题.他的书写既回应了维多利亚文学中有关家庭小说写作的传统,也关联着近代以来逐渐兴盛的游记文学,显示了与西方成长小说的对话关系.在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中,故事的女主人公棣华徘徊在“内疚”和“羞耻”的情感之中,做出抉择,并逐渐获致个人的主体认知.同革命化的方式不同,吴趼人的写作显示了通过日常生活来推敲自我的可能路径,揭示了近代主体的建成,乃是在一系列的情感、道德的拉锯中完成的,代表的是一种情境化的认知方案.

一、从"活着"到"受活" 90年代余华写出《活着》,堪为典律. 小说追踪解放战争以降,种种社会的变动,如何给民间世界带来波折. 1994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炉,余华将目光投向经济领域. 如果说《活着》传递革命的维系及其子嗣生产需要付出血泪代价的讯息,那么到了许三观这里,他已反讽地将血泪挪为他用,把它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 政治的语境里,血泪是变革的动力,新的经济场域中,这一认知被继续保有,并被赋予新意. 通过交易,血泪既可以保障出售者的经济利益,也可以确保购买者的身体需求,两厢受益. 与此,余华似对革命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可实际他是用小说捕捉到了一种现实.

在新作《人生海海》里,麦家表面上搁置他对密码长久以来的执念,转而开展“说文解字”的工作,试图拆解由一行文字引发的变故来开展他的故事,但实际上,其人对“文字”的设想,毋宁紧承他对“密码”的界定,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相似性.如果说,密码是隐而不彰的约定,前置的是敌我的分野、残酷的军事对峙,那么,文字就是广而周知的社会约定,代表的是文明和野蛮的区隔,人与鬼、人与兽的不同.从根本上说,两者只有应用范围的差异.密码传递人心的向背、信念的抉择,而与此相应,吾人对文字的应用也必然证实:遣词造句不只是审美的实践,更是权力的运转.

将麦家看成类型作家的操作,其实是简单套用精英与通俗静态分类法的一个后果,它拒绝在两者之间和两者之外,寻求第三种混杂的可能来讨论问题.而以德勒兹的生成论来看,《解密》也好,麦家也罢,均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其透过与各种知识书写,如(新)启蒙叙事、史诗书写,和权力结构(如生命政治)发生交接碰撞,从而模糊了既定的文学准则和疆域,并最终使得一个情景化的多声部麦家浮现出来,成为一个为“少数”代言的“反文典”作家.

作为80年代后半的创作,万夏的《本质》一诗,以生命为主题,呈现了时代变动多音的特质.表面上,诗歌虽极力回避朦胧诗式的大写声调,采用个人化的表述,但其游移不定、自我否定的中年特征,却又恰好暴露了全知的启蒙视角并未退场,且还吊诡地融入了传统文人感伤逸乐的传统.这种背反式的存在,在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中,得到了强化.翟永明对诗歌极度煽情的改写,揭示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不伦不类的赝品处境,点明《本质》的跨界实践具有批评反讽的功能.

麦家的小说有心对话历史,这早已为识者所见. 不过,其流利的文字和特殊的题材,似乎一再妨碍我们对此议题做出深耕. 尤其是放置在80年代以来,苏童、莫言、王安忆诸位在写家史、家事的背景下,麦家介入历史、调停古今的动作,未免失之单薄,甚至过于主流、娱乐. 与前述几位魔幻、缛丽、荡气回肠的民间叙事不同,麦家的小说不单语言清浅,而且故事常常徘徊在正史周围,查漏补缺,难以见出有"发愤著书"的迹象,更遑论嘲弄或者瓦解大写历史的决心. 而且更甚者还在于,他非但不以大写为忤,反而一再暗示稗官野史其实存有自爆的可能. 他苦心孤诣地调用各种技术(如访谈、实录)来铭刻证言、完备讲述,却也无法阻止故事中的叙事者常为各种质询、怀疑所干扰,从而自我折磨、苦不堪言.

《小说林》第9期上的“环球揽胜图说”通过罗列全球“名胜”,设计了一个掷骰爬格的赌博游戏.这样的文明教化,可以说形塑了清末特别的“文学经济学”:借由文字的简洁表述,开启了国人繁复的现代性想象.且更重要的是,透过接引“天下”理念到游戏之中,它又极轻便地化解了现代性迟到的焦虑,帮助平衡了一般认识中总是把“世界”和殖民相挂钩的看法.“图说”实际上有说无图.图像的缺席,与其说暗示了文字中心主义的昌盛,毋宁说其另有一脉“文化的图谱”.从《小说林》的“图画”栏目、《孽海花》的帕米尔地图,再到游记,及《八十日环游记》等翻译小说,其连类所及,形成了一个拓扑空间,示现了一时心灵结构的嬗变和文化观念的杂沓.

一、“去道德化”解读 “去道德”的观念假设了这样一个论述的前提,即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尽管未必跟文学写作和批评中所持的道德立场完全对立,但至少有相互错位的部分.如此一来,我们用来处理现实行为的道德标准,并不一定在学术研讨的范围内奏效,甚至有可能导致某些刻板的、想当然的印象和结论.为此,建立文学写作和批评自身的伦理秩序,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