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分析21世纪"新零售"理论的演变趋势,在论述"新零售"的形成渊源、"新零售"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影响、我国"新零售"的发展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提供足够且全面的信息促进消费者体验,保障顾客信息安全及其他权益,广泛投入科技力量提高服务即时性与便利性,与产品制造商实现无缝连接,从产品质量上求发展,以及通过各种激励手段鼓励消费者分享信息和消费感受等促进"新零售"发展的对策建议.

以4P营销组合策略为基础,结合跨国公司的运营环境,具体分析了苹果、肯德基两大跨国公司的成功经营战略,以期为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提供相关经验和启示.

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学界从新常态、社会矛盾转变、新发展理念及宏观微观等角度对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了界定,同时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评判指标体系亟需确立.基于新常态发展理念从经济结构、经济增长质量及经济增长稳定度三个方面10个指标对全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该评价体系数据易获得、分析方法简便.研究发现我国总体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偏低,且东西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差距大.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从内涵与评判体系两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目前学界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的文献较多,且较完整,基于经济新常态、社会矛盾转变、供求关系、宏中微观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同时,对构建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不管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相对匮乏,学术界可对评判体系的构建进行深层次的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角度总结归纳能够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实证性的研究为指标体系的确立奠定基础,理论性研究为实证研究及标准制定提供理论建议,最终确立完整统一的评判体系,服务于新时代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跨国中等收入陷阱、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从理论释疑和实现路径的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理论释疑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深化分工理论启示从宏中微观层面进行了梳理研究.实现路径方面从宏观制度、中观产业和微观企业层面进行梳理分析,以期有助于相关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技术进步、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OFDI理论综述到OFDI对母国产业技术进步效应的存在性、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OFDI能够通过研发费用分摊、逆向技术溢出、人才流动等途径促进母国产业技术进步.建议增强技术吸收能力和府服务职能,并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袭来,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对一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从理论综述、存在性分析、作用机制、影响因素以及启示和建议五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增强政府服务职能等对策建议.

选取2002-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采用传统的最小二乘法(OLS)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仅存在单向关系,O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技术进步的表征量)增加0.65个百分点.因此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提出相关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间双向直接投资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两方面出发,具体分析和比较了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并且发现了美国对中国的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金融服务业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等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作用,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十分快,中国企业虽逐渐增加了国际投资比重,但对美国的投资所占比重较为低下.通过从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两方面出发,具体分析和比较自中国入世以来中美双向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发现,在投资方式上,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方式主要是以绿地投资为主,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是以并购为主;在投资主体上,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主要是私人企业,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以私营企业为主.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建立健全企业对外投资制度,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与协通.进而进一步为中美双方间的投资创造更良好的双边环境.

德国作为工业4.0时代的主要推动者,利用其在信息物理系统方面的优势,发挥中小企业作用,进行产业链重组,推进思维技术系统模式生产服务一体化创新,迈向智能化时代.作为制造业基础良好的江苏省,其制造业发展存在产业发展形式单一、产业集聚效应不强及自主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需借鉴德国经验,通过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重点培育尖端制造技术、培育制造业品牌、实行“双元制”职业教育等方式推进江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基于2003-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协整关系,O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系数R有单向影响:OFDI每增加1％,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增加0.017％.因此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结论,并为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偏低.江苏省作为经济发展大省,需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争做排头兵,为其它省份提供发展借鉴.当前江苏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实体经济发力不足、开放发展遭遇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利益分歧等问题.江苏应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促进"1+3"功能区战略实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合理分配资源,实现内部地区有侧重地发展;推动政府创新型企业的财政支持、建立企业家的创新压力、动力及引力机制;实施富民政策,保障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随着"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等计划的提出,我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在交易数量和规模大幅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受到阻碍、预期的交易价值不能得到实现等问题.文章结合近年来制造业企业并购失败的案例,着重分析了导致其失利的多重因素,并就促进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的顺利进行提出了一些建议.

目前,我国制造业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国内增长动能更迭的强烈需求,我国需要突破发展瓶颈,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国民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文章分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结构特征,探究了产业发展存在的瓶颈,并在此基础上为产业的提质增效提出几点对策.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依旧大而不强.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同时,面对传统比较优势弱化,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现状,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阐述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概念,分析了产业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海外并购无论是成交宗数还是成交金额都有了极大的提升,海外并购顺应了"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已经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需求,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及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将迎来了海外并购的新阶段.本文着重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海外并购的趋势和原因,在作出展望的同时就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当前,处于复苏中的世界经济充斥着不确定性,困难依然重重.一方面,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尚没有形成新的增长亮点,且有向本土、保守、民粹主义等回归的征象;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资企业海外布局与兼并收购成为近些年全球经济领域中的热点之一.以2013年中国“双汇国际”收购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为例,梳理和挖掘成功收购背后的相关方法与技巧,诸如基本策略、方案设计、当地本土化合作与公共关系等,为当下逆全球化背景下中企海外布局与并购提供一个过往经验或理论层面的参考指导等.

当下中国的“创新升级”不只强调或侧重于市场和企业层面,而是涵括政府治理、社会建设、居民响应和国际互动等多个领域,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整体提升项目.实际上,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都在朝着此方向精进.应急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突发公共事件,而“防控永远比发生重要”;结合十八大以来的治理理念,当前公共治理和应急管理的最新动向,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时代特征等,提出“大应急观”,即“政府、媒体、智库、居民”等多方协作,“线上与线下”并重,借用和整合一切应急资源,促使全社会应急能力和政府应急工作绩效持续优化,实现“有急能应→少急呼应→无急可应”的渐进转换,进而助推与维系社会文明进步、国家兴盛欠安.

20世纪80年代以来,Krugman和Sachs等经济学家研究揭示,地理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以当前较为盛行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例,考察和检验了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发现中国的产品内贸易总额已跃居世界首位,然而分工的层次和质量却有待加快提升;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地理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但市场规模的重要性下降,要素禀赋和地理环境(尤其是后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这或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下中国重视周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建立“亚投行”的科学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