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向为经文解释活动,很少被用于语际翻译.汉字"以义构形",解析其形可达其指.对《中庸》21章汉英译文的分析可见,由字转向词,所形成的概念化倾向,对天道加以抽象并使之与人相疏离,造成增字解经,倾向上即已脱离经文正规;而英译的处理更甚:在以目的语中的给定词语再现经文意义的情况下,已成另一种脉络.回到字本身,以之为本位传译,不仅是语内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意味着语际交流的历史使命.一个应对的办法就是通过形训,拆解关键字进而以相应的英语词语对其重加组合,让文字本身说话,将天道之理凸显于译文之中.

鸠摩罗什之偈关乎翻译和交流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应与"嚼饭与人"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完整把握他的翻译思想,因为二者本就出自同一段文字,但后人的论述却常有断章取义之嫌.本文通过疏解显示,什公对"心"和"明德"的重视,观点与儒家思想相契.

罗新璋所说的"案本"之"本"并非"翻译之本",《礼记》的界定、鸠摩罗什所写的偈以及严复的译论,清楚地揭示,"翻译之本"即"心";"心源"应该取代目前流行的"译意"之说,以为"翻译本体"正名.

儒家"心本论"可为译论置基;以训诂为法,经文可得正解,跨文化传译理应加以运用。但如钱锺书对"雅"之所训,严复儒家思想之渊源未得正视,"译意传译心意"之导向被遮蔽。对《论语》"达"的英译讨论显示,"心"的缺席无以传意。安乐哲"雅"的英译proper,应仿其self-so-ing,改为proper-ing,以显动态过程之"生生"大义,而"信"则应以形训之法移植。以儒家思想为指向的译论,理应警惕概念化背后认识论的收编危险。

因对儒家宇宙论中“天”的忽视,传统《论语》的阐释纠缠于人事或俗务,有违中庸执两用中的要求.对此经和《中庸》此一类似表达的今译和英译的研究显示,这种倾向复因“心源”未能建立、天人无法互动而造成释解难通;相关英译试图直接以目的语现成词语来取代经文关键词,不合夫子之教意旨,更进一步使之沦为庸常之识.依熊十力洞见,“中庸”意为“心常”;参照《道德经》的“常道”,启用莎士比亚的heart,并配以海德格尔的die Anwesung(在场化)的英译,则“中庸”可得新译:the-heart-ever-presencing.若儒学关键词其跨文化翻译已如此不得正解,译界面临的历史任务十分繁重:如何以儒家的方法论,来译介其思想.

孟子首创的“以意逆志”诠释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自提出之后,一直受到历朝历代众多解释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一种诠释理论,“以意逆志”自然包含着独特的翻译思想,理清它与翻译的关系对于我们译解文学典籍有着重要帮助;然而国内诸多关于“以意逆志”的研究却少有论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背景入手,通过梳理有关学者对“以意逆志”与翻译关系的论述,来探讨该诠释原则对文化典籍翻译实践的影响和意义,以期能够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构建带来有益的启示.

“子以四教”一向被释为三教或二教,依文解经,造成此章解释的乱局;英文译文复因不解“文”字而形成语义重复,几不可读.只有遵循中庸之道,回归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才可明白,此章说的是:人依凭先贤之文献,吸纳天道之力,而打造内在之德,进而付诸于行动,一内一外,形成第一个阶段;复又回归内中,尽一己之心,形成更为强大的“忠”,进而走向诚实待人,再依礼义不断对自己加以社会化.此为第二个阶段,亦仍是一内一外.正合中庸的原理.圣人“则天”,对经文的释解即是要走向这样的“超越”:翻译的目的在于,使人向宇宙最为崇高的力量转化.

《简·爱》首三段把常见的“回家”三部曲,改写为“从中走出”“无可回归”及“持守其中”的三步骤,显然是要告诉读者:女主人公身在其中的那个“家”的非人性,只有回归真正的“家”,才可找到自我,实现自身的生存价值.因此,反讽所开启的正反互动也就成为最为重要的手法,造就出相当复杂的艺术世界.语言能力孱弱的译者往往无力深入体会,把握不到主题意蕴,使译文陷入了口语式表达的浅薄:文不及义,丰富和精粹变为粗糙和贫瘠.

朱熹尽管接受了程颐对孔子之“志”体现“圣人气象”的论断,但他提出的两个并不兼容的解释误导了后世12个今译和18种英译:它们或固执于“之”的“人我”所指,或止步于词语的语境化.如此,突出人事纠缠或物质授受,无视儒家“为己之学”的关键:人可“自反”的“心”.实则在儒家看来,“老者”作为传统象征,他们那里才有人的家园.故夫子之志的第一部分意为我们在他们那里才能心安,第二和三部分的“信”和“怀”亦指向“心”才可突出夫子“天下大同”的理想.因而,本文提出,遵循中庸之道,取向“一贯之道”或“心道”,建立“心源”,才有儒家思想的现代译解和跨语意义传输.此例说明,儒家思想的跨文化翻译,就《论语》经义疏解而论,其历史有待重新启动.

《论语》的解释鲜见点明以何种方法论来展开,而对思想的忽视造成的是,今译中儒家宇宙论元素“天”和“心”的缺席,甚至在现代汉语中找不到替换表达方式.英译则因直接以目的语中相应词语取代原词,亦将夫子之教阻挡于外.本文探讨的“仁”的中英译解即是如此.若以中庸为据,参照德里达所论的亚里士多德的“反思”的英文译解,以及海德格尔有关“世界世界化”等表达,则可发现,中外不仅有一致的表达方式,也同样存在近似或相同的思维方式.如此,不仅“仁”可得新的英译,且依“合外内之道、故时措之宜”之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也可在翻译中得到相宜处理.

对孟子的“践形”译文详细分析表明,现代汉语的疏解和译文,一例之外,很少参照传统经文疏解,更不吸收新儒家哲学研究成果,“极高明”之境无可再现,而使译文流于凡俗和平庸.英译选择超验词语来解关键字眼,将天人之间的平等释为创造者与被造者的关系,恶感文化的特征汇入或更易了儒家以德化性的追求;同时又因对内外相合的思想不予认可,而将孟子思想变成可有可无的常识.只有回到中庸之道,才可取向表里如一的人性本善的意向,使这一本性回归自身成为可能,而得印证生生不息的易道精神.因此,“心源”的重建,不论语内还是语际翻译,都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新格律英诗汉译互为阐发,共同构成其新诗格律的探索与实践体系.他的新诗格律探索立足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借镜西方诗歌理论,从比较诗学视角创制了以节奏为中心的新格律诗学体系.闻一多的新格律英诗汉译是其新诗格律探索的自然延伸,其核心就是“音尺”理论在译诗中的运用,他的十四行诗创作与翻译则集中体现了其新诗格律观.在新诗创格时期,闻一多的新诗格律探索与英诗汉译为困境中的中国新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新诗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依儒家“正轨”,《论语》中的“两端”和“异端”,即以中庸说中庸.但历来释义不遵此道,而跨文化英译亦将之排除在外,故致满纸荒唐.本文对《论语》二章的译文进行例举分析,认为“端”本指存在本身“有无”之两端:有即世界在这里此一端之所有,而无则为世界之非存在彼一端之所无.故而,后者被视为“异端”.攻治异端,有如打造美玉.有无两端相合,天人合一构造世界,本可为西方人专注“超感性”的倾向纠偏,但却被解经者拉向“感性”的路径.如此,将作为基础哲学的夫子之教引入翻译研究,不仅对二章的重新译解产生作用,也有益于普遍性的理论思考.

依安乐哲,以Heaven来翻译“天”遮蔽这个观念的诸多意涵.进一步研究发现,不仅道家哲学之中的宇宙论被转换成基督教的创世说,而且,孔夫子视为可以效仿的“天”也成为要向之呼吁的“上帝”.本文认为,可以“恕道”的推己及人、近可取譬的原则,仿造康德的“头上的星空”的表达,将“天”直接转换为the being overhead,以期直接表现许慎所解释的“颠”的意义,突出其“至高无上”的形而上意味.

翻译研究的理论化目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导致了翻译理论建构乃至学科建设的空前危机.其表现为,身在“后现代”,而无可成说;坚持“前现代”,但散漫不堪;更严重的是,夹缝之间却无所意识？本文以Bassnett、Hermans及Long等为例说明前者的问题;以Anthony Pym、“目的论”及钱歌川为例显示后者的危害.“现代”的缺席或正说明,那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程,需要我们回返现场,寻找翻译的理论建构新的线索.讨论尽管限于上述理论的有关论断和论述方式的批判,但或已见出翻译研究举步维艰:需另寻他途,才可超克“现代”？

本文认为夫子之“归”有归入自我、弟子自我回归以及周文的复原三种意义,是阴阳之道的体现;而以阴阳之道作为解经大法,可自内在切入《论语》和《孟子》的经文,进而将内在与外在结合起来,形成特定的动态过程,如此,不仅可以纠正儒家经典解释中物质化的倾向,同时也可为英译确定一个方向.

《论语》译解目前国内的研究很少见到方法论的运用,本文即以“文过”和“文之以礼乐”的中英文译解为例,加以说明和分析.研究认为,理性地知识求索或是其原因,儒家的思想可加以对治:研究过程即为修德过程,亦即为“成人”的必要步骤.而由这种内在化切入,所必然含有的阴阳之道,应视为解经大法:它能将解经者引入生命的自然进程之中.

《论语》之中的“文章”,先儒从外在入手将其解释为物质的东西,但只有自内在性切入,把握内外合一,才可打破现成,使之形成动态过程.这种阴阳之道的追求虽然长期被遗忘,但在海德格尔和德星达那里产生了回响,因而将其作为解经法,则可发扬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精神力量.

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的Irony引入《论语》“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的释义空间,不仅发现,以往的解释以及依之而成的英译倾向上是错误的,而且,还可揭示,非此即彼的取舍,因背离儒家精神而达不到阐释的目的而显得悖谬.依儒家,解释和翻译二者都应坚守一加一等于三的公式,将正的和负的包揽其中,因而,Irony还可译为“我若你”;而这一发现可将德里达的翻译理想、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汉字造字的基本指向联系起来,展现出阴阳之道的普遍性,也可依之为指导来揭示翻译的本质.

“夫子之文章”长期以来被片面地解释为物质层面上的成就.本文认为,“文”首先应解为“德”,进而从其对人的内在化入手,内外兼顾、表里如一,才可把握其实质;而既然“文章”已是“人性”之内外在的结合和体现,因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实际上已经蕴含于“夫子文章”之中,因而,自可“得而闻也”.如此,阴阳之道作为解经大法,可将《论语》的译解拉回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