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积累增速过快,引发产能利用率低下、产业整体产出低效,造成了工业化效率的衰减.探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效率下降与技术进步偏向性之间的联系,运用贸易竞争指数、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和人均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和国际份额等指标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十四五"及此后一段时期,我国需要面向工业质量提升推动高质量工业化,资本积累方向应根据高质量产业发展要求进行结构性调整:向具有规模报酬特征、高市场进入壁垒和技术创新窗口大的产业和产品积累.在继续深化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抑制因为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而造成的边际成本上升,必须利用"资本—技能互补"机制,在要素比价关系的处理上,适当提高技能溢价,以放大技能劳动具有的更高生产率以及对新技术适应性更强的性质,补偿因为深度工业化而产生的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构建深化工业化的内生动力机制.
汇率波动是影响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重要因素.探究不同区制状态下汇率波动对人民币双向FDI和贸易结算影响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平稳波动、低波动和高波动三种区制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过高波动对人民币双向FDI和贸易结算均会产生抑制作用,且过多的汇率干预也会抑制双向FDI结算中人民币的使用;此外,还发现人民币双向FDI结算将促进人民币贸易的结算,但人民币贸易结算将抑制人民币双向FDI的结算.因此,我国应该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区间平稳波动,同时还应处理好人民币在双向FDI和贸易结算中的关系,使人民币跨境结算能够在双向FDI和贸易中实现并驾齐驱.
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背景下,平台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平台经济较传统经济在组织分工模式、资本积累模式、全球化扩张模式三个方面发生深刻变革,并蕴含走向金融化的内在趋势.在此金融化过程中,平台经济表现出的金融过度创新、混业经营、监管脱敏、数字技术创新等特征导致局部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使金融风险更趋复杂化和隐蔽化,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难度.针对平台经济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建议从明晰"科技"与"金融"业务边界,结合"主动"与"被动"监管举措,坚持"规范"与"发展"监管理念三个方面着手,引导平台经济真正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中国经济健康规范可持续发展.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和任务之一(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构建"三大体系"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体现.
国内国际双循环顺畅进行要求开放经济下的社会再生产平衡公式成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必然引起普遍生产过剩,这不能通过分裂经济全球化来解决.美国的经验数据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没有解决美国的生产过剩,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受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经济全球化分裂的影响,中美贸易关系陷入低谷,为化解生产过剩、促进经济复苏,美国应摒弃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旧思维,借鉴中国方案,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高劳动者收入.
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建立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直接目的是解决当时我国基础设施、外贸进出口、农业生产等领域存在的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并非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从国外政策性金融的实践和演进来看,其作用发挥在新古典主义"市场失灵"论的影响下受到过度限制,但总体上作用领域是在逐步扩大的,实践与理论明显发生背离.相比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政策性金融得以不断发展完善,作用领域逐步延展,弥补"市场失灵"只是其重要职能之一.特别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政策性金融"政策性"属性更为突出,并重点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解决其"卡脖子"问题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由此,我国政策性金融的存在既有经济发展客观需要的现实依据,又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总结的理论依据.
将非生产活动纳入基于马克思再生产图示的增长模型的分析表明,劳动力榨取和技术变革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有关,因此是内生的.非生产性劳动被证明具有潜在的矛盾效应:非生产劳动的增加可以挤压利润,减少增长或提高工作强度、提高生产力、促进技术变革,从而提高盈利能力和增长.经验证据表明,这两种效应在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均有所体现.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也显示出依赖于经典的增长动态,在这一动态中,利润率和储蓄率决定了增长率.
从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日本经济"失去的30年"的原因分析及相关研究仍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通过梳理21世纪以来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成果,可以发现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日本学者从外部因素、内在实质、跨越路径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注重对美日贸易摩擦的进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演进主线、雇佣关系、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剖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倡通过繁荣制造业领域的合作经济、发展循环型区域经济、实施投资社会化的改良策略等谋求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方案.当然,这些替代方案也暴露出"批判有余、见识不足"等理论缺陷.
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从公共养老金制度视角探寻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和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动能具有重要现实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养老金待遇提高、城乡工资差异扩大可引致城乡人口流动,使城市化水平上升;城市住宅价格则具有抑制作用,城市房价上升进而生活成本提高会阻碍城乡人口流动,影响城市化进程.为对冲城市化进程放缓态势,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在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刚性约束下,除应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外,还应在持续健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在城市公共养老金制度均衡条件允许下,适度提高城市养老金待遇水平,增强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引力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1]因此,必须厘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理论关系,厘清金融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因之一是为了摆脱中国企业长期处于价值链供给的低端地位.新时代开放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价值链升级面临内外双重压力.通过阐释西方价值链理论演化脉络,刻画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轨迹,进一步对比发现,西方价值链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当前经济环境大相径庭,且中国价值链升级与西方本位主义存在短期利益冲突,导致西方价值链理论对于解释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现实情境存在逻辑偏差.中国价值链升级的瓶颈在于,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贸体系约束,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所引发的竞争遏制,以及内部基础研究薄弱所导致的创新驱动不足.由此,中国价值链升级不应遵循西方理论,而要通过自主创新跨越价值链更替的惯性陷阱,争夺价值链的终端主导控制权,打破价值链权益分配的隐性极差规律,以内外双循环驱动价值链竞争迭代,从而推动形成多边共赢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其地租理论时,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不合理的农业"生产过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逐利驱动下造成的农业凋敝、生态退化、地力枯竭与浪费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在对"不合理的农业"批判中,马克思建构了关于"合理的农业"的系统性、原则性构想,特别是他关于合理利用地力、农业扩大再生产、发挥科技中介作用、农业生态安全等思想具有深刻批判性、强大的系统性和全面的超越性等理论特质.党的十九大为乡村振兴擘画了美好蓝图,脱贫攻坚的胜利将乡村振兴推向了全面实施,"十四五"时期是乡村振兴展新卷、结硕果的关键期,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论及的"合理的农业"思想,对于我国目前在实践层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现实而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中国劳动者既是生产社会财富的主体,又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主体.正确理解劳动在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中的重要性,既要承认一切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及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共同劳动的必要性,又要彰显劳动对新时代共同富裕的重要贡献.但是,我们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防止异化劳动的危害.异化劳动的危害主要有:劳动者生产的物质财富被私人占有;劳动自我异化的工人丧失更多取得收入的机会;劳动异化的工人会与美好生活疏离;劳动的异化将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本文在揭示异化劳动对推进新时代共同富裕会产生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规避异化劳动的路径安排:一是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在初次分配中;二是构建劳动贡献导向的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机制;三是切实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侵犯劳动者自由劳动的权益;四是始终坚持劳动贡献为主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共同富裕.
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是需求拉动型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以自主性需求和资本存量灵活加速调整为基本特征,较好地解决了哈罗德不稳定性问题.在模型拓展过程中,随着就业率、技术进步、自主性需求结构、货币和通货膨胀等议题的引入,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对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给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解释和政策主张.然而,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也存在偏离斯拉法经济学、缺少价值理论的支撑、无法刻画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经济发展规划等局限性.应在马克思经济学的框架内对斯拉法超级乘数增长模型进行合理借鉴,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既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定量测度粤港澳大湾区内11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并分析协调发展水平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在研究期内,香港、澳门的协调发展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珠三角9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融入大湾区建设将促进两地协调水平提升和大湾区整体协调发展.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来看,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不利于湾区的经济增长;物质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湾区经济发展,表明湾区发展已进入到了以资本为动力的新阶段.总体来说区域协调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因素.
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基点.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探析了新发展格局下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机制与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金融素养水平普遍较低且呈现典型结构性异质性特征;金融素养主要通过消费借贷、风险规避和资产配置机制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在较低消费水平上金融素养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呈现增加趋势,而在中高水平上表现出逐步衰减态势;进一步地,低收入群体金融素养提升有助于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且金融素养对消费结构中通讯与医疗保健支出呈现出更强效应.因此,应通过有效拓展普惠金融服务边界和构筑金融知识常态化普及机制等措施,切实 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和优化结构,以期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益启示.
脱钩原本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霸权钳制的自主性去依附战略,但"逆全球化"思潮为应对资本主义困局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也提出了同具有战略竞争关系的特定国家在某些领域断然脱离密切联系的排斥性脱钩主张.这颠倒了去依附脱钩理论在主体、目的、手段和影响上的整体逻辑.去依附脱钩的本意是主动抗争、自力更生、创新创造和建设未来,而不是去全球化.今日大国竞争中"逆全球化"的排斥性脱钩主张不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去依附脱钩也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当前实际相符的合理选择.应结合历史条件,对去依附脱钩战略灵活地加以辩证考量.
我国货币政策正处于数量型调控方式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的时期,传统的泰勒规则未能成功捕捉中国利率的波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十分必要.因此,在传统泰勒规则基础上,引入区制转换机制,提出货币供给和信贷需求双因素框架来解释中国三大基准性市场利率的波动.具体来说,扩展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服从一个基于区制转换模型的时变参数规则,其中区制按照货币供应和信贷需求的变化划分,并充分利用货币供给和信贷需求信息.研究结果发现,加入区制转换模型后,该框架可以解释短期利率75％、中期利率91％和长期利率89％的相关波动.
分析资本增殖的空间矛盾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同时有助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方法论指导.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作了深入挖掘,但是其阶级立场和理论适用性都存在一定局限,亟需探索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中国视角、社会主义视角和东方视角.概括来说,空间矛盾表现为单个资本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生产要素使用的空间分离与空间集中,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存在对内空间集聚和对外空间扩张之间的矛盾,建立在一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矛盾的空间表征为空间异化、权力空间、阶级分化和空间拜物教.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且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代化的研究,对发达国家来说,指的是其所走过的由传统到现代的历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指的是其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发展进程.对中国人来说,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反映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