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mainly focuses on system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other aspects, and mainly consists of normative research, with relatively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uses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examines the driv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insurance in gree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governanc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list of enterprises purchas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iability insurance (EPLI) a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PLI on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purchasing EPLI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effect path test shows that EPLI can promote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y relax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reducing agency costs. The heterogeneity scenario tes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n-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a lower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PLI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in regions with a higher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PLI on green innova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high-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green patent output. This paper affirms the positive role of EPLI on the green operations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green insurance 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黏性对研发操纵的治理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高管薪酬黏性能够显著抑制研发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代理成本的降低是高管薪酬黏性影响研发操纵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奖优-罚劣"型薪酬契约,具有黏性特征的"奖优-奖劣"型薪酬契约对研发操纵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略微增加的"奖优-低奖劣"型薪酬契约的治理作用更明显.此外,高管薪酬黏性还有助于缓解研发操纵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的负面影响,提高公司未来创新产出.因此,企业应加强对研发费用异常情形的关注和监督,并构建"重赏轻罚"的高管薪酬黏性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创新投资决策中的激励和约束效用;政府相关部门应营造"重赏轻罚"的营商环境,缓解创新决策者和参与者的后顾之忧.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数字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目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较低,而数字化转型是CEO的工程,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CEO对其发挥的作用值得探究.基于此,文章以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CEO任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任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渠道机制表明,CEO任期越长,越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的样本中,CEO任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无形资产作为技术创新的载体,体现了知识从量到质的升级,是经济发展和战略转型重要的隐性资源.通过构建无形资产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综合实力进行评价有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实现并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上市公司、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质量.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指数研发、形成、转化及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发展提出新展望.研究成果对助力企业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优化企业战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以 2010-2020 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上述关系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机制检验结果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规模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在实现价值过程中构建新发展理念,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ESG(环境、社会、治理)作为评估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与治理能力的综合评价体系,是识别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 2018-2021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企业ESG表现的价值效应,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并且通过获得政府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水平、提高媒体关注度三条路径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E、S、G三个维度均对企业价值有促进作用,产权异质性研究表明ESG表现对非国有企业更能发挥价值提升效应.最后结合我国实际,分别从企业、政府、投资者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新时代社会建设发展的热点,能够对微观企业产生全方位影响.文章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借助文本分析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上述关系在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从渠道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提高股权融资、商业信用以及政府补助来达到显著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异质性分析发现,就东部地区以及行业竞争程度低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更为显著.该研究不仅为上市公司有效利用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微观证据,而且为政府出台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据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价值，企业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挖掘方法构建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指标，并利用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披露的数据资产信息越多，企业价值越大。从机制路径来看，数据资产信息披露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吸引技术型人力资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此外，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发挥着正向的调节效应，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数据资产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行业内竞争程度高的企业、高科技属性的企业以及研发强度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因此，相关部门需完善数据资产信息披露制度准则，以增强企业数据资产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实现企业价值提升。

风景名胜区是推动生态旅游市场发展的重要载体,评估其游憩价值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风景区的开发管理具有均衡作用.本文基于消费者理论和随机效用理论,以重庆市四面山风景区为研究对象,分别运用旅行费用区间法(TCIA)和选择实验法(CEM)评估其游憩价值中的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研究发现:从使用价值看,游客旅行费用与意愿需求率呈负相关关系.从非使用价值看,在影响游憩价值的自然资源属性(森林覆盖率、水质清澈度)和管理属性(垃圾数量、拥挤程度、交通便利程度)中,游客对水质清澈度的支付意愿最强,其次为垃圾数量和拥挤程度;此外,除森林覆盖率和交通便利程度外,其余属性的平均边际支付意愿目前均处于最优状态.因此,满足游客的多重需求、调整门票价格以及改善交通状况可以促进风景区非使用价值的提高.

无形资产评估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文章通过分析40家混改企业的评估报告发现,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无形资产评估存在诸多问题:无形资产评估不充分;被评估无形资产的权属不清晰;无形资产评估方法较为单一;无形资产评估报告不规范.针对以上问题,文章认为可以从扩大无形资产的评估范围、完善无形资产的登记与审核工作、丰富评估方法的使用以及规范无形资产评估报告的信息披露等方面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资产评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体,针对"一带一路"相关企业无形资产综合能力进行评价能够充分体现"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创新水平,为我国下一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指明目标.基于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指数评价结果,对2016～2019年"一带一路"概念股上市公司无形资产进行科学评价,从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加以深入分析,探讨其无形资产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未来的发展对策,以期为"一带一路"上市公司创新水平的提升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将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着眼于慈善捐赠的战略性作用,实证检验了行业内上市公司受负面事件波及对其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受负面事件波及的上市公司会显著提高自身捐赠水平.进一步地,本文从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以及投资者四个维度对其捐赠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发现受波及企业的慈善捐赠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与企业价值.最后,基于企业产权属性、行业特征属性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本文发现受波及企业捐赠策略的有效性存在差异,在非国有企业、非社会责任敏感型行业以及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捐赠策略会更加有效.本文丰富了传染效应的应对策略以及慈善捐赠战略性动机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市场中各利益相关者如何审慎甄别上市公司的策略性捐赠行为提供了一定指导意义.

数据资产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力,它的发展不仅影响企业自身决策战略的制定,而且影响数据资产市场机制的建设.当下,数据资产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如何对数据资产估值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对数据资产的界定和归属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超额收益法为基础,应用AHP测算企业数据资产过去创造的收益额,并利用GM(1,1)模型预测企业数据资产未来的收益额,以此对超额收益法进行改进,最后通过实例对改进后的方法进行说明.

资产评估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通过对40家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的评估报告分析发现,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资产评估存在以下问题:价值类型的选择缺乏针对性;评估方法单一且选取依据不充分;评估结论选择模式存在局限性;无形资产的披露与评估不充分;存在虚假评估问题.对此,提出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资产评估工作的建议:规范评估过程以提高评估质量;重视无形资产与表外资产的评估与披露;完善国有企业评估监督管理体系等.

本文从企业投资的角度考察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抑制重污染企业过度投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环境规制地区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低环境规制地区企业更为显著.作用机理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缓解代理问题影响企业过度投资.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呈递增的时间趋势.

利用2009～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促进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但抑制了创新效率;市场竞争环境对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和创新效率具有调节作用,在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地区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并且处于高市场竞争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对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不因行业、企业规模及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而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将芯片产业作为科技强国的重点发展领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成为芯片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无形资产是创新水平的重要表征,通过对芯片相关企业无形资产综合实力进行评价能够充分体现其创新水平,从而为我国芯片产业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无形资产指数,以芯片概念板块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科学评价其无形资产综合发展水平,并从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芯片概念板块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芯片产业创新水平的提升贡献对策参考,为"中国芯"的"换道超车"提供新思路.

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利用"大气污染防治考核"这一外生政策,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结果发现,大气污染防治考核有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其作用机制是,大气污染防治考核通过缓解代理冲突这条路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对于考核PM 10地区、环境法治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考核PM2.5地区、环境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评价官员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实施效果的研究视角,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政府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推动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