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瑗为唐代洛阳丘氏家族成员之一,其墓志现藏日本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据志文记载可知,其高祖系唐初名臣谭国公丘和,曾祖为左监门将军丘师利,祖父为秦王府左库真丘英起,父亲为晋州霍邑县令丘义赡.丘瑗应制举武科入仕,历任左屯卫执戟、同州济北府左果毅兼知右厢队仗、游击将军、左卫率府郎将、左羽林中郎、右内率府副率、右武卫将军等职.开元十九年三月,卒于长安崇贤里,年五十九岁.丘瑗墓志可校补史籍记载之讹阙,不仅是隋唐时期洛阳丘氏家族研究的重要史料,同时对于唐代官制的研究也有着极大学术价值.
《中国历史文选》课程是高校历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培养学生的断句与翻译能力是该课程的任务之一.要正确断句,应反复阅读,正确理解词句的含义,内容符合情理,标点符合古汉语语法和音韵.翻译主要有直译和意译两种方法,应坚持"信""达""雅"原则.
在近四十年的赵翼史学研究中,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对此进行整理和述评有助于了解研究进展和不足,从文献整理、文献研究、治史方法三个方面出发较符合赵翼史学研究的现状.而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展望有三,一为对赵翼的其他史学著作加大关注力度,二为探讨赵翼史学与乾嘉学术的互动关系,三为对赵翼史学的海外研究成果进行推介.
《李延齡墓誌》鐫刻於北魏孝昌元年(525),現存日本束京都臺束區書道博物館第三展示室.2017年9月,筆者趁訪學之機親赴書道博物館考察,獲得該墓誌的相關资料信息.墓誌青石質,保存較爲完好,長54釐米,寬35釐米,厚9釐米,正書,22行,满行22字,共449字,字迹清晰可辨.墓誌出土于河南洛陽,出土時間不祥,後爲中村不折獲得而流於日本.墓誌主人李延齡,無論《魏書》還是《北史》,均未記載,亦未見他書記載,正可補史志之闕.而李延齡的父親李彪,作爲北魏名臣,《魏書》舆《北史》均有傳記,可舆墓誌記載相互參照,以究清史事真相.
金石类目作为方志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单设《金石》《碑碣》,或附记于《艺文》《古迹》《舆地》《方舆》《疆域》等目中.方志金石类目或金石合编,或仅录石刻,并按时代先后及地域进行编排,有着与专门金石志不同的编纂特点.方志金石类目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很大的现实价值.
谥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礼法制度,至春秋时期逐渐制度化.周天子及诸侯国君所上谥号有美谥、恶谥与平谥等三种类型,且以一字为常.尽管谥号“累生时之行而谥之”,但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的谥法行用仍大量名不符实,所上谥号美化色彩浓厚,且符合程度诸侯国间并不均等,鲁、晋较高,而楚、齐、郑较低.究其原因,既有规定不严格、各国标准不同等因素,又有着个人感情偏向,后继者有意地隐恶溢美,或人为抹黑而故意给予恶谥.
《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所修.《山左金石志》资料丰富,阮元及其幕友的搜访、毕沅的收藏、金石同好间的交流、山东地方官民的提供以及对已有文献的援引等,都是其重要来源.《山左金石志》始纂于乾隆五十九年,次年初成,嘉庆二年刊刻.
西安碑林是我国集中收藏古代石刻数量最大，历史最久的博物馆。其中所藏关于宗教的金石文物．为探讨中国古代佛教、道教、基督宗教的传播、发展及金石铸刻艺术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依据。
本文依据祠庙碑刻,对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进行考察,发现其最显著的特点有三:第一,祠庙林立,神祗繁多,民间信仰兴盛；第二,职掌雨旸的神祗在张掖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具有消除寇盗、保边安民功能神祗的信仰极其繁盛.这些特点的形成,既与当时政治背景有关,又与张掖的地理交通、自然气候和社会历史密切相连.
《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和赵魏所修,毕沅仅参与了《山左金石志》编纂条例的商订以及提供自己所藏彝器、钱币、印章、拓片等金石资料而已,纂修工作由阮元组织完成。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很多诗篇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所发生的自然灾害,如旱灾、虫灾、地震、疫灾等,生动地描绘了灾害状况及受灾民众的苦难生活.为了祛除灾害,虔诚地祭祀天地神灵就成为时人经常性的一种活动.此外,政府对灾民施以救济也是一种祛灾救荒的重要手段.
孔融在东汉末年的文坛与政坛上颇具影响,一直受到文学界与史学界的关注,了解其家世背景,考证其父兄史事,是孔融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主要依据现存于曲阜的数通碑刻,对孔融父兄(孔宙、孔彪、孔褒与孔谦)进行考证;同时,对史志中相关记载的讹误予以订正。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Western Han Dynasty was that counties and kingdoms coexisted.The counties were directly subordinate to the central,while the kingdoms were controlled by the kings.Almost each kingdom had an independent official system,in which the secretary of kingdo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rs.In this article,the research object is the secretary of kingdom and many problems are studied,such as the secretary of kingdom's setting,status changes,powers,appointments and the relations with kings.
中国古代的法律教育是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的封建社会,它塑造了传统法律的精神,支持着中华法系的延续。中国古代法律教育体制无论在教育途径、方式,还是在教育内容、目的方面,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由于其重要的军事地位而成为明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同时,张掖又作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所的所在地,故明廷十分重视对张掖的经略,并在机构建制、军事防御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极大地巩固了明王朝的西北边防。本文利用张掖丰富的碑刻资料,对于张掖明代的军事防务予以考察,以期对张掖社会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Confucianism had been respected as the orthodox thought of feudal society since Emperor Wu of Western Han Dynasty.The thought of Confucian school had a great impact on two thousand history of China.Therefore,rulers of each dynasty respected Confucious very much and the worshiping activities became stronger and stronger.As we can see this from Qufu's inscriptions.
明末清初,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甘肃地广旷人稀,满目疮痍,农业经济极度萧条。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以及镇压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叛乱分裂活动,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社会出现了安定的统一局面。在此基础上,统治者劝农桑、修水利、兴屯田、薄赋税,使甘肃的农业经济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巨大开发。文章拟对这一开发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对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启迪进行初步探讨。
学校教育作为为政之本,对于任何王朝来说,都不可或缺。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张掖的学校教育逐渐地发展繁盛起来。现主要依据碑刻资料,对张掖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学教育、书院教育、社学和庙学教育等形式予以探讨,但愿能对张掖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有所裨益。
寺庙碑刻是张掖碑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关佛教的碑刻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为我们研究张掖明清时期的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依据这些碑刻资料,对张掖明清时期佛教的兴盛原因、寺院状况以及藏传佛教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