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的广泛应用使互联网金融在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增大的隐患.以2016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我国互联网金融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运用TVP-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区块链对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动态影响和时点冲击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总体呈持续上升态势,区块链会通过冲击企业资本结构和运营状况对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且在不同时段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和结构性突变特征;从长远来看,区块链能有效抑制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冲击效应在不同时点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存在明显差异,并有一定滞后性和期限结构效应.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区块链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以及有效防控互联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启示.
刘大任是台湾当代著名作家,其长篇小说《浮游群落》是观照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症候与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重要文本.丰富多元的音乐元素有效介入了作品的思想构成和氛围营造.小说中台北特定时空的音乐景观折射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中的音乐造境艺术实践开辟了饶有意味的想象空间.作品还透过音乐元素进行或隐或显的社会批判,呈现了威权体制下6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抵抗的暗流.
我国数字平台蓬勃发展,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社会总福利的同时,也对垄断行为监管提出了新要求.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锁定效应等特征是形成垄断的成因,倘若平台又借机采取制定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行为,就会造成损害竞争的后果.大数据时代,平台的垄断行为具有隐蔽性,难以被精准识别,结合源头判定和结果评断两种方法,能够提高识别的准确性.为应对垄断行为监管在依据、架构、方式等方面受到的挑战,完善监管框架,实现依据充分、专门高效、全程跟踪、多维协同、激励约束的有效监管,是助力平台创新与健康发展的良道.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正推动着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促使经济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促进了新兴就业岗位、新职业的不断涌现,因此,岗位结构深刻变化所带来的部分劳动者失业的问题也将难以避免.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对就业同样具有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因此,要坚持趋利避害,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中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通过强化人工智能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保障体系等路径大力培养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提高其适应新技术变革的劳动技能,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结构性影响,从而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客户是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的财务战略对企业投资决策至关重要.利用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名上市客户的金融资产投资数据,分析了客户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金融化水平越高,企业出于"逐利避险"的投资替代动机和预防性储蓄动机持有的金融资产越多.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替代动机是促进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较高的客户金融化水平通过挤出企业实体投资,推动了企业金融化行为.另外,企业金融化供应链传染效应主要由长期金融资产驱动,实体投资回报率低的企业、民营企业对客户金融化水平变动更敏感.从客户驱动视角为企业金融化提供了新的解释,对金融风险防控和引导企业资金"脱虚向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不同利益主体利益需求的差异决定了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行动积极性.生态保护红线外部企业低参与度和高经济利益性的冲突,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对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强烈追求与其承担补偿责任较小的冲突,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经济行为的求稳性与积极采取有限人为活动风险性的矛盾等,对生态补偿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都具有深刻影响.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的有机整体,其有效运行依靠不同利益主体在补偿额度分摊、补偿方式选择和补偿监管执行等环节中的分工与协作,从而实现价值、战略、组织和信息等多维度协同.
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历史机遇.以研发人员、研发经费等核心生产要素在价值链不同环节的配置效率为逻辑原点,构建基于价值链循环视角的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运用DEA模型对其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水平低、波动小、上升缓慢等发展特征,综合效率低于0.35;价值链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品牌建设等环节核心竞争力低于0.4,并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东部强、中西部弱"等结构特征;区域间、产业间、环节间核心竞争力差异显著;"市场换技术"的逆向发展方式阻碍高技术产业在价值链上合作或独立构建内循环体系.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数字经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两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与清洁电力占比的机制效应显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电力占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电力消耗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电力消耗对绿色低碳产生影响,但电力消耗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要注意减缓电力需求压力,鼓励数字企业使用绿电;二是放松行业管制,为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
应用2011-2019年中国126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市级层面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能够提升所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质,但降低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经过共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分析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成长型、成熟型资源型城市,和东部、东北、中部地区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效应更大,衰退型、再生型资源型城市和西部地区城市相对较小.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创新支持和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但产业融合集聚的助推能力尚未形成.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充分完善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目标相一致的作用机制才会使政策更加有效.
沈从文在湘西叙事中着意构建"动-静"关系,尤以1937-1947年期间的创作为最突出.这促发于他独特的战争体验、观念,承载着其美学理想,体现在"自然-人事"、人事活动内部两个层面.自然之静境与人事之变动既有耦合的地方,也有离间之处.人事活动内部,叙事中融汇了主体性建立的执着与艰难、传统习俗与现代价值的龃龉、故乡记忆与现实真相之间的多种错位与多重冲突,"静"难抵"动".究其深意,该关系涵容了战争要求与文学本质、现实变革与历史记忆、文运趋势与自我坚持等多重交集的时代命题.沈从文的湘西叙事由此超越了地方性意义,此外,也为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致力于文物整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且最终以另类方式介入当代文学发展.
辛亥鼎革之际,川鄂地方的政治形势复杂多变,黔江士子面临人生与政治上的双重困局.科举停废、学堂新兴改变了黔江士子的仕进之路,同时,会党活动和革命风潮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当地两位普通生员温朝钟、彭阜成在辛亥前后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可谓典型个案.无论是人生的"逆取"还是"顺取",温、彭二人的政治认同最终合流.以二者为代表的黔江"士变",从侧面揭示了清廷统治之社会基础在边缘山区的崩解,以及传统知识精英在民初地方社会秩序重建中的重要作用.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易学家.司马光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是以其易学思想为哲理基础的.他从"变而通之"的易学变通思想出发,肯定只有变通才能促成事物的发展,变通需俟机而变,变通的原则是"守道不守法";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重视"通古今之变",肯定历史变易是"自然之理",历史变易是盛衰之变,历史变易旨在革除弊法,而礼义纪纲之"至极之道"则亘古不变.他从易学天人整体思维出发,肯定易道"始于天地,终于人事",认为"吉凶有命",而"命"乃"遇时",提出"修己以俟命"的主张;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强调"僭失"天人之分必遭"天灾""人殃",积极宣扬重人事思想,以不书怪诞迷信作为历史撰述的重要原则,肯定仁、明、武"人君三德"是决定历史"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他的易学"中正"观赋予"中正"以"化之本原"的本体论、"德之嘉"的道德论与不偏不倚的方法论意义;以此关照社会历史,则肯定人君以秉持"中正"之德而受尊位,"中正"是实现君臣和睦、君民同心、"上下交相爱"的根本方法,"中和"之德是人君修身、治国的"大本"和"达道".
当前,我国部分林业生产要素出现错配与效率损失的现象.在社会分工深化背景下,要想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果,不断增强集体林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必须促进林业要素市场发育,激发农村生产活力.研究发现,劳动力、资本、土地等林业要素市场发育,能不同程度地激励农户家庭提高经营林业的要素投入水平,有助于提升农户家庭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对购买生产外包服务、部分成员外出务工以及户主从事林业相关行业农户家庭的影响更为明显.为促进林业要素市场发育,必须加强人力资源培育、构建"数字林业"体系、增加财政支持力度、完善林业要素市场监督与管理制度.
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以个体自律为前提的完善论,它以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为基础,并构成了其总体性思想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维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异化条件下,在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者的实践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直接性的主张,而这种主张必然会在其自我教养中上升为总体性的伦理主张,后者包含了关于个体自身、个体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三个方面的关系.非道德论者和道德论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因而一方面陷入了非道德论和道德论的对立,另一方面仅仅将讨论限定在其所谓的"正义"和"道德"的问题域之中.要想进一步增进对马克思伦理学思想的理解,就要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
婴幼儿照护活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托育服务在当下社会供需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国家在婴幼儿照护领域的责任由补缺性福利供给向社会投资转化,逐步形成国家、家庭、市场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婴幼儿照护供给体系.在家庭照护之外,国家应做好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体系的统筹布局,适度参与服务供给、监管各环节,使之有效运转.在成本分担、公私协作、监督管理等方面明确国家职责与定位.建立"普惠为主,高端为辅"的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引导社会承担婴幼儿照护职能,共同实现"幼有所育"战略目标.
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6-2019年数据,基于社会互动理论,以"行业-区域"联合影响为研究框架,探讨行业同伴扶贫行为对目标企业扶贫意愿、扶贫投入以及不同扶贫方式的影响,并考虑地区社会信任和扶贫需求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扶贫意愿和决策存在基于行业层面的同群行为,在扶贫投入总体水平以及资金、物资和产业等多种扶贫方式中均存在模仿趋同性;区域社会信任和扶贫需求对企业扶贫参与意愿和投入水平的行业同群效应起到调节作用,社会信任度越高、扶贫需求越小,行业同群效应越强;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工作中,社会信任对企业扶贫模仿性动机起到强化作用,而地区需求优先于行业同伴的扶贫引导.此外,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和扶贫需求的调节效应只存在于资金扶贫和产业扶贫中.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已逐渐成为学术界、实务界高度重视的议题.在剖析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风险溢出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溢出效应和机制.研究表明: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且不同结构的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均显著提高了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机制中具有中介作用,"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 →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银行跨境借贷风险敞口 →同业资产规模/同业负债规模→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传导渠道也有效.其他投资资本流动风险敞口、货币和存款资本流动风险敞口以及贷款风险敞口则通过显著增加银行同业资产规模和同业负债规模来提高银行间风险溢出效应.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SFA测算出各省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我们使用我国30个省份(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非线性影响;从动态角度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地区间趋同化明显;绿色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促进作用显著并呈现"U型"影响,对东部和中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中央政府需要加强绿色技术创新保护,同时抑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东部和中部地区积极发展创新中心城市,强化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西部地区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调查研究"作为中共治国理政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述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调查研究"从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一般词汇和术语演变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成为一个关乎革命道路、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和工具方法的总体性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构成了理解"调查研究"概念的核心.调查研究概念的历史就是中共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的意义浓缩,反映的是中共在革命复杂性中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政党自身成长的过程.
在科幻电影中,充斥着对科学所造成的身体的异化恐慌,以身体工具属性转化为主题的电影,探索被身体所规范的权力范式的转化,强化相关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断裂、冲突与和解.神经与认知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了身体是制造意义与幻觉的机器,表明了身体与工具、后代与造物在多重意识形态意象上达成统一.自动化生产迫使人类的身体观在知觉空间、身份空间以及生命空间这三个层面发生转向,由此宣布了后现代语境的终结与新生命形式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