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慈善事业和慈善捐赠发展呈现出新态势、新特点,这给税收优惠政策提出了新要求.本文在梳理当前政策基础上,针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与慈善捐赠发展不相适应之处,提出了思路性政策建议,一是将服务捐赠纳入优惠政策体系;二是针对主要接受非货币性慈善捐赠的慈善组织,完善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格条件;三是前瞻性地研究新型非货币财产捐赠相关的优惠政策和配套管理措施;四是推进慈善信托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和出台.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最重要、最有力、使用最广泛的税种.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需在税制设计和征管中满足以下条件:征税范围广泛,综合课税程度高,扣除项目充分、标准合理、方式科学,征管有力,税率结构合理、科学.从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制度、财产性收入税制安排以及征管制度等方面仍存在较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扣除制度不尽科学合理,未能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财产性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征管不完善,弱化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力;核定征收被滥用,高收入群体征管不力,个人所得税"限高"作用受限.鉴于目前我国税制体系的现状以及个人所得税在其中的主要功能定位,提出如下优化建议:优化扣除制度体系,建立科学的扣除标准调整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征税范围,研究开征资本利得税;完善代扣代缴制度,构建双向申报制度,加强财产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建设.

有效税率是衡量税负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基于资金流量表重新测算了2000-2018年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观察税负变化趋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基本测算结果显示:我国资本有效税率最高,劳动有效税率次之(2015年之后),消费有效税率最低,但在2015年之前,消费有效税率高于劳动有效税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的劳动有效税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资本有效税率高于欧盟27国、美国和日本,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消费有效税率整体低于欧盟27国,高于美国和日本.

加拿大的慈善部门被视作是与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并立的社会三大部门之一,其有效弥补了市场和政府之不足,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加拿大发达的慈善事业,一方面得益于完备的监管制度,加拿大形成了以《所得税法》为牵引,国税局承担主要责任的监管体系;另一方面也受其税收激励政策之影响,加拿大的税收激励政策多元且完备,享受条件严苛,支持力度大,仅2020年慈善捐赠的所得税减免额占所得税收入的比重就在1.5％～2％之间.加拿大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监管制度和税收激励政策于我国而言,有诸多可借鉴之处.

减税降费是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2012-2020年我国23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减税降费对创业的影响效应,重点研究市场主体预期、财政压力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时将营商环境这一调节因素引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确实可以提升各地区创业水平,具体表现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的增加;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并对创业活力产生积极影响,但是政策频繁调整会削弱预期进而影响创业活力,而且减税降费举措加大本地的财政 压力,也会削弱其对创业活动产生的积极影响;引入营商环境之后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可调节减税降费对创业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2020年财科院连续第五年开展"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活动(1),在线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带动下,企业大部分成本保持下降态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较大冲击,部分企业部分类型成本有上升态势;未来随着经济秩序恢复,对冲疫情政策将有所调整,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会持续推进,全...>>详细2020年财科院连续第五年开展"企业成本"大型调研活动(1),在线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在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带动下,企业大部分成本保持下降态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较大冲击,部分企业部分类型成本有上升态势;未来随着经济秩序恢复,对冲疫情政策将有所调整,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会持续推进,全社会应形成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以改革创新而非降成本政策支持来对冲成本上涨压力,这就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形成降低企业无效成本的合力,筑牢经济复苏的基础.

虽然近年来企业兼并重组发展迅猛,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助推效果显著,但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我国企业兼并重组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上的障碍.具体来看,一是利益分配机制尚未理顺,带来跨地区企业兼并困难重重.在税收利益、GDP考核以及环保指标调整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喜欢本地企业兼并重组其他地方企业,而不喜欢"被兼并",地方政府对于跨地区的兼并重组可能会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从中干预.二是兼并重组所需资金量大,资金成为企业兼并重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融资难和融资贵现象并存,限制了企业兼并重组的宽度和广度.三是兼并重组税收政策不尽完善,影响兼并重组成功率.本文拟重点分析企业兼并重组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税收参与了三次分配全过程,分别以生产税净额、转移税及税式支出等形式参与分配,是影响三次分配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在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激励引导公益事业发展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随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并已基本实现主要税种的全覆盖.当前为进一步提升税收政策成效,应积极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扎实推进慈善税收政策体系的优化与落实.

经济数字化和经济金融化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使经济运行从实体状态逐步转向虚拟状态,风险与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进而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税制理论提出了挑战.税制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纳税主体模糊化、计税依据不确定、纳税时点和环节难以确认及税收征管难度加大等问题.在经济数字化和经济金融化时代,需要以降低不确定性和增强金融税制的弹性为着眼点,对金融税制要素进行再设计,包括:构建以自然人为纳税人主体的税制体系,征税环节逐步转向价值实现环节,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明确计税依据,结合交易发生与收入实现、区别确认纳税义务时间以及利用大数据提升税收征管的确定性.

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困难更多、挑战更大,加快形成和畅通双循环则更加迫切和必要.这就需要稳定预期和形成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减少对初次分配的影响,对市场配置资源保持“中性”,改善和优化宏观、微观收入分配格局,更稳妥处理减税降费与财政风险的关系.实施稳定宏观税负、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以制度改革推进结构性减税(费),积极调整减税降费的思路和重点,助力双循环的形成和畅通.

一个国家市场主体的数量和结构决定了本国经济活力、创新能力以及就业能力,而该国所得税制安排又对市场主体的组织形式选择有重要影响.本文试图对中美市场主体的数量、结构、组织类型及其适用的所得税制进行比较和分析,并基于此提出激发我国市场主体活力、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相关税收思考.

经过近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我国税收发展趋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口径和小口径宏观税负持续下降,财政可持续受到较大挑战.同时,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加大了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同时全面深化改革、建立现代经济市场体系也给我国税收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欧盟地区是世界主要经济发达体的“聚集区”,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发源地,其税收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左右全球税收发展动向.本文基于我国税收运行实践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并结合欧盟地区税收发展的趋势,分析了我国税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未来税收改革的相关思考和主要思路.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创,导致我国税收收入大幅减收.基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旅游业就造成我国税收减少1 800亿元以上.在当前我国经济尚未完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影"的情况下,仍需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继续完善支持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做大做强税基;建立"应急类"减税政策的动态优化、适时退出机制,并继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确保税制在制度和执行两个层面的公平、统一.

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政府财政收入筹集能力的重要指标,它不仅反映了一国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同时也反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财权(税权)的对比关系.本文对比了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和我国宏观税负的走势,发现我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税负呈反向走势,也就是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税负总体呈上升态势的情况下,我国持续走低,相应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因此应“开源节流”,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增值税的地位非其他任何一个税种可以比拟,因此其政策调整也备受关注.在我国增值税实践中出现两个"特有"现象,即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宏观层面大规模减税与微观企业获得感不一致.本文深入分析了两个"不一致"的原因,并对本次增值税税率调整的微观减负效应做了定量分析.分析发现,纳税人以"含税"价签订合同是产生两个"不一致"的重要原因,微观企业在本轮增值税税率下调中能否受益取决于多个因素,最终取决于市场竞争的结果.竞争机制复杂,也使得企业能否受益变得不确定.

个人所得税是重要的直接税,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低,制度尚不完善.中国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迈出重要一步,自2019年1月1日起对工资薪金所得等4项所得实施综合纳税,但这仅是第一步,未来改革任务仍然艰巨,诸多相关议题亟待深入研究.美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历史长,制度完善,有诸多可借鉴之处.研究发现,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地位重要,实现了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双目标;个税"起征点"低,与美国贫困线相当;美国个税覆盖面广,涵盖工资薪金等各类所得,且2/3的国民参与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纳税.这为中国个税未来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一)我国构建地方税收入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发挥地方政府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需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职责,相应给予其一定财权和充裕的可支配财力,符合市场经济下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中国30多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既离不开中央政府的顶层规划,也离不开地方政府自下而上的自发式创新改革.建立地方政府税体系,而非过多地依赖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预期(收入规模、收入结构),便于其主动、提前安排当地经济社会事务,保证决策更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提高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此外,带有激励性质的地方税体系,也可以激发地方政府创新、改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提高全社会的活力和福利.

地方税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是未来税制改革的重点,构建适应我国的地方税理论体系重要而迫切.本文首先对西方地方税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然后基于对我国适用性的视角对西方的地方税理论进行了评价,分析其指导我国地方税体系改革的局限性,最后对我国完善地方税体系必要性,应考虑的因素、应遵循的原则以及税基配置和选择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国关于开征房地产税的讨论由来已久,有关房地产税与住房市场关系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开征房地产税会抬高房价或打压房价;开征房地产税会加重住宅产业税费负担;政府借开征房地产税是为了多收税;等等.从静态、局部视角来看,这些观点也不无道理,但开征房地产税对住宅市场影响的关键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建设住房市场的长效机制,促进住房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国内实施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并相应提出了消费税收入分享改革的需要.实施消费税收入分享改革,有利于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缺失问题,实现消费地受益等需要,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本地居民消费与投资环境的改善,从而有利于扩大消费和转变产业结构.国外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国家的消费税制度也表明,在主要税目烟、酒、成品油和机动车上都存在消费税收入分享情况,且消费税征收环节的设置考虑了征管和收入分享的需要.基于消费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消费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可能方案,划分消费税品目实现收入分享的方案更为符合国内实际,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消费税品目主要是小汽车、烟、酒,成品油更适合作为共享税.消费税收入分享改革会对消费税制度改革和征管、地方间财政利益和地方政府投资等行为带来影响,尤其是一些资源地的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最为突出,应有效解决改革带来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