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问题是近现代政治哲学分歧的焦点,自由主义赋予其天然合法性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点,建构起以"保护财产权"为总体特征的理论体系;与此相反,卢梭、黑格尔、蒲鲁东等人开辟了"批判财产权"的现代性反叛路线.马克思继承了这一反叛传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开了隐藏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背后的私有财产的秘密,指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并初步规划出以共产主义为旨归的政治哲学路径.其实践策略在于将劳动从异化关系中解放出来,复归其在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主体地位.劳动主体地位的彰显,不仅终结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抽象观念论的政治哲学传统,而且开启了"改变世界"的现实主义实践路向.

面对复杂形势,现代化建设应当走向多元化.现代化强国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与当前流行的具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特征的现代化强国有着根本区别,为现代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面对生态危机、新一轮工业革命以及逆全球化等对现代化发展的挑战,我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以共同责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全方位评估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化发展方向、以积极作为直面全球互动与博弈.

科技的发展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由经济理性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发展与失业状况存在直接关联,处在"双面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着社会分化、双重不公以及虚无的空闲时间,而资本主义制度对此拒绝承认和承担.作为超越资本主义而存在的社会主义,要对经济理性进行限制,以解除"技术法西斯主义"遮蔽下对"时间释放"的无所适从,采取前瞻性管理,实施工时缩减的灵活就业,以工资的多重构成保障人们的收入,以生态理性替代经济理性,实现时间解放、工作自由与生态良好.如此,"少而好"的生活才可以成为可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滚滚而来,关于科技发展与劳动时间的资本主义批判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生命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的继承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生不息”之生存智慧的创造转化、对西方生态思想有益成果的借鉴吸收,代表了当前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新水平.生命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遵循着以扬弃资本逻辑为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生产力为核心、以保障生态民生为归宿的发展逻辑.在实践中,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国家公园建设、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探索,推进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发展.

生态中心主义将生态共同体的利益奉为最高价值,把自然归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虽然对人与自然的共生作出了生动诠释,却脱离了人类实践,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诉求,将希望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以期到达荒野的乌托邦.与此不同,“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将马克思实践自然观运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生产实践为基础,揭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确认人的主体责任,明晰“美的规律”.“生命共同体”理念从实践的向度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坚持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生态方法论;是以德法共治落实主体责任的生态治理论;是从美丽中国到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论.

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所阐释的“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作为一名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坚定信仰的西方学者,他的反共立场是一贯鲜明的,因此对社会主义制度做出误判性的言论也就不难理解.然而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与此相反,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继续稳健发展,在此背景下,他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赞赏和肯定,并部分“修正”了自己曾经的误判,但福山对“中国模式”能否持续表示怀疑,并始终坚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终点的观念,所以,即使他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但对其理论仍需批判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