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快速增长,打砸医疗机构、伤害医务工作者的暴力维权事引发社会关注.但是医疗纠纷的暴力维权并不是主流,大量的医患纠纷可以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是医患双方权力和利益博弈的过程.患者与所借助的民间维权精英通过合法博弈的方式,采取协商谈判的手段最终获得经济赔偿和医院的道歉认错.民间维权精英的介入,暂时扭转了患者在医疗纠纷协商解决中的不利处境,提高了患者的博弈筹码和医疗维权成功的可能性,也促成了医疗纠纷的非暴力解决,但是却暴露出患者医疗维权时所面临的知识、信息、组织资源等群体性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医疗纠纷数量开始逐渐增长.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医疗纠纷,我国开启了一系列的治理实践.总体而言,我国医疗纠纷的法制化治理体系经历了法制建设的准备、局部专项的探索和全面治理的实践三个主要阶段,进而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向"有法可依"的转变.四十年来,我国的医疗纠纷治理从局部探索到走向了全面铺开,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从行政治理转向法制治理的治理体系、从事后处理走向事前预防的治理理念、从单一治理走向综合治理的治理路径、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协同的治理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有的医疗纠纷治理体系仍面临不少的挑战,而持续推进法治化的纠纷治理实践、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则是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治理机制的重要方向.

现有研究对我国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的基本水平、表现形式、影响因素、主要根源、解决对策等方面作了较多的探索,达成了某些共识.但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影响因素总结过于宽泛,主要根源和解决对策往往一般化;对基层倦怠与基层治理情境之间关系的挖掘力度不够,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归因分析,缺少制度与群体互动、群体与群体互动等动态的分析.未来的基层干部职业倦怠研究需要参照职业倦怠理论和基层治理理论,在基层治理的具体情境中考察职业倦怠的塑造机制及其后果,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和现实基础的应对之策.

针对日前SPSS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学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本文结合课堂调查数据,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多元主体视角下SPSS教学改革的思考,包括学生视角下重视学生需求的收集与评估、教师视角下原理与操作并重的教学过程和专业视角下夯实专业教学的综合资源.

关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维稳困境的解释主有目标-路径、政府-社会、制度-行动三类分析框架.维稳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环境是基层治理困境生成的结构性因素;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是基层治理困境生成的主观因素;基层干部的行动策略的选择决定了治理实践的直接效果.结构性约束会影响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治理策略,基层干部的群体心态会影响治理策略的选择,基层干部的治理实践具有能动性."结构、心态、行动"三个因素的耦合,使得基层治理困境不断被再生产出来.

分析全国9市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居民的社会矛盾解决方式总体上呈现“倒蘑菇形”的分布特点.行动方向层面,居民对矛盾的解决方式呈现出化解矛盾方式多元化、调解为主、不同类型矛盾解决方式各有侧重等特点;行动逻辑层面,居民对于调解、“闹大”、借助法律力量等三类解决方式的态度各有不同,而做出具体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功能性计算.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反思法律解决与多元化解、非制度化手段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依法处理群体事件等问题,倡导“大事法解决,小事人民调解”的治理思路.

国内外的医疗暴力研究文献从现状描述、原因分析、对策提出等方面基本呈现了医疗暴力的学术图景.国外研究较多地关注医疗暴力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宗教等原因,有一定的跨文化研究的特点;国内研究较多地关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博弈策略与行动逻辑以及医疗暴力的治理策略和治理路径.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地从医疗暴力与地方治理秩序的关系、医疗暴力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和医务社会工作参与医患矛盾化解等方面入手,关注医疗暴力的本土情境.

基于青年民营企业家的经济心态调查发现,在现状认知上,其宏观经济和行业经济评价乐观,财税制度和政务处理评价较低,资税和人地成本问题是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因素,政商关系认知处于总体正面、轻度不平衡不对等的状态.在情感体验上,经济自豪感和经营自立感强,竞争与合作中情感倾向由“控制式”迈向“共享式”,也存在不公平、不安全和懈怠感等情感体验.在行为意向上,其公司发展规划趋于乐观且谨慎;在价值取向上,其个人角色与经营理念定位呈现传统与现代的分化.基于此,应从体制政策、市场环境、文化价值和政商边界等四方面优化青年民营企业家经济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