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江苏省1830份制造业企业问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与相关关联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数字化融合开展领域较为广泛,提升生产服务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人才与成本是数字化转型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区域层面看,不同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差异较大,徐州和苏南地区发展较快,南通和镇江相对落后;从企业内部看,企业的规模成长与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双向耦合互动的过程;从企业研发与合作方面来看,企业的研发支出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动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对于推进数字经济融合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对称的两国贸易模型,基于供求机理研究了当一国发起贸易保护措施后对于两国经济及创新能力等的影响.根据本文的模型:贸易保护在满足国家生产规模报酬递减和可贸易商品同质性较高等条件下更有可能成为限制对手的有效武器.并通过数值模拟分别对贸易壁垒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境加以验证.本文还对多国且非对称的情况加以模拟,认为由于贸易摩擦的发起国和被制裁国的经济实力、贸易结构、生产结构等各不相同,在不同的贸易类型下,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另外,本文在推导贸易模型时,根据进出口结构的特点、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成本最小化的假设,提出了求解贸易均衡的Sylvester方程.

本文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总产出生产函数的行业效率测算方法,运用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了2007—2018年全国和2007—2017年31个省份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支撑行业的行业效率,并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运用中国2012—2019年29个省份数据,探讨数字经济核心行业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其他行业效率下滑明显的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效率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中国数字经济支撑行业效率在全行业中排名较为靠前,数字经济核心行业效率排名明显偏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核心行业效率的地区及省份差距逐渐缩小,数字经济支撑行业也出现地区分化和省份差异.(2)机制分析表明,人均GDP等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提升数字经济核心行业效率的关键,工业增加值占比对数字经济核心行业效率有促进作用,信息发展变量的影响重点在于技术手段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本文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会直接增加企业的整体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企业销售利润的降低.而"波特假说"则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整体效益的影响并不是单一负面的,环境技术创新提高的生产效益可能弥补治理污染所投入的成本,进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并可能获得高于预期的收益.本文构建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利用2008～2019年我国30个主要省市的面板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间的门槛效应,并检验了"波特假说".主要研究结论为:(1)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环境规制与地区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地区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才能促进技术创新.

全国和分省收入法GDP核算显示2004年和2009年前后我国劳动与资本收入的配比存在显著的间断点,并能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本文尝试采用要素错配来解释这一现象.研究发现:一方面,在要素错配程度方面,我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错配程度在2004年发生了大幅下降,而在2009年以后又有较大回升;另一方面,在要素错配的贡献方面,同样是在2004年劳动要素的扭曲贡献大幅上升,在2009年后发生下降.我国要素错配大幅变化年份刚好与要素分配间断点年份吻合.由此推测,一方面,要素错配程度与要素分配关系存在关联,通过复杂的生产函数及实际和潜在TFP所测算得到的要素错配情况与简单通过收入法GDP核算的要素分配关系之间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在倾向于资本要素分配能带来更小的要素错配,GDP增速也同样佐证这一推论.

本文以2016年去杠杆政策的正式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A股上市公司2000-2019年的经营数据,基于多维固定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去杠杆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从资本结构、偿债能力、财务风险三个视角,分别研究去杠杆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渠道.研究发现,第一,去杠杆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且不存在区域和上市地点异质性;第二,去杠杆政策通过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影响企业绩效,但去杠杆政策并未达到优化企业资本结构的目标;第三,去杠杆政策并未得到充分落实,具体表现为持续时间较短、下降幅度较小、个别行业并未去杠杆.基于此,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对于原本就过度负债的企业,总体上仍需强调结构性去杠杆;第二,去杠杆政策要以提高偿债能力、降低财务风险为目标,最终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目标;第三,要真正落实结构性去杠杆,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在不同阶段提出差异化要求,分行业、分类型设置企业杠杆率红线.

文章基于58个国家2000～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金融杠杆规模、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率之间的分别对应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杠杆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的"倒U型"关系只在低杠杆规模的情况下较为显著,金融杠杆规模对经济增长率存在短期微小的正向冲击,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脱实向虚"有可能是其他情况下二者存在"U型"关系的主要原因;(2)金融杠杆增速与经济增长率呈"U型"关系,尤其是数量型政策的时滞是根源之一;(3)金融杠杆规模和增速与经济波动率都存在较为显著的"U型"关系,说明存在一个适度的金融杠杆规模或增速,使得经济波动率达到最小.在目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应采取总体上去杠杆、结构上调增速的思路.

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占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左右的基建投资,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更为明显.本文从“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内涵、外延和统计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投资乘数和基建投资在中国的重要性.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投资乘数在理论上与人均资本存量、资本产出弹性以及实际利率水平相关.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总体投资乘数明显低于OECD大部分国家,资本产出弹性较高和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对较低,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第三,包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新基建”投资乘子与OECD等发达国家相当,且中国“新基建”部门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低,显示出当前适度推出“新基建”政策非常必要.为贯彻落实“新基建”政策,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改革创新,扩大“新基建”投资占比;二是因城施策,调整“新基建”投资区域;三是合理布局,优化“新基建”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