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政府正式签署投资总额约2 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叠加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持续巩固半导体产业领先优势、组建排他性的"芯片四方联盟"、禁用EDA软件、扩大半导体人才限制措施等,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外部环境愈加严峻复杂.对此,我国应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提升半导体产业战略自主性和国产替代水平,有效应对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联合冲击.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以企业为主体的全球产业链创新链整体呈现系统性、耦合性、全面性的融合趋势,多元化、本土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以及重投入与高产出的同步增强趋势.面对原始创新不足、技术"卡脖子"突出、长效机制亟待完善等现实问题,我国应以促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以推动迈向价值链高端为目标选择,以重塑国际竞争优势为重点方向,以积蓄长远发展动力为核心关键.应改革体制机制,构筑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生态;完善基础条件,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跨越发展;坚持以企业为核心,深化产业链创新链融通效果;聚焦固链强链,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韧性.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攻关解决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我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战略判断."三重压力"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市场主体供需行为及其未来预期的现实写照.结构性经济增长演化效应、地方政府债务累积效应、资源要素错配效应、通货膨胀组合效应、国内外资本流动效应分别构成"三重压力"的机理性、体制性、制度性、价值性和资本性基础.破解"三重压力"的路径包括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协同、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坚持"双碳"目标约束、加快共建"一带一路"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增强金融服务先进制造业能力将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笔者通过对比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分析了目前我国先进制造业融资亟须解决的三大体制性障碍,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科学技术创新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支撑地位愈发凸显.我国依托政策支持、资源倾斜、要素保障,推动高端人才集聚攻关核心技术,实现科技创新的传统举国体制,暴露出主体缺位、管理粗放、效率低下、制度混乱等问题.为此,应借鉴发达国家举国工程成功经验,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政治体制优势,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加大科技对外开放,突破发展目标、创新主体、权责边界、政策资源、人才团队和生态体系等体制机制制约,围绕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构建新型举国体制,助力实现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近年来,受生产要素成本与资源要素成本同步上涨"双制约"、中美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双交织"、全球产业链区域化与东盟产业链扁平化"双加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与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双叠加"等因素影响,我国产业链发展出现一定问题,国内一些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等东盟国家.特别是2022年以来,由于国内供应链受局部新冠肺炎疫情干扰,叠加东盟国家复工复产加快推进,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服装、家具等行业对我国出口形成明显替代.对此,我国应高度警惕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对外转移引发的安全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不仅重创了世界经济,还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升级,促使美国积极推动经济"脱钩".后疫情时期,各国会更多地将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考虑,在维护经济安全方面投入更多资源,将从战略高度更加关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安全问题.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将有可能更加高涨,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将不可避免,进而加剧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的对立冲突.

20世纪50-70年代中期,日本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战后经济快速崛起.但70-8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叠加日美经贸摩擦,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开始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1981年日本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后,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热点由60年代的物质型消费转向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消费革命"推动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主导型转变.这期间,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也带来了一定的教训,值得我国借鉴与警惕.

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进一步升级打压华为等公司,意图阻碍我国以半导体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时,我国半导体产业资金投入也面临高资金门槛、核心领域投入不足、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应发挥资本相对优势,明确政府管理主体,重点引导产业核心细分领域发展;提升大基金等政府资金规模效应,构筑产业相对优势;优化产业体制机制和投融资环境,培育多元化市场投资主体;以新基建为契机,抢占新一轮全球产业制高点.

半导体产业作为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与核心之一,已成为全球主要国家的竞争焦点,以及衡量一国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急需提升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解决产业资金投入问题.同时,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面临较大的资金需求.借鉴半导体产业优势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应逐步完善产业投资基金的体制机制,围绕核心产业集群培育做好重点支持,聚焦技术研发并实现体制创新,引导风险投资机构加大半导体产业支持,出台相关半导体领域减税政策,创新企业融资支持模式.

2019年,受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2.2％,二季度为1.3％,三季度为1.8％.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缺乏稳固基础,主要经济指标出现萎缩.从经济增长看,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居民消费增加支撑内需增长;从主要经济指标看,进出口额呈现双降、制造业活动持续低迷,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不足、消费者心理连续恶化、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表现疲弱等;从外部环境看,贸易摩擦造成了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恶化、投资增速下降.预计2020年日本经济在东京奥运会的拉动下,有望延续2019年温和的复苏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贸易政策升级和日韩贸易摩擦等风险将继续阻碍经济复苏.

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占固定资产投资四分之一左右的基建投资,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贡献更为明显.本文从“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内涵、外延和统计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投资乘数和基建投资在中国的重要性.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投资乘数在理论上与人均资本存量、资本产出弹性以及实际利率水平相关.第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总体投资乘数明显低于OECD大部分国家,资本产出弹性较高和人均资本存量水平相对较低,说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第三,包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和“卫生和社会工作”的“新基建”投资乘子与OECD等发达国家相当,且中国“新基建”部门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较低,显示出当前适度推出“新基建”政策非常必要.为贯彻落实“新基建”政策,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改革创新,扩大“新基建”投资占比;二是因城施策,调整“新基建”投资区域;三是合理布局,优化“新基建”投资结构.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脆弱性凸显,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安全焦虑不断增强.在后疫情时期,各国将从战略高度更加关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安全,叠加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增强等因素,将进一步加大我国外部发展环境风险.我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密切跟踪分析外部形势变化,有效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努力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中育新机、开新局.

随着我国汽车市场不断发展,其在世界取得了连续十年产销第一的稳定地位.然而,自2018年开始,我国汽车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显示出国内市场已趋于饱和,我国汽车产业亟待"走出去".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环境趋紧的背景下,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已不能囿于出口贸易和海外设厂组装等初级形式,其应聚焦于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对此要实现原有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加速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布局,从而抢占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在金融危机外部冲击与传统要素贡献率下降的影响下,我国原有的贸易方式受到制约,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加快探索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模式.目前,国内虽然已出现三种较为成熟的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这三种模式在实践中仍面临着对融合发展认识不到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程度不深、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以及服务业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布局能力不足等问题.对此,我国政府应借鉴日、韩等国的经验,坚定不移、大力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企业全球配置资源与产业全球布局,进而提高外贸发展质量.

2019年,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通过梳理总结世行、OECD、IMF和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和高盛、瑞银、德银、摩根士丹利、花旗、施罗德等投行最新推出的关于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展望的观点,试图得到国际组织及投行对世界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其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高点回落,但不会出现显著衰退,而贸易摩擦和货币政策收紧是全球经济下行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与此同时,美国、欧元区和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出现放缓趋势,但在适度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定的消费支出等支撑下,中国经济增长仍将在可控范围内.

在国内外集成电路产业加速扩张背景下,我国应紧跟时代趋势、主动作为,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经验,从规划产业布局、鼓励技术研发、拓宽融资渠道和重视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加快破解产业创新能力薄弱、资金投入不足、人才严重短缺和外部压力加大等难题,逐步提高产业的规模化和自主化水平.

2018年,日本经济运行起伏不定,一季度GDP环比下降0.2％,二季度环比增长0.7％,三季度GDP时隔一个季度再度出现负增长,环比萎缩0.6％.与此同时,经济在复苏中缺乏稳固基础.从主要指标看,贸易收支盈余收窄、大型企业信心恶化、通胀回升缓慢等;从外部环境看,特朗普贸易政策致使出口受到较大打击,造成了大型制造业企业信心恶化等.预计2019年日本经济受消费税上调前刺激消费提振,有望延续2018年温和复苏态势.但需要注意的是,消费税上调至10％和特朗普贸易政策升级等内外风险,将进一步阻碍经济复苏步伐.市场普遍认为,日本经济2019年进一步放缓已成定局,这也显示了日本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对此,日本政府将2019年经济增速从此前的1.5％下调至1.3％左右.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日关系出现改善迹象,而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为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提供重大契机.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迎来了经济合作的新机遇,应充分发挥经贸合作"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加强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引领双边经贸关系提质增效.与此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日印经贸合作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制约及负面影响.

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美国有意阻拦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保持其全球高科技领导地位.半导体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典型代表,成为美国优先打击目标.美国采取加征关税、管制出口和管制投资等手段对我国进行施压,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对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均产生一定影响.对此,我国应采取加快建立健全产业链条、构建产业服务平台、不断推动人才工作和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等措施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