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议题,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自治行动者行动仍需更深入的理论解释.引入制度理论与场域理论,构建"制度场域"分析框架,基于G市A村的个案研究,对村民自治制度如何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内在机理及实践逻辑进行阐释.研究发现,村民自治制度塑造村庄行动者行动的关键在于能否建构起村民自治制度场域.村民自治制度场域的建构离不开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认知性要素的组合供给.其中,专门行动者、监督机制和外部资源赋予等规制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权威性机制,议事内容的利益相关性、议事主体的代表性和议事流程的可操作性等规范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可行性机制,物理空间、脚本符号和角色认知等认知性要素供给赋予场域合理性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对村庄行动者的行动塑造主要通过场域机制的作用发挥,表现为自治制度场域惯习和资本.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振兴是解决乡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方兴未艾,社会企业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大有可为,社会企业如何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值得研究.文章基于脱域理论和嵌入理论建构分析框架,对社会企业碧乡公司参与L村产业振兴实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社会企业公益和商业双重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展现.脱域机制下,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发挥作用,社会企业帮助村庄超越地域限制,获取持续性外部资源供给;嵌入机制下,通过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社会企业实现村庄内嵌,与村民共享收益与发展,真正做到产业惠民.根植于传统儒家思想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赋予社会企业广阔发展空间在乡村产业振兴领域将大有可为.

文章从工具理性与主体的关系切入,关注到指标治理与基层干部之间存在张力的问题,并基于CAS理论发现:一是指标治理的逻辑机制在于通过指标生产机制和指标实现机制来实现以确定性回应不确定性的治理目标,这个过程能否有效实现主要依靠基层干部的主体适应性,而"指标反应"现象的出现正是基层干部主体适应性难以有效发挥的现实偏差结果;二是由于基层社会治理复杂系统出现主体聚集失灵、要素流动不畅、遵循线性治理逻辑和指标治理机制失当,导致基层干部的内部治理结构适应能力不够、外部治理需求回应能力不强、非线性环境适应能力不充分和治理结果多样性不充足,最终出现"指标反应".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为当前指标治理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和分析框架,这不仅是回应愈加复杂的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而且对于推动指标治理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产物,脱贫攻坚精神有重要的时代功能、文化功能与教育功能.探讨脱贫攻坚精神的时代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价值,不仅有助于解决脱贫攻坚精神转化为立德树人的资源问题、脱贫攻坚资源融入课程思政的过程问题,还可以助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基层干部在新时代的作为与担当,助力乡村振兴.为科学总结脱贫攻坚精神,通过对60个扶贫干部口述故事进行文本挖掘,可以提炼出以"奉献、吃苦、实干、担当、大爱"为核心的脱贫攻坚精神.从社会建构的学理角度来看,扶贫干部通过"角色建构、行动实现和自我超越"生成了脱贫攻坚精神,而这种精神在育人实践、乡村振兴与持续驻村中具有极高的治理价值.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推动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社区融合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形式.文章基于广州S街社区的观察,发现嵌入机制和整合机制是党建引领的重要实现机制.嵌入式党建以组织嵌入、党员嵌入等形式进入到外来人口群体中,通过发挥党建优势激发其治理主体作用.在此基础上,整合机制通过共治共商、民生服务、教育赋能、志愿服务等方面对管理、服务、资源和价值进行有效整合,从而推动社区融合.

随着楼宇经济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愈加重要,商务楼宇党建工作日益成为基层党建的热点问题而备受关注.相较于传统的基层党建,商务楼宇党建面临着多方的阻力:企业负责人的认知障碍、楼宇党员的消极参与、组织的建设困难、平台资源的缺乏等.本文以广州“S楼模式”为实践基础,运用融入式党建的理论框架,从“党建融入发展、服务融入民生、组织融入区域、党员融入群众”四个方面探讨商务楼宇党建的进路,认为自上而下的推力、党建理念与方式的创新、平台队伍的建设、组织形态的统一在促进党建与企业相互适应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商务楼宇党建工作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