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性返贫是指某一区域中有较多人口返贫,或某一人群中有较高比例人口返贫.与个体性、零散性返贫案例相比,规模性返贫的诱因复杂、危害巨大,具有动态性、群体性、区域性、突发性等特征,会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构成障碍,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并及早防范.对规模性返贫的类型诱因、多重依据、核心议题与研究转向进行分析发现,规模性返贫分为突发性、群体性、地域性三种类型,其核心议题是监测机制、预警体系与帮扶路径.未来要进一步优化此领域的研究,应从区域协调发展、反贫困治理、风险治理的视角,运用共同富裕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贫困脆弱性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以风险过程控制的闭环管理为依据,围绕"为何防—防什么—如何防—何以防—防如何"的逻辑思路,从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路径方面进行转向.

东西部协作中的社会帮扶,是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等参与东西部协作、开展社会帮扶的过程.在"十四五"时期,这些帮扶以产业协作、教育协作、就业协作、消费协作等形式,围绕"政府主导、市场主导、社会主导"三种类型开展.社会帮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保障于东西部协作的政策体系,维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府际关系,未来需要针对东西部协作中社会帮扶的需求,通过合理界定政府职能、扩大社会自主性、强化共同体意识、走向协同治理等方式,推进帮扶边界清晰化、帮扶责任清单化、帮扶目标精准化、帮扶路径多元化.

如何通过集体经济重塑乡村公共性,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基于"动员-经营-合作-共享"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变五合"改革实践的分析发现,该模式通过股份制合作不仅化解了乡村发展面临的资源配置、成员权利、利益分配等难题,促进了农村资源的整合联动,实现了集体经济的"再生产",还对构成乡村公共性的组织要素、资源要素、关系要素、空间要素进行了重新配置,进而促进了乡村公共性重塑.乡村公共性是理解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其重塑对于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至关重要.因此,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为核心要义的"三变五合"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对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都有重要的助推作用.

东西部协作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和帮扶政策,并随着我国减贫治理方略的调整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实践中,东西部协作受国家、市场、社会等三重力量的推动,呈现出不同的面向特征与行动逻辑.其中,国家力量的介入是东西部协作能够顺利开展的首要条件,主要依托科层制的层级体系与超科层制的府际关系,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常态化的考核机制与混合制的考核方式,促进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不断推进东西部协作迈向新征程;市场的力量则因东西部协作的经济效益而凸显,通过市场化运作、博弈式合作和互嵌式推动,促进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共融互通,为东西部协作多维赋能;社会力量的介入则整合了社会资源,通过嵌入式参与、激励式引导与互助式成长,加快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协同,推进大协作格局的形成.未来,东西部协作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等三重力量有望在互动式治理的推动下,实现相互嵌入、共同成长.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开发主体,以市场化的手段参与乡村项目的实施、运营以及乡村产业的发展;二是承担社会责任,将资源嵌入乡村振兴中,开展公益活动,进行社会帮扶.无论何种方式,企业初期均是以"他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要让这种参与真有成效,必须被受扶地接纳并融入受益者的"圈子"中.以传统力量为载体进行沟通协调,是帮扶者融入当地、提高参与成效的重要途径.在基层社会,传统力量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在增强村民信任、管理村庄事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企业帮扶过程中,心理防御、观念落后、利益纠纷等因素共同影响着村民信任.为此,G集团创设了"老村长"制,发挥其在上下沟通、左右协调和出谋划策等方面的作用,不仅有效提升了企业帮扶的成效,还实现了村民信任与传统力量的再生产,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During the poverty eradication campaign, a large numbe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sets have been formed in China,which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farmers’ income growth,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utcomes.In the stag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ood management, good use and active utilization of these assets can b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the return to poverty on a large scale. Therefore, it becomes a difficult problem to ru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ssets and retain and increase their value so that they can really have profit-making fun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ast-west collaboration,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mode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ssets with the new "4+" ultra-close collaboration as the core is of great value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model takes "western（west China） elements + eastern（east China） concept", "western assets + eastern operation", "western resources + eastern technology", and "western products + eastern market" as the key features. It is an epitome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trans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integrating their resources, integrating technologies and revitalizing assets through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embedded factors, interaction of different entities and mutual benefit. The governance concept, technology and mechanism presented are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all fields of east-west collaboration and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on.

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央统筹、地方协作、基层落实"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在中国政府治理过程中具有较为深厚的制度渊源.相较于普通项目制,东西部协作项目制具有明显的"央地联动""东西协商""基层协同"特点,由此呈现出"统筹式发包""协商式打包"与"协同式抓包"的运作逻辑.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项目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利益联结不够完善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等困境,让项目有序运转中的公平与效率、项目持续发展中的输血与造血、项目梯度转移中的数量与质量难以兼顾.因此,如何让依附、嵌入但又超越科层体系的东西部协作项目制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发展,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中有所作为,值得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东西部劳务协作是指东部发达省份与西部欠发达省份之间进行劳动力资源合作与协调,促进人员流动和就业机会跨区域调配的制度安排.稳岗就业可以缓解劳务输出地的就业压力,提升劳务输入地的劳动力供应,从而促进劳务协作.在此背景下,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对西部四省部分助力稳岗就业的职能部门、用工企业、务工人员进行深度调研发现:务工人员稳岗就业经历了多重空间转换下职业身份的转变、认同观念的转换、行为方式的转移三个阶段,稳不住岗的问题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与其身体、心理、语言、思维、文化的不适应有关.这些不适应会导致务工人员认知失调,进而引发不能稳岗的问题,建议从政府、企业、社会三条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稳岗就业成效.

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不但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还留下了宝贵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亟待挖掘、利用与传承.依托课题组对扶贫干部的口述访谈,基于对集体记忆理论的分析发现,符号记忆、情节记忆和价值记忆是脱贫攻坚集体记忆的多重面向,这些记忆具有政治认同的催化剂、文化整合的黏合剂和乡村振兴的助燃剂等多维价值,其生成理路源发于个体记忆的唤起,形塑于突生机制的作用,达致记忆认同的许可.可从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意义再生产三个角度对集体记忆的传承路径进行探讨.

东西部扶贫协作是1996年以来中央政府动员东部经济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项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广州市N区帮扶贵州省L县为例,探讨东西部协作中的协同模式及其结合的途径.研究表明,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的协同模式有科层协同、市场协同和网络协同三种模式.科层协同在整个扶贫协作中处于核心位置,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协同有劳务市场协同、产业市场协同和消费市场协同三种类型;网络协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府际之间人才交流和挂职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协同,另一种是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的社会帮扶网络协同.三种协同模式的结合有赖于目标考核和项目制的推行,其中目标考核驱动科层去主动结合市场和网络,项目制则有助于实现科层和市场的协同.

为有效检验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以黔、滇、桂、川四地民族大学学生为抽样调查对象,对政策受益者的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信任与公共参与的正相关关系在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中得到验证,但享受政策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却可以通过政策获益和政府信任来增强.也就是说,政策获益比享受政策更能提升其公共参与水平,政府信任在政策获益与公共参与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对此,建议在对以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修订时,着重从政策受益公平化、政策执行透明化等方面来进行,通过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获得感来增强其政府信任程度,进而促进他们的公共参与水平,提升政策实施成效.

十九届四中全会后,我国的减贫战略向"相对贫困"转移这一事实被国家层面正式认可.相对贫困阶段反贫困的关键,在于脱贫户的脱贫意愿、脱贫能力、脱贫机会问题,因此解决的核心是强化脱贫户的认知、行动与资源.由于扶志主要是扶思想、扶信心,扶智主要是扶思路、扶技能,前者关涉个体心理即可持续发展意愿,后者关涉个体能力即可持续发展行动,二者共同解决的是脱贫户的"可持续发展意愿、可持续发展预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且这些问题除与个体因素有关之外,还与家庭状况、社区资源、社会支持有关.因此,文章从影响脱贫户心理与行为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因素出发,将相对贫困视域下促进脱贫户志智双扶模式界定为"个体培育、家庭导引、社区协同和社会支持"的"四维一体"的模式,并对构建这一模式的依据、内涵和路径进行系统分析.

三线建设是在特殊时期以巩固国防和加强备战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为达成调整目的,当时利用制度安排、利益共享、精神鼓励等备战动员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到三线,一批批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西部,他们形成了以"服从意识、训练意识、保密意识、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备战意识.通过亲历者讲述这些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增强"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社工机构参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不仅有助力于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的"后半篇文章",更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加强和改进基层社会治理.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实证调查的素材为案例,分别从多维嵌入、叠加赋能、情景脱嵌、赋权增能四个角度,对社工介入易地扶贫搬迁的角色身份、运行机制、行动窘境与行为面向进行分析,然后就介入的优化路径及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启示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作为资源搬运工、关系润滑剂、信息传播者与能力培育者的社工组织,其"他治+自治"的运行理念,"常态化+运动式"的运行模式,"项目制+企业化"的运行方式,"专业化+公益性"的运行手段,是其有效助力搬迁社区治理的密码.不过,嵌入中的身份认同尴尬、政策供给不足、工作能力欠缺、角色定位模糊等问题,需要在搬迁社区后续治理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予以优化与解决.

"驻镇帮镇扶村"是一种基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整域性帮扶模式,它依靠"项目化运作、嵌入式帮扶、集成性整合、跨界面打包"的整体性逻辑,通过将帮扶力量由乡村上移至乡镇,在帮扶思路、帮扶关系、帮扶组织、帮扶内容上进行创新,实现整域性帮扶.不过,实践中该如何协同政策设计与运行过程、匹配帮扶实践与受扶需求、均衡帮扶动机与受扶行为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这就需要在完善制度规范、优化制度设计、理清职责权限、加强考核监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处理好帮镇扶村与联县带户的点面关系、凝聚合力与发挥优势的上下关系、自身造血与外部帮扶的内外关系,使帮扶工作能真正促进协调发展、协同发展与共同发展.

东西部协作作为"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践行举措,在助推解决贫困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融合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诞生以来,东西部协作政策随时间变迁发生了一系列的扩散.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框架,以1996-2021年东西部协作政策为研究样本,利用Nvivo软件,分别从空间维度、内容维度、组织维度研究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现象,分析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的表征、逻辑与启示.研究发现,东西部协作政策扩散与政策背景、府际关系、制度效能有关,要在乡村振兴阶段强化这一制度,加强党建引领是根本,督促权力下移是关键,完善考核评估是保障,开展深度合作是目标.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为响应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个体或群体自发倡导和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具有成本低、可复制性强、传播速度快、群众基础广泛等特点.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背景、动因、维持及扩散进行系统分析发现,在村庄治理资源的跨界整合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其逻辑机理在于促使村民行为积分化、要素聚集平台化、村庄运行信用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下村庄治理资源持续跨界整合,在保持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同时,要对阻碍村庄治理资源整合的体制机制、政策资源、市场机会等予以消解.

口述史是基于特定的研究目的,利用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收集、整理和保存受访者口头叙述历史记忆的研究方法.近年来被广泛用于社会学、传媒学、心理学、医学、档案学等学科领域.其中,社会学与口述史的关系最为密切,两者通过社会性、功能性与历史性的逻辑互构,从而在个体既视感的群体幻象、个体生命历程的社会轨迹和个体记忆的集体表征中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但也存在着规律的域限性、记忆的主观性及时间的纵向性藩篱.随着跨学科的发展趋势,社会学视域下的口述史研究应在研究场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分别注重情景性、大众化和田野性的研究取向.

按照人类心智进化方向,人类认知从低到高可以分为神经层级、心理层级、语言层级、思维层级和文化层级的认知,这五个层级的认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适应有莫大关系,可据此将搬迁户的社会适应分为身体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思维适应与文化适应五个方面.调查发现,无论是身体适应、心理适应、语言适应、思维适应还是文化适应,搬迁户均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其在"他乡"的生活质量.究其原因,主要是原有生活共同体破裂后熟人社会难以重构,新共同体难以融入.为此,在构建搬迁户社会适应的路径时,应在强化经济因素、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对搬迁户社会适应的影响与价值时,通过转变思维认知营造社会适应氛围、关注心理需要激发社会适应动力、增强发展能力提高社会适应水平、搞好社区建设促进社会适应能力.

作为确保驻村帮扶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一环,驻村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是督促驻村干部认真履行职责和义务、唤醒其工作责任意识、激发其驻村担当精神的重要手段.驻村干部考核要素经历了考核主体由"体制内"向"体制内外结合"转变,考核标准由注重"勤"向注重"绩"转变,考核方法由"结果考核"向"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并重"转变.驻村干部考核具有的"预警""监管""问责"三大功能,构建出"预防性考核—过程性监管—科层式问责"的逻辑链条.在乡村振兴阶段应进一步优化考核,做好考核机制的有效衔接、优化考核模式、增强驻村干部的自我驱动力和能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