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风险角度出发,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结构性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同业业务扩张的成因.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风险渠道抑制商业银行信贷业务流动性创造,促进同业业务流动性创造.风险规避动机是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结构性变动的重要原因,上述关系在同业杠杆率较高的小型商业银行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结构性调整有利于商业银行规避个体企业违约风险,但增加了金融系统内部关联性.底层资产风险较高时可能形成风险转嫁,加剧潜在系统性风险.政策当局应致力于穿透式监管,注重底层资产风险的识别与披露,在不同类型资产业务间建立风险隔离机制,谨防同业业务风险溢出.

从央地关系角度理解中国经济奇迹,需要与财政激励变迁的主线相衔接,在制度和激励机制的演进上探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财政包干制时期,放权让利与财政收支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经营企业"的直接动力;分税制改革后,在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分成收入的激励下,"经营开发区"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特征;所得税分享改革之后,对营业税和土地财政的倚重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主要动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债务扩张成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进一步激励地方政府行为向"经营债务"的嬗变.展望未来,应依据新发展理念确定改革路径,加快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不断释放央地关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骨架的制度效能.

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其中隐性债务才是“房间里的大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是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借道”融资平台、土地抵押、影子银行、PPP“新马甲”等途径实现隐性债务扩张,在金融、财政、政治主体间的传导形成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隐患.此外,笔者的分析揭示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源于“财根”“地根”“银根”的“三根纠缠”,本质上是地方官员主导下政治-财政-金融“动态关联”下的利益扩张,因此,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进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应基于“财政-金融-政治”的三维视角着手,确保财政金融政治改革的动态联动,为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思路.

伴随着我国产能过剩局面的形成,实体企业的投资意愿也呈现出消极态努,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生产经营之余将金融化作为企业的投资策略之一.但是,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更是社会获得长远发展的保证.实体企业适度的金融化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业绩提升,但是过度金融化对企业、社会来讲都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基于企业金融化对整体金融环境以及实体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企业金融化的内涵、影响因素与动机以及企业金融化产生的经济后果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