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m contestation has emerged as a forefront issu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It is both an extens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norm studies agenda and an outcome driven by the recent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From the theoretical standpoint,norm contestation studies emphasize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within norm structures and the dynamic entanglement of multiple actors as key drivers for norm contestation and evolution.In empirical studies,scholars have explored various political debates and competitions that occur in the processes of norm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orm appl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s.Contestation can either weaken or strengthen norms.How to measure and explain the effects of contestation and whether contestation influences the stability of the norms remain the focus of current debates.While the study of norm contestation has opened up new research areas and promoted theoretical progres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t also suffers from fragmentation and other problems.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hasize ontology and ech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changing world and China’s diplomacy.Issues such as contestation strategies can be explored further.
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作为国际体系霸权国的美国经常性地成为多边国际合作机制的修正者.基于对谈判改制与退出制度这两个基本选项的权衡,美国对各种国际制度采取了不同的修正策略.当美方具备有吸引力的退出选项,能对其他方面构成压力,同时改制的各种阻力较小,谈判成本较低时,美国的主导策略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谈判改制,以退出选项为支撑促使其他方面作出妥协.当退出选项本身吸引力较大,同时由于各方偏好差距及国际制度程序等原因而谈判成本较高,改制短期无法实现时,美国则倾向于直接退出策略,废弃或是绕开既有制度而自行其是(包括在条件许可时建立新制度).当退出选项本身的吸引力有限,而各方存在一定的谈判妥协空间时,美国可能采取某种形式的混合策略,将或威胁退群或实际退群作为提升信号可信度的手段,或将实际退群作为谈判过程中的内部选项,从而施加改制压力,克服谈判成本,推动制度变革.最后,当退出不构成现实选择,作为威胁的可信度较低,而改制谈判的成本也较高时,美国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约定义务、瘫痪既有组织职能的策略,以此减少自身成本并进一步施加压力.总之,在不同的环境下,霸权国修正国际制度的策略选择不同.多种情境下都可能出现霸权国退群的现象,退群在不同的战略背景下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主场外交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变化.除了扩大国际影响力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考虑,中国主场外交还有很强的国内驱动力,服务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需求.全球互联互通已成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背景,中国需要统筹协调国内行为体的涉外行动,同时积极引领国际合作、塑造全球治理向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方向发展.服务国家治理的考虑充分反映在中国主场外交的议程设置与实践作为中.在国家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主场外交提供了独特的集成式实践平台,能够发挥聚焦效应、规模效应与整合效应,在效率和成本方面往往也具有独特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各种主场外交实践既有助于顺应本国政策动向,统筹对内对外信号传递与舆论塑造,争取国际配合,促进国内动员;也有助于协调内外多方,编织合作关系网络,拓展关系治理;还有助于整合并提升各种国内行为体的国际参与,淬炼工作能力,推进协同治理,从而发挥配合国内治理变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多重效果.主场外交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和提升外交外事服务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在经济转型升级与反腐败追逃追赃等领域有力配合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改制与建制这两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策略间存在关联性.既有研究或将建制等“退出”实践视作改制“呼吁”失败的后果,或将建制能力作为威胁“退出”的支撑,视作改制“呼吁”成功的前提,这都难以解释时常出现的二者并行的“两手策略”.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思想的博弈模型推演,改制成功以及建制推动改制需要存在一定的谈判空间,而谈判空间则由求变方与守成方的外部选项以及改制本身的成本三者共同决定.区别于其他“退出”选项,成功的建制能带来额外收益,从而改变上述条件间的平衡.当守成国对求变国合作的依赖程度较低或者改制本身成本过高时,建制选择作为“退出”威胁本身或许可信,但未必能有效地支持改制.守成国对改制的要求将努力予以抵制和拖延,对“退出”的态度则有不确定性.从求变方的角度看,改制受阻固然是建制的重要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新制度能否带来净收益,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选择.建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改制谈判,相反在谈判空间依旧存在时,新制度也可能改变外部选项间的平衡,克服改制成本的约束,并作为讨价还价中的内部选项来推动改制谈判.这是出现“两手策略”的基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竞争就展示了上述逻辑.
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经验,特别是所谓"朝贡秩序"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的新热点.这一议程的兴起有回应现实发展与学术竞争两方面的意图.对国际学术界几部代表性著作以及它们所引发讨论的检讨,展示了相关研究在知识生产与接受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就理论创新而言,它们在基本思路上大都潜藏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或夸大东西差异,或忽视理论推广的空间.就政策思考而言,考虑到东亚区域的现实状况,"朝贡"和"霸权"都不符合中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其启发价值有限,甚至还可能成为话语陷阱.古代东亚区域政治是高度复杂的历史过程,学界要从"朝贡"中"挽救"历史,充分注意东亚历史在"朝贡"之外以及"朝贡"之内的复杂性与变动性,扎实推进历史比较.学者们要有"无问西东"的气度,突破由上述双重意图以及"东一西"二分思维所造成的自我束缚,警惕各种形式的自我中心偏见,积极推动对话互鉴,构建多元、包容的东亚秩序,发展基于东亚又超越东亚的国际关系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