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办的“动荡变革期的国际政治走势”暨2022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对国际政治走势以及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的目标与任务进行了研判。
大国竞争的战略节奏是一国决策者依据国内外形势节律性调整轨迹发展的速度与波动程度的动态过程.在内外因素的约束下,战略节奏变迁呈现加速或延迟、平稳或起伏、断裂或延续的非线性变化特点.在特定时间内稳定发展的对外战略节奏可能在偶然的外部冲击下急剧变化并偏离原有轨迹.间断均衡理论认为,外部冲击反馈与大国竞争程度两大变量驱使战略节奏发生"平衡—冲击—间断—平衡"的变化.根据外部冲击的正负反馈与竞争程度高低,可将战略节奏分为激进变革、积极进取、时机顺应与拖延观望四种类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环境下,印太地区的大国竞争节奏呈现出渐进稳定与剧烈变化交替叠加的趋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方针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奋发有为",呈现积极进取的战略节奏形态.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开始反思与调整拖延观望的战略节奏,加紧对华战略制衡.而在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与中美竞争大背景下,莫迪执政下的印度积极把握印太变局下的发展机遇,其战略节奏呈现激进变革的形态.面对中美印竞争关系的复杂联动,中国外交须审慎平衡大国竞争与外部冲击的双重约束,在奋发有为的战略节奏中坚守战略定力.
自开禧伐金失败到端平元年宋蒙联军亡金的28年中南宋的对金政策是战略决策反复自我否定的经典案例.前景理论中的沉没成本学说假定前期投入的成本将干扰决策者的风险认知,继而影响后继政策的发展.然而,尽管南宋在宋金关系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构成了其决策集团的沉没成本,但这些成本未能促使南宋采取坚定的北伐政策.鉴于既有研究的解释力不足,需要对沉没成本假定进行修正:决策者对于沉没成本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决策集团内部还存在着沉没成本的类型差异.敏感度与类型的差异造成的沉没成本竞争和排序使得共同沉没成本效应复杂化.此时,即便决策集团存在共同沉没成本,也可能受其他沉没成本影响而产生严重的内部分歧.修正后的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南宋决策集团在伐金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君主、权相和士大夫集团都受到对金交往屈辱历史的深刻影响,但他们在伐金还是和金的路线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敏感度差异,国内政治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作为其他类型的沉没成本干扰着决策集团达成共识.最终,政治上的内讧使南宋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机遇期,未能坚定选择伐金与和金两种选项中的任意一项.
规范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新兴国家如何推动国际规范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聚焦建构主义前沿理论有关"争论"的研究,作者把争论的内容分为自主争论、工具争论和目标争论,认为新兴国家可以运用争论内容的递进来推动国际规范转变.自主争论是为自身行为辩护,工具争论旨在反思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目标争论则重塑如何行动才具有正当性这一价值判断.争论递进的机制是学习,即通过成功实践创造可供观察与解释的经验证据,进而促使国际认知社群实现自我理念的更新.在资本账户管理方面,马来西亚与中国成功实践了适用于本国的"非正统"政策,为国际技术专家提供了新的学习素材,进而推动了管理资本流动规范的转变.争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必然受到冲击,但争论内容的不断递进会对国际规范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短期内难以利用强制、模仿和说服等传统理念传播方式,但新兴国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广其理念.在此过程中,成功的实践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关键因素.缺少经验证据的累积,单凭外部危机所触发的"机会窗口"无法真正实现国际规范的转变.
针对当前美国对华价值观外交实践,认知理论指出,美国决策者认知倾向的转变促使其在对抗的二元模式下重塑了对华政策框架,导致对华各领域交往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中美价值观矛盾迅速激化.在后冷战时期,秉持一贯价值理念的美国历任决策者将价值观因素纳入对华决策过程,并对双边关系走向和互动模式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依赖于"图式演绎"机制在决策者认知层面发挥的导向作用:基于对既往相关政策图式的借鉴,决策者得以在有限的决策空间内完成对当前情势应对方案的选择、在话语层面形成相应的政策叙事,并将其确立为指导具体政策行动的原则.作者借鉴图式理论和公共政策学叙事分析方法论,搭建起图式—叙事—政策分析框架检视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过程,尝试为价值观外交政策趋向的演化提供一以贯之的解释.研究发现,基于对"冷战图式"的演绎,不同美国决策者的主观认知决定了价值观因素对中美关系作用的方式、时机、场景及限度,其差异通过政策叙事的不断重构得以连贯呈现,并持续塑造着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互动模式.在双边关系复杂变化的当下,强化认知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美认知域博弈态势的把握,并为应对美国对华竞争、管控竞争风险带来启示.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出台和实施是数据领域监管一体化的具体实践.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功能外溢、政策环境、掣肘力量和外部冲击四个因素的影响.作者在借鉴新功能主义理论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功能主义理论修正框架,并利用该框架考察和分析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出台的过程.研究发现,欧盟单一数字市场建设和超国家层面基本权利保障是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政策出台的内在驱动力.立法机构的关键性人物及欧盟相关机构的积极参与为数据保护条例出台提供了智力支持.隐私保护等非政府组织的发声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推动欧盟委员会发布更严标准的数据保护法草案.当《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进入欧洲议会审议草案的阶段时,因受到欧盟各成员国主权意识与相关行业游说等强大掣肘力量的影响,立法进程严重受阻.然而,突发的斯诺登事件提升了公众对数据保护议题的关注度,驱使各行为体形成强大的话语联盟,形成了更加有利于政策出台的域内环境,进而推动了立法进程的展开.在数据保护法草案进入欧盟理事会审议阶段后,由于缺乏外部冲击,驱动力量与掣肘力量共同作用,使该法案在欧盟成员国主权意识与规范的"欧盟化"之间实现了妥协.法案中的数据处理原则和数据监管原则相关条款在欧盟理事会版的草案中被大量修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商业公司及欧盟成员国政府的部分诉求.
当发达国家在多边谈判中难以达成其规则改革目标时,它们可能会运用场所转移策略,将规则推广行动转移至其占力量优势的双边或复边平台,引导和劝说单个或少数目标国接受新规则,推动新规则的支持者和推广者力量逐步壮大,最终达成改变传统多边规则的战略目标.然而,场所转移策略的长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引导和劝说行动无法实现稳定的社会化效果,起决定作用的是新规则落地后的治理绩效.有积极绩效的新规则可以持续扩散并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认知,从而抵御规则制衡行动;那些产生负面绩效的新规则将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反思意识,更容易遭受规则制衡行动的冲击.对发达国家主推的所谓"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和碳定价规则不同发展轨迹的比较分析支持了上述论点.在"高标准"知识产权规则方面,美国与欧洲国家虽然通过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了新知识产权规则的初步扩散,但随着此类规则负面绩效的不断显现,发展中国家正采取抵制和制衡等手段维护"南方优待"规范在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碳定价规则方面,虽然欧盟的规则推广行动也曾遭遇挫折,但碳定价对低碳转型的积极作用已得到实践检验并推动着新规则不断扩散.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胸怀天下更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把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近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往往被视为由传统天下向现代世界转换的过程.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天下思想始终在场.通过近代中国学人的创造性转化,天下思想不仅适应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且彰显出中国对外关系理念中一以贯之的人类共同体理想与大国担当.作者运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资料与研究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学人对天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路径、特点及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近代中国学人在对中外历史与社会的比较研究中,通过阐释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重构了"家—国—天下"的社会理论逻辑,实现了对天下思想的价值重估.其次,天下思想的内涵被近代中国学人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公天下的责任观、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传统、定与通的心性政治以及对于"国际社会中人"的重视,从而为化解现代国际社会的危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最后,经过近代中国学人创造性转化的天下思想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接受集体安全规范、联合弱小民族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及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重新发现天下思想,对于深入挖掘天下思想的当代价值,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现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理论启示.
中美两国在竞争关系下的制度互动致使一些国际制度复杂性出现"脱钩",另一些却出现耦合.因此,何种因素导致国际制度复杂性走向耦合则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大都研究聚焦于不同制度的差异及制度主导国之间的对立,未能解释国际制度复杂性在国家间竞争关系中走向耦合的现象.为解决理论与现实政治不符的缺陷,作者重点考察了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参与多项制度的多重成员国家,并探索其结构性权力对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影响.由于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加入了多项制度,多重成员国家能够对制度的合法性和效能产生影响,进而在国际制度复杂性中具备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既能产生制度间趋同的聚合效应,又能够推动制度间的差异化分工,进而塑造国际制度复杂性的耦合.当多重成员国家依附制度主导国时,前者便丧失了结构性权力,进而产生"制度俘获"并加剧国际制度复杂性的分散化,最终致使国际制度复杂性"脱钩".将当前中美关系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世界银行的耦合、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与澜湄合作机制的"脱钩"作为正负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上述理论得到验证.
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正在建立和增强对印度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这是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典型案例之一.通过明确国民志愿服务团影响印度政府决策的动因和路径并引入权力地位衡量框架,可以解决相关因果机制确定难题,并据此将其影响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期主动让步或推动团党相互让步;二是2017年以后否决莫迪政府多项政策,主张更多的经济和外交权力;三是2019年大选之后,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导加强了印度人民党中央、邦、大区和区县四级组织的组织部部长制度,全面掌控了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工作,对莫迪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决策具备更大影响力.国民志愿服务团对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也呈现出相似的轨迹:2017年后,国民志愿服务团转变此前的协调风格,主动涉入印度对华经贸和中印洞朗地区对峙等问题,推动莫迪政府以强硬立场处理两国分歧;2019年以来,国民志愿服务团强势推动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政策,中印经贸关系等一些低政治议题被抬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加强了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将其敌对思维下的一系列对华政策主张转变成莫迪政府的现实政策,中印竞合关系正被推向全面竞争和冲突状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
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当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常用的三个概念.它们在研究中经常被互换或交叉使用,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揭示和解释某种规律,但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准的背景下,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研究议程,探求不同的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该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从普遍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坚持本体意识,扎根中国实践,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为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构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知识涵化是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理论,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开放性接触形成知识的相互影响并导向知识再生产.知识涵化是一个过程,包含单向涵化、双向涵化和交互涵化等相互关联的阶段.单向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影响另一种文化中的知识再生产,特征是知识的学习借鉴;双向涵化是指两种文化中的知识以自身显著性并通过交流辩论产生相互影响,特征是知识创新;交互涵化则是不同文化中的知识在相互影响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共同知识,特征是知识汇融.知识涵化是一个开放性过程,以知识的多样性消解学术话语霸权,形成基于多元基础的共同知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40多年的发展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个知识涵化的过程,以开放性涵化起步,当前正处于双向涵化阶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中华性".但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也不是以自文化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取代他文化理论,而是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化,向着建构人类共同知识的终极目标迈进.
规范竞争是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形态,解释规范竞争结果产生的原因对于理解规范制定权的来源具有关键意义.参与规范竞争的国家需要发掘和处理个体或集体经验、历史或现实事件以及科学知识或统计数据等信息资源,使之适于支撑自己的规范主张,而信息生产的方式将影响规范竞争的走向.信息生产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一国独立生产信息、联合立场相近的国家组建信息生产与共享网络以及动员跨国机构参与信息生产.在不同的信息生产方式下,国家提供信息的质量存在差异.信息质量越高,越能够吸引尚未做出立场选择的中间国家将该信息引入本国的外交话语,以便进行自我表达和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有效争取中间国家支持的一方将更容易在规范竞争中获胜.对于核裁军及网络安全两个议题领域的案例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部分无核武器国家通过动员众多跨国机构参与信息生产,推动了《禁止核武器条约》在联合国表决通过;美国及其盟友借助信息生产和共享网络的运行在网络安全规范制定中占据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参与规范竞争不仅需要阐述自己的规范主张,还应提升组建国家间信息生产与共享网络或者动员跨国机构参与信息生产的能力.
工业赶超是指后发国家在工业领域追赶和超越先发工业国的历史过程,其以技术创新为基础.技术的报酬递增特性使潜在的后发优势并不必然转变为现实发展动力,后发国家通常只有在技术范式的转换期才有可能实现工业赶超.然而,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难以抓住赶超的机会窗口,这是因为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只有在生产组织形式相应革新时才能充分获取.从手工工场到机器大工厂再到现代企业制度,主导性生产组织形式的演变离不开不断提高的劳动力要素流动程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美国、德国和俄国三个后发工业国家对英国的工业赶超历程反映了后发工业赶超的初始条件与核心机制.美国和德国的劳动力要素流动障碍均得到破除,两国发展起与新技术相匹配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由此超越英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主导国和工业领先国.俄国劳动力要素流动则受到严格限制,导致俄国仍保留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进而被锁定在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态.中国应着力破除阻碍劳动力和人才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充分获取工业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和实现后发工业赶超提供强劲动力.
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必须对此提前谋划、前瞻治理.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它们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征.人工智能基于其"技术—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二是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据此,须从三方面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首先,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最后,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应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
针对争论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变这一问题,作者结合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从中国春秋时期国际战争规范退化的历史中提炼出一个解释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框架: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规范争论的结果会影响规范演变的方向,当国内规范争论的结果违背原有规范下的社会预期时,会经由规范之间的相互嵌入性导致与国内规范相连的国际规范出现退化;同时,这一效应会随着现实主义范式所强调的国家间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而被放大.为此,作者创建了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规范争论和国际战争正义性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以定量方法检验并支持了该框架推导出的假说.分析揭示,"春秋无义战"的出现未必是由于楚国等异质性修正主义大国对周礼战争规范的挑战,而更多是规范主导者周王室的衰微以及各诸侯国在争霸竞争中实力趋近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有助于我们透过国际规范演变的理论视角和中国古典国际关系的历史启迪理解当下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危机.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全球视角对当今人类所处历史方位做了精准概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理解全球挑战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维度,这其中就包括全球经济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全球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区别有两点:一是学科基础不同,分别为政治学和经济学;二是关注层次各异,分别为国际和全球.其中,后一点又将全球经济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区分开来.
到204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会更加确认2020-2022年是进入21世纪尤其是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对国际系统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年.我们无法确定地知道未来,但又不得不对未来大势进行一定的预估.在此,笔者也只能斗胆抛砖引玉.
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走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告别霸权、进入多元和竞合纠缠体现了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世界霸权秩序结束,两极格局难以形成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构建了一种世界霸权体系.除国家实力外,美国还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并加强由自身主导的国际制度,维护和巩固其霸权体系及霸权国地位.美国的影响力几乎延伸到了整个世界,其主导国际议程设置的能力也相当强大.一次袭击美国本土的"9·11"事件就使反恐被列入最重要的世界议程之中;一场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可以演化为世界重大事件,几乎所有大国都予以响应.因此,在1988-2008年的20年中,世界秩序被称为"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