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解决农民生产上的困难,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确立了以农贷扶助农民生产的工作思路.初期,因农贷办理经验不足,这一工作未达到理想效果.1942年开始,为充分发挥农贷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作用,根据地将农贷管理权集中到北海银行手中,渐次对贷款对象、用途,以及贷款发放和回收程序进行了制度化建设.1944年以后,为支援山东农业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工作方式,不断完善农贷制度.山东抗日根据地构建的农贷制度,既符合农业发展要求,又在战时切实可行,不仅配合了山东的"减租减息"、农业大生产运动,亦加强了中共对农村基层的管理,密切了党群关系.

查禁伪钞是中国金融抗战的重要内容,这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表现得尤为显著.最初中共虽确立了"联法禁伪"策略,但受法币牵累,成效并不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钞倾销更为剧烈,法币通胀愈加严重,根据地内"禁伪"工作也问题频出.中共积极探索新的斗争策略,尝试建立独立的货币体系,综合利用多种手段查禁伪钞,"禁伪"工作逐渐取得成效.1944年以后,随着沦陷区不断根据地化,伪钞问题又有所抬头,中共继续采取措施防止伪钞反弹.纵观这一过程,货币的自发流动性、民众的趋利避害性、政策的变换发展性,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查禁伪钞工作困难重重.中共以保障民生、打击伪钞为核心的斗争方式,使得根据地金融能够扎根基层,从而推动反伪钞斗争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性查禁,逐渐发展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自觉行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缓解财政危机和推进币制改革,清政府开始兴办新式银行,组建了户部银行,后改组为大清银行,尝试构建中央银行体系.就制度而言,户部(大清)银行以章则明定拥有发行货币、监管市场、经理国库等职能,已初见央行模型.从实践来看,户部(大清)银行在巩固纸币信用、缓解金融危机、调和全国汇兑等方面,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过程糅杂中西,既有对当时欧美央行制度的借鉴与深化,更是对中国传统经验的利用和改进.若从现代中央银行的理论去审视,这些举措多有不成熟之处.但若对比同时期其他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探索历程,不难发现,这些举措仍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中央银行体制,而且基于中国社会的主动实践,参与了世界央行体系的构建.

"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详细"排法"斗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货币本位市场的运动."排法"并非完全抛弃法币,而是将法币掌控起来作为根据地的"外汇",以平衡内外经济.就政策而言,"排法"斗争经历了从联合到排挤再到排除法币的转变.斗争实际是中共以法币为媒介与日伪进行的货币战,国民党影响甚微.就实践而言,"排法"斗争中民众质疑与日伪打击相伴而至,中共在经历了失败与调整后才最终获取民众信任,基本廓清根据地货币市场.此后,工商管理局对金融体系的维护亦是"排法"斗争的延续.通过"排法"斗争,中共掌控了区域货币控制权,使其较早在山东地区获得以货币调度各种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也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能成为中共革命通向成功的有力跳板的重要因素.

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①(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在既往学界忽视、论述不够的问题上,在整体勾勒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历史的同时,更加细致地探讨了当地战争、灾荒与瘟疫下民众的生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山东设立北海银行印发北海币.北海币发行初,其信用移植法币信用,但因银行实力薄弱、中共经验不足,加之日伪攻击、国民党限制、民众质疑,货币信用极不稳固,无法发挥应有的调剂经济效用.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法币加速贬值,北海币受其牵连,信用不断滑落.中共通过法币折价、主辅币调换等措施,尝试建立北海币独立的信用体系,但北海币信用依旧未完全脱离法币的桎梏.第一次“排法”斗争失利后,中共逐渐统一认识,决定完全排斥法币,创设出集货币发行及币值调控为一体的物价本位制.最终,中共对北海币信用建设演变为民众对货币的普遍信任.